4月20日，以撤换失职高官、增加行为透明和信息公开为标志的政府举措成为一个分水岭。自此，我们的社会经历了从无序向有序，从恐慌到理性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NGO以不同的方式做出了反应。
4月28日，中国医学基金会等12家非营利组织向社会联合发出倡议，呼吁非营利组织行动起来，通过防治宣传，增强民众信心和责任意识；向国内外募集资源；沟通信息；援助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组织进行了资金募集并对医院和医护人员开展了慰问活动。南京爱德基金会也紧急召开小范围会议，决定向国外筹款，为西部地区医院购置急用的设备。现已将筹集到的十多万元购买防护设备，发往山西和内蒙两省的一些县级医院。在SARS逐渐平息之际，爱德基金会已在考虑在未来的乡村医生培训中，增加SARS等传染病的内容。
4月底，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在西安市开展了“众志成城、抗击非典”大型系列宣传画进社区活动，之后又筹集16万元，以“知识 权益 力量”为题，在5月16日将防护和宣传品发往陕西宜川、丹凤、山阳、紫阳等县和商洛市的农村各乡、镇、村庄，在农村开展干预活动。
红枫妇女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和东方华禹危机处理干预中心等民间组织参加了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委员会、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牵头，并由9个机构联合开通的两条“非典心理援助热线”。热线自4月底开通至今，受理有效电话近2000个，还印制了宣传册和图书。《心理调适齐战非典》一书已由北大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大学为热线提供了启动资金，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也随后追加了投入，使热线成为非营利组织与学术机构、政府部门三方合作应对SARS的范例。
SARS也为刚刚成立的草根NGO提供了社区服务的机会。以维护弱势群体权益为宗旨的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通过热线和社区紧急救助为散落在北京的打工者服务。北京惠泽瀛咨询服务中心开通了天使家园热线，为一线医护人员及其家属提供心理咨询。（见第3页）
SARS还引发了人们对政府体制的全面反思，NGO也对危机中暴露的各种问题加以关注。NPO信息咨询中心、瀚海沙关注荒漠志愿者行动网络等NGO利用快捷的网络资讯手段，通过在网站上开辟专栏以及电子通讯交流信息。瀚海沙以密集的频率发出SARS通讯，及时发布和传递公众、环保志愿者、动物保护者、专家学者的反思和意见。话题从SARS的社会经济影响、政府体制与公共危机到民众心理素质、人与自然的关系和野生动物保护等等，宏观和具体，不一而足。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第二期草根月讯（SARS专集），也刊录了反思文章，介绍了有关NGO围绕SARS开展的行动，并针对北京市长期悬而未决的垃圾分类问题重新提出政策建议，准备近期在北京的十个社区推行垃圾分类。
5月22日，由自然之友、绿家园志愿者发起，38家中国民间环保组织（包括香港）首次采取大型联合行动，向政府和社会发出倡议，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关注生物多样性，推动中国加入《卡塔赫纳生物安全议定书》。后来，参加声明的组织增至50多家。（见第2页）
5月26日，首都爱护动物协会、北京人与动物环保科普中心、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向中央军委及驻京各军兵种司令部领导发出公开信，呼吁在军队中停止“灭动物防非典”的非理性行为。
6月2日，绿家园志愿者在北京动物园户外举办了非常时期的绿色记者沙龙，邀请中科院动物学家、动物园协会和北京动物园的有关人士就果子狸及其他动物和SARS的关系进行澄清，呼吁人们善待动物，和野生动物保持科学的接触。
香港长春社在6月5日世界环境日发起公众活动，要求特区政府停止进口野生动物作食用及宠物用途。同时，长春社此前还联合政府部门、立法会及区议会议员、学校开展“环保的你，不吃野味”签名运动。
通过教育、关怀、研究和呼吁，维护我国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人的权益的北京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决定启动与SARS、艾滋病和其他传染病有关的研究工作。
与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的联合声明相呼应，国际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和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IFAW）三大国际环保团体也在6月5日在北京联合发布声明，支持中国人民抗击非典，呼吁社会本着预防原则，保护生物多样性，进一步改善中国环境，推动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是，北京星星雨孤独症儿童教育研究所直接遭遇了非典。一位实习生在4月21日出现症状并住进了医院。当时，所里有50多名儿童以及100多位家长，这些人正准备带孩子离开北京。所长田惠平一方面对所有人的车、船、航班和个人家庭信息作了登记，一方面和北京市有关防疫部门打电话告知疫情。在未获得实质性帮助的情况下，星星雨的三十几位员工主动实施了自我隔离。社科院社会学所杨团研究员认为，在面临公共灾难突袭时，为战胜恐惧，除了应从个人心理角度探索理性外，还应该从公共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角度，以公共理性战胜恐惧、应对公共危机。而公共领域是培育、展示公共理性的温床，它来自公民社会，其根基是公民价值理念和公民道德的公民个体。对田惠平的行为，杨团评价说，田以公民责任、公民道德采取行动，承担了阻止非典蔓延的社会责任。（《公共理性、现代社会和公民责任》，21世纪经济报道 2003/5/22）
以上的活动勾勒出NGO在SARS期间的大致轮廓。总体来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NGO在这次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处理上，还未能表现出很强的应急反应和组织动员能力。但是，这些围绕SARS，来自NGO多元的声音和行动，已反映出公民自主行动参与解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愿望。（傅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