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夏天那场不期而至的大雨，浇在了我参加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富平学校共同举办的LEAD & BEYOND培训项目的第一天。为期一年的项目接近尾声，组织方安排了一场日本社会企业参访之旅，以期达到“可以攻玉”的目的。
今年4月中旬，一行十余人，经过3个小时的飞行，抵达“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一衣带水”可以算是描述中日关系的常用词，但深究起来，它只是描述了一种地理位置：我们隔得很近，仅此而已。并非荣辱与共，也不意味着唇亡齿寒。
甫一抵达，日方的组织者——中日公益伙伴在欢迎工作坊上，请我们首先说出与日本相关的三个词。那一刻，南京大屠杀、日本士官学校、仙台医学院、被绳子系着的倒挂白菜、武士道、浮世绘、下流社会，以及家族中那些为了保卫国家而情愿或被迫蹈死的人，都一一鲜活起来，迫使我不得不做出选择排序，试图找出最关键的三个词。但最终，我既发现自己对这个国家零零碎碎了解之多，以至于迷茫于这些破碎的书本知识；同时，我对这个国家又了解得如此之少，以至于我无法将这些碎片做一个整理排序，找出三个最贴切的词语。
这一冲突，在接下来约一个星期的参访中，不断得到强化。一般而言，东北亚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民族，都存在有创造力相对低下的弊端。在强调纪律和服从的日本社会，创新的动力似乎更加被遏制。对于我这样一个深度迷恋硅谷文化的人来说，帕洛阿尔托（Palo Alto）1才是值得朝拜的创新圣地。但通过与日本社会企业参与者们的交流，这一刻板印象却在不断地面临挑战。
在中国，社会企业一直和NGO在玩左右手互博游戏。NGO的一些服务可以收费，既然收费，就不是NGO，就算社会企业。这样来看，似乎创新就只在于决定是否收费这一动念之上。日本的伙伴们则比较社会企业和一般企业，但并不格外强调两者之间的区别，也未有期望在法律制度上对社会企业进行定义。他们的目标是将所有企业都转化为社会企业，成为志愿经济和商品经济的结合体。
这样的行为，更加类似于一场“社会运动”，这也是多数受访的日本社会企业家们热衷于使用的一个名词。在这里，我想区分“社会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这两种角色，正如Google的两位创始人，作为技术天才，最终仍需要依靠职业经理人来发展和壮大Google的运营模式。社会企业同样如此，创始人通常是发现和理解社会问题的“技术天才”，并且有能力开创一个极具潜力的运作模式，但是否能臻于成熟，需要依靠职业经理人的操持。
对比国内的现状，我本以为社会企业家已经初露锋芒，只是尚缺职业经理人这一东风。但一旦仔细考据日本社会企业运动的由来，我们必须承认，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虽然具有“拿来主义”的优势，但总有一些东西，不是即插即用，需要时间的磨砺方能成型。社会企业家这一群体的出现，便是实例。
一般而言，想要解决社会问题的人，通常有三条途径可达至理想。首先是自己成为政治家，或者对政治家施加影响（政策倡导），其次是发起压力运动，如街头游行、抗议等。第三条途径，是日本社会企业产生的原动力，就是自己去做，别寄希望于政府或者说企业的行为改善。你自己找出一条新路。
日本第一批社会企业家们，例如Whole Earth自然学校的广濑敏通先生、大地守护协会的藤田和芳先生，在年轻时期都曾经是学生运动、街头运动的领袖和积极参与者。在交流中，他们也曾表达了对街头抗争的失望之情，但却未有明确解释原由。
如果比较台湾地区的公民社会发展历程，可以发现街头运动同样经历了一个从繁荣到渐趋平静的过程。用台湾评论家张铁志的分析视角来看，街头运动是“对抗性民间社会”的标志，在那样一个年代里，劳工争取他们被积欠的工资、要求改善劳动条件；消费者争取吃到安全的食品，草根社区抗议严重的环境公害等等。各社会群体极力争取被政权侵犯的权利，并进而要求摆脱国家管制。但几乎是同一时间发生的日本学生运动，却是在民主化业已完成的国家里，深受中国文化大革命影响而产生的意识形态斗争。
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日本的街头运动从一开始就充满了政治诉求，而台湾的街头运动则以环境、经济议题先行，为政治诉求打开了街头空间，待1987年台湾解严打开空间之后，对抗性民间社会转向公民社会，街头运动这一方式逐步让位给更加多元化的公共领域参与途径。而在日本，学生运动结束之后，除了让整整一代日本人对意识形态之争产生深刻的厌恶之外，也促使日本人更加固化了以私人生活为注意力导向的传统。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一部分关注社会问题的学生运动参与者开始通过实业运营来实践自身的理想。例如，大地守护协会的创始人藤田先生，作为农民的孩子，他一直怀有守护日本农业的理想。在学生运动结束后，他选择通过创办社区消费者和农夫直接对接的运营模式，来实现以下三个目标：1）为城市消费者生产安全食品；2）以环境友好的方式进行农业生产；3）促进城市消费者和种植者的交流。
在社区这一层次，也能观察到一些具有社会企业使命的小型杂货店，以及承担一定社区公共空间职能的小餐馆。这些营生为有机食品种植者们提供了销售渠道，又为有机食品这一文化理念提供了传播、交流渠道，并追加了反战、公平贸易等诸多社会议题，社区居民通过购买行为以及在餐馆中的就餐、休憩和交流时间，达成了对有机食品的理解，并且还有机会探讨其他的社会议题。
由此，我们可以观察到日本社会企业和早期街头运动之间的血脉联系，但值得深思的是，这些社会企业似乎也承接了运动失败后“远离政治”的传统。此外，虽然日本的公民自组织非常发达，一个成年日本人，工作的时候，处于大企业提供的组织体系中；工作之余，则处于各类社区组织体系中，TA绝少是一个游离的个体。这些社区组织大小不一，名目众多，比如在一个农业社区中，我就看到了一个流浪猫协会，一个社区妈妈协会，他们构建了一个完善的熟人社区。
虽然我们通常认为这些关乎到个人日常生活的小型团体会逐渐成为公民社会发展的基石，并最终促进公民在政策中的参与，实现公民对公权力的监督和约束。但在日本，这种“变迁”并没有实现，不是“独自打保龄”2，但的确“只在打保龄”，公民自治被限制在“与日常事务相关的事情”上。这是和台湾地区公民社会组织完全迥异的一类体系。
在我看来，日本的确是一个在细节之处充斥着周到和温暖的国家，但危险的事情是，礼貌、不愿意给别人惹麻烦的日本民众，对政治进行了一个特殊的界定，设法将政客（由社区居民直选的议员不在此列）隔离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之外，而就是这么一个习惯，在几十年前给整个东北亚带来了灭顶之灾。
对于中国而言，目前仍处于摆脱威权统治、民间社会生发的阶段，但我们却在较为接近的时间段内，接受并内生了旨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各类主体，缺少孵育、转换这样的自然成长过程。对于社会企业家们，他们还需要更多的历练，来加深对社会问题的理解，超越收费型NGO的既有模型。而对于NGO的从业者们来说，我们需要认清欧美或能向往却无法效仿的现实，未来的图景或许会是日本或台湾这两个样本之一。但遗憾地是，中国NGO的从业者们尚未就未来的走向达成共识。
1.编者注：美国加州城市，硅谷所在地之一。
2.编者注：语出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著作《独自打保龄：美国社会资本的衰落与复兴》，指公民参与的衰落。
（作者系社会资源研究所创始合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