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
倍能的两大特色
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以下简称倍能）是一个“以其独特新颖的服务方式致力于为非营利领域提供管理模式开发、构建管理体系、制定组织发展策略和综合解决方案”的专业性非营利组织。
负责人张菊芳女士介绍，倍能的“新颖”体现为两大特色：第一个特色是“一对一”。即，倍能会持续跟踪所服务机构一段时间，对整个机构的发展做出综合分析，根据机构文化、管理制度、团队氛围等，提供相应的能力建设方案。“因为每个机构的特点都不一样，不能用一个一概而论的方案去给所有的机构套。有的机构也在做‘一对一’，但我们百分之九十多的项目这样做，侧重点与其他机构不同”。
第二个特点是，倍能形成了系列化的服务模式，针对所服务机构成长的不同阶段，提供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服务。
系列化的服务模式是指倍能建立了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三级服务体系：NGO核心能力强化1、NGO发展能力综合分析（自我评估-OCA）2、建立学习网络3。这三级服务模式可以独立进行，也可以随组织的发展阶段提供连续的跟进服务。
对于形成这两大特点的原因，张说，一方面，来自这个团队在NGO领域十多年工作经验的总结；另外，Pact（国际非营利组织）在全球30多年的经验里，提炼和总结出来的一些模式，也很有启发性；第三，是因为她本人1999年曾赴美专门学习NGO能力建设与管理。“那个时候国内还很少有人能够清楚地理解组织能力建设这个词的含义”。
倍能的前身
上文提到的Pact在中国的代表处是倍能的前身。Pact的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共有20多个国家代表处，具有三十余年在全球开展非营利组织能力建设服务的经验。2001年8月，Pact中国代表处在北京成立。在福特基金会等的资助下，Pact开展了组织能力自我评估（OCA）等多个项目，为北京、广州、云南、陕西、四川、贵州等地的20多个国际和国内的非营利组织提供了能力建设服务。
随着Pact在华项目的逐步开展和深入，中国代表处能力建设服务团队的经验和技术也在不断地成熟和发展。秉承“推动本土NGO能力建设”的全球发展理念， Pact中国代表处于2005年初进行了本地化，注册成为中国本地机构――倍能组织能力建设与评估中心。Pact在中国本土化还有另一个原因，是国际NGO在中国的注册比较困难。作为Pact全球能力建设技术支持网络中的成员和中国地区的指定战略合作伙伴，倍能现在继续与Pact保持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
做机构的拐杖
作为一个专业性的能力建设机构，张说倍能一贯坚持的理念是，“机构内部的员工是真正的能力建设专家，倍能的作用在于通过作为一个阶段性的拐杖，将一种组织自我学习的理念和方法带入到机构中，从而帮助机构实现长久的持续性的自我成长”。
倍能“一对一”的特点做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但在实际中如何操作？其中很关键的一点是机构本身已经准备好进行变革，从团队到领导都愿意对组织的现状进行自我挑战。
张说，先帮助机构去找到优先的需求，“只有机构的团队齐心协力共同面对自己的问题，并且愿意进行改变时，这种能力建设的结果才会有效。”相反，当一个机构的团队还需要时间去思考和准备时，我们应该给对方时间，尊重机构的自主权。“因为机构是他们的，我们只是机构成长过程中阶段性的拐杖，不是机构的决策者、代言人。”张举例说，就像是一个孩子，他还在学习走路，你却想让他快跑，狠狠地推了他一把，结果这个孩子很可能会摔得鼻青脸肿。
张分析了看似对能力建设“不感冒”的机构的几种情况：一种是机构的内部团队还没有准备好要变成一个真正NGO的运作模式，“因为法律体制的原因，这个问题需要等待大环境的改变”。第二种情况是由于信息和资源的限制，无法找到适合机构发展状态的能力建设工具和方法，使得机构误认为如果进行能力建设，机构的自由就会受到限制，现有的优势就会被一些条条框框所淹没。
如果机构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得到适当的能力建设信息，不论是在内部管理，还是在外部合作方面，机构可以少走很多弯路。现在有关方面对草根NGO数量的统计是300到800万，能力建设服务的需求空间非常大，需要更多的机构来做这些（能力建设）事情。张说。
通过多年在国内进行能力建设的服务，张有非常大的感触：“看到所提供服务的每一个机构都是那样的鲜活，尤其是草根机构，他们在清苦的环境中，还能找到生存的方法，并把活动做得有声有色，他们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群人。对于这样一些人，能力建设的根本是要把自我学习、自我成长的理念和方法带给这些团队，要相信团队的智慧和力量，要依靠机构自身的力量在大范围内建立相互学习的机制，才能够让一个团队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下，都能找到创新和发展的机会，而不是依赖外来的几次帮助。”
人才之难
问及倍能当前之难，张沉吟片刻说，倍能主要的挑战是缺少立刻去做能力建设服务的项目官员，而不仅仅是培训者。项目官员需要综合地掌握能力建设的理念和方法体系，而不仅仅是与别人分享一本书的内容。“当项目官员为机构提供能力建设服务时，需要对机构内外的很多因素做综合考虑，这对项目官员的经历经验有很高的要求，他们带给机构的知识可能会影响到机构成长的速度。” 所以，能力建设从很大程度上讲不仅仅需要有理论，更需要一种实践模式的探索和创新，这对人的要求非常高。张说。
目前，倍能以本机构的员工为主、外部聘用的“协作者”为辅提供服务。倍能的大部分活动都是免费的，因而面临很大的筹款压力。张说，我们知道草根机构（筹款）更难，所以我们就将这个压力承担过来。但是倍能的筹款相对还是比较顺利的。张认为，筹款也是一种理念，要看为“什么”而筹，如果仅仅是为了自己机构的发展而筹，那资源很快就会枯竭；而如果是为了整个草根机构的发展，为了推动社会的进步，还是有挺多捐助者的。
张把为草根机构提供服务的过程，看作是倍能非常宝贵的学习过程。“每个组织的经验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非常珍贵的资源”。谈及此，她重新强调了能力建设者的作用：“一个所谓的能力建设者，是在更大的范围内分享和交流彼此经验的人，是智慧的传递者。”倍能在未来几年的发展目标是在更大范围内动员国内外资源、为更多的草根机构提供服务，同时创新性地提高服务水平。
目前倍能有5名专职工作人员，一个全职国际顾问，4名兼职人员。（徐辉）
联系：张菊芳
010-6783 0477
pactchina@sina.com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华北街7号 13-2-602（100176）
徐州市心缘志愿者服务中心
郑复生
在百度搜索中输入“郑复生”三个字，就有1330篇与之相关的文章。
这个身残志坚，投身公益，服务于社会的青年的事迹便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
郑复生，江苏徐州青年，21岁时患上“强直性脊椎炎”，也被称为“不死的癌症”。“这是一种让人生不如死的疾病，患了‘强直性脊椎炎’的病人全身关节严重变形强直，只能站立，无法弯曲下坐”。
除了是一名“强直性脊椎炎”患者，他还是一个千人慈善组织――徐州市心缘志愿者服务中心（以下简称心缘）的负责人。从1997年始，在徐州社会各界的帮助下，郑就开始创办了“心缘志愿者服务队”和“复生爱心书屋”，无偿为残疾人出借图书，并用组建的一支志愿者服务队为残疾人送书上门。慢慢地，心缘的服务不再局限于残疾人，而是服务于整个社会，一直坚持开展助残济困、社区服务、文艺演出等社会公益慈善活动，受益群众几十万人次，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缘被当地群众称为“社区的爱心使者”，郑本人被徐州的老百姓喻为当代“徐州的保尔”。
郑陆续被评为徐州市首届“十佳青年志愿者”、“徐州市十大杰出青年”、“感动徐州十大人物”……
郑在自己的新浪博客上写道，因为有了这段不同常人的痛苦经历，所以我对人生的意义才有了更深刻的感悟。正如中国古人所说的——“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志愿者服务队之所以取名“心缘”，是想表达“以真诚无私的心，结美丽善良的缘”的美好心愿，我要尽自己所能，为一切身有残疾的兄弟姐妹营造一方平等、参与、共享的晴朗的天空。
今年40岁的郑至今仍然住在湖滨小区的老房子里，与近80岁的母亲相依为命。
“一元钱慈善理念”是郑复生不遗余力推广的一种理念。心缘认为，公益慈善事业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来做，公益慈善事业是不可以等到大家都有钱的时候再去做，而是需要每个人马上行动：从点点滴滴、从身边做起、从1元钱做起。“汇涓涓细流以成江河”，心缘的“一元钱慈善理念”发挥了大作用：患白血病的小女孩通过这一元一元的捐赠，成功地进行了骨髓移植…… 心缘在民政部门正式注册，目前由复生爱心书屋、心缘志愿者社区服务团、心缘志愿者艺术团、心缘志愿者环保团、心缘慈爱车队、心缘红十字志愿者服务队、心缘自强先锋队、心缘行政执法志愿者服务队、心缘网站等组成。心缘开展的活动虽然丰富，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其发展还是遇到了一系列的问题。郑复生说，目前心缘生存还是比较困难，主要是资金的问题。心缘一方面得不到企业的信任，企业更愿意将钱捐给政府部门；另一方面，郑认为，政府给予的支持太少。“心缘每年得到企业的赞助大约是2、3万，政府每年约资助4、5千。”郑说，没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很难改变目前心缘不够专业化和职业化的状态。心缘不断开展的活动缺乏系统性的规划，此起彼落，随着志愿者的流动有很大的随意性。郑已经认识到，心缘要想扩大影响力，必须走专业化的道路。目前心缘只有他一位专职人员，“未来，一定要招聘专职的工作人员，否则心缘的项目很难搞……”。
另外，郑也计划搞一个社会经济实体，比如搞一个鲜花超市，以增加心缘收入的稳定性。对于NGO的理念、培训等，郑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再三嘱咐笔者若有合适的培训机会一定要告诉他。从自己的一腔热血，到意识到心缘需要组织化、机构化地开展活动，郑在摸索着新的时期的发展之路。
问及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郑说，第一想为社会做些事情；另外，通过心缘开展的活动也看到了公益机构发展的前途。“政府也非常需要这些公益机构。”尽管他的生活依然清苦，他仍然觉得心缘让他得到了很多东西，比如人生价值的实现，充实的感觉，幸福、快乐，与社会的交流互动等。
“我最害怕的就是被社会抛弃。”郑说。
（徐辉）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
新途的由来
上海新途社区健康促进社(以下简称新途)，是一家由专业人士发起，专门致力于健康促进的民间非营利机构，于2006年5月在上海民政部门注册。
新途的前身是由国际奥比斯在中国开展的一个项目――“中国培训网络“发展而来。国际奥比斯是一家国际人道主义发展组织，通过提高合作伙伴防盲治盲的能力，来完成其预防失明、挽救视力的崇高使命。
新途总干事郭小牧女士介绍，“‘中国培训网络’项目从2002年开始实施，当时约定在奥比斯资助完4年后，便要独立注册为国内的一个NGO。”为什么要选择独立注册？郭说，当时这个项目的宗旨是推广参与式的培训，介绍先进的能力建设的概念到国内。但如果一直作为奥比斯机构内部的一个项目，“中国培训网络”便只能局限在眼科领域。实际上整个项目是在大卫生的概念下设计的，卫生健康领域的能力建设都可以做，从奥比斯独立出来势在必行。”这样，项目的5个团队成员还没有全部从奥比斯撤出时，新途开始独立注册。
新途工作
新途的服务对象是致力于社区健康与发展的机构和专业人士，特别是中小型卫生机构、与社区健康相关的公益机构与康复机构。通过提升他们的服务理念，提高他们的服务能力，为城市、农村和流动区中的人们，特别是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可及的、可支付的高质量卫生服务，实现“人人享有健康与发展的权利”。
“就是如何将医疗机构的服务引向社区，培训它们如何开展社区卫生工作，提高医院的管理和外展服务的能力，以服务更多的人群。”郭说，“我们的合作伙伴大多是基层医院，如果这些医院也像‘协和’、‘同仁’等大医院一样，只是等着病人上门，实际是无法生存的。只有满足这个社区人群的需要，他们才能生存”。
“新途实际是NGO的能力建设机构，是NGO的中间商，主要功能是去筹资，支持合作伙伴去做。” 新途通过多渠道筹集社会资金，支持合作机构在城市、农村社区以及流动人口社区开展以社区为基础的综合干预项目，根据实际需求、运用适合的策略，开展疾病预防、治疗和康复活动，促进“三类”社区人群的健康。这是新途工作的重点。
郭举例：“比如我们将筹划有关白内障的“海南光明行”项目，由新途做整体干预项目的规划并向海航筹资。合作伙伴、医疗技术方面的执行方是五指山眼科医院”。
另外，新途通过参与式培训，提倡个人、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共同参与，提升社区健康机构服务理念和能力，探索建立社区健康新型服务体系，满足社区不同人群的健康需求，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平等、促进社区的和谐与社会的进步。
筹款渠道市场化
新途筹资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国际基金会，另外一种则是企业筹资。“我们的感觉是，随着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国际上的经费会越来越少，况且基金会自身也有很强的目的性和导向性；另外，中国资源分配不均衡，比如东西差异，我们想动员国内的资源来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
郭也认识到这条路有难度，因为国内企业还未发展到去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的阶段，但新途将“知难而行”。郭说，“我们在做社区卫生项目干预时就比较强调社区内部资源的动员，这也影响到我们对筹资的判断。新途希望在国内营造两个市场，一是筹资市场，不断地有和社区互动的需求；另一个是使医疗机构具备从多渠道筹资的权利，而不是仅仅等着政府拨款，或者赚老百姓的钱。新途可以在这两个市场中起到平台的作用”。
基于目前中国的现实情况，新途现在主要还是向国际基金会申请资金，向企业筹款是以后努力的方向。“需要和企业进行长期的沟通，及对企业进行长期的教育”。
日子不会比草根NGO好过
郭小牧本人具有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背景，在奥比斯负责项目的监控与评估。其他发起人也大都具备各种专业背景，以及国际NGO项目运作和管理的经验。发起人的这种专业性决定了新途的上述定位及不断追寻创新的特性。
郭说，这些特性并不意味着新途的日子会比草根NGO好过，一段时间内很可能还会比较难过，因为资助者希望直接将资金用在社区。关注某一个社区的草根NGO一旦渠道打通，筹集资金还是比较容易，但像新途这种“中间商”，资助者会认为其在中间消耗了资源，没将全部资金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除非新途走出与草根和其他培训机构不一样的创新之路。”至于结果如何，郭也并没有太大的把握，“NGO毕竟需要多样性，大家就来试一把吧”。
在过去的半年中，新途以构建机构的架构为主，现在基本上刚刚开始开展活动，有两个专职人员，10多个比较活跃的兼职专家。郭说，维持新途这样一个平台，总的概念就是为这些都有自己职业的专家而存在，通过新途，他们可以在全国不同的地方，投入自己的智力去做不同的事情。（徐辉）
湖南爱弥尔智障人士康复协会
自2006年7月，湖南长沙市内的一家沃尔玛超市里出现了一个特别的售卖点，负责货品销售的是成年智障人士。他们是长沙爱弥尔智障人士康复协会（以下简称爱弥尔）的学员，在义工的辅助下，轮流向顾客售卖协会筹集的捐赠物品和自己制作的手工艺品。这是爱弥尔开办的智障青年就业服务项目的首期示范点，目前正帮助6名智障青年启动新的人生航程。项目第二期也已招募到30多名智障青年，经过试用，合格者也将充实到新的就业点上。
“除每月300多元的收入，更重要的是学员们提高了工作能力，也建立了自己的生活圈。”协会创办人潘郁说。来自家长们的反映证实了变化的发生：自己的孩子以前在家里只是闷头看电视，不与家人说话交流，但参加就业项目后，开始主动和家人聊身边的事情。学员之间还相约外出购物逛街，产生了沟通交流的愿望和能力。
目前，爱弥尔通过自己的自闭症儿童康复中心，在智障人士教育和孤独症儿童康复方面向社会提供长期或短期的多样化服务。据统计，截止2006年底，近600名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接受过爱弥尔的服务。初具规模的爱弥尔是长沙民政学院社工系的督导单位和实习基地，20多位专职教师来自该院社工系。由于社工理念的影响，员工队伍比以前趋于稳定。目前，运作经费有一半来自社会捐赠（主要来自香港），一半用服务收费弥补。
“现在基本解决了生存问题。”潘郁语气里透出一丝轻松。尽管开办初期的艰难仍然记忆犹新，开朗的潘郁仍不时从电话的另一头传来笑声，流露出对未来的信心。
1999年12月的一天赶巧雨雪交加，潘郁和另外一位发起人、当地广播电台的女主持人韩贞一同外出寻找开办场地。两位娇弱的女子推着破旧的单车行在路上，陷入泥水中不能自拔……因为不被理解，或是出于对智障人士的歧视心理，去了几个地方都被人拒绝，最后在好心人的指引下，她们才通过教会的一位老人租到场地。
“回想当初的决定，觉得很冲动，尤其是困难的时候甚至有后悔的想法。” 潘郁说得很坦白。当时，同学韩贞在电台经常收到听众来电来信，反映自己的智障孩子无处接纳。于是，就拉潘郁和另外一位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朋友加盟。当时，潘郁学的是教育，已在一家部队附属幼儿园教师岗位上工作了7、8年，瞒着父母跳出来创办民间服务机构。靠着个人出资、加上很低的服务收费，三位创办人步履蹒跚地启动了爱弥尔。2000年，爱弥尔取得非营利组织的身份，由长沙市天心区残联主管，在区民政局注册。后来，另外两位创办人相继离开，只有她继续坚守并拓展这项事业。当然，经历过风雨的她已将当年的冲动化为理性的思考。
2002年，在长沙举办的“华人地区社工研讨会”上，一直独自摸索的潘郁接触到香港的专业服务机构，它们呈现的社工和特殊教育理念和工作方式，使她大开眼界，豁然开朗。其后就是和香港明爱、香港基督教青年会、香港圣公会的联系与合作，从中汲取专业及项目和机构管理技能。
此外，潘郁渐渐还学会了与政府的沟通技巧。最初和政府有关部门打交道，吃个闭门羹是常事：“这不是你能管的，是政府的事情”（当然遗憾的是，政府并没有管好。）2001年，爱弥尔的服务得到了家长的认可，他们甚至主动联名写信给政府要求对机构予以扶持。这一年，当地智障人士的需求引起了政府重视，长沙市聋哑学校开始招收轻度智障儿童入学。爱弥尔也采用了新的“公关”策略：“经常邀请政府来观摩，加强沟通了解，谈项目设想，谈工作，而不是一见面就谈钱”。
潘郁的耐心换来了变化。以前，有关部门只是逢年过节前来慰问慰问了事，现在双方踏出了更紧密的合作步调：2006年7月，爱弥尔进行成年智障人士工作能力培训，当地残联既出场地，又派人授课。2005、2006年，爱弥尔两度受湖南省残联委托，派出运动员参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并获得多枚金牌载誉而归。省残联组织的湘西贫困智障人士家长和基层卫生员培训，由于缺少专业教师，也是爱弥尔派员主讲，发挥了专业优势。民间组织从服务到倡导，还有很长很难的路要走。
几年前爱弥尔在湘西农村的调查发现，智障人士数量在所有残疾人士中超过6%。今年中国残联主持的全国调查发现，我国现今有8000万残疾人士，智障人士在各类别残疾人士中是最大的一个群体。潘郁认为，由于智障人士的康复效果难以界定，重度智障人士康复难度较大等各种原因，我国对这个人群的康复和权益保障有忽略的情况。这更加坚定了她当初的选择。
面对未来，脱离了生存困境的爱弥尔面临发展的挑战。首先是筹资的需要，一方面需要开拓新的筹资渠道，同时加大当地资源的筹集力度；其次是要解决志愿者队伍不稳定的问题。目前，爱弥尔的核心志愿者团队只有100多人。潘郁表示，由于未能有效把握志愿者需求，缺乏应对技巧，志愿者流动性大，而且志愿者结构单一，主要来自学生的情况使问题更为突出。为此，爱弥尔开出的“药方”是：计划在今年通过实施财务公开制度，增强机构的透明度和公信力；调整理事会接纳社会关系好的人士加入；扩大与居委会的合作，增加志愿者的多样性；并和当地企业洽商合作开办新的就业服务点。
“作为具有湖南本土特色的智障人士服务机构，依托目前拥有很好的理念和工作经验的团队，我们对未来有自己的信心。”潘郁说。（付涛）
联系：潘郁
0731－5683041
Panyu2000@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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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
2006年3月，由人道救助组织――无国界医生组织（MSF）法国部宝鸡流浪儿童援助项目的中方员工发起，宝鸡市民政局批准，大陆首个地方性（全市性）的全天候专业从事流浪儿童援助和保护工作的民间非营利机构――宝鸡新星流浪儿童援助中心成立（以下简称“新星援助”）。
“新星援助”成立的机缘，来自MSF从儿童领域撤出这样一个战略调整。在经历了减员、降薪、重新整合团队的过程之后，“新星援助”由国际组织运作的项目，转型为中方员工全权负责的本土组织。过去5年中，MSF和宝鸡地方民政部门合作，共同就流浪儿童的救助和保护工作进行了前瞻性的尝试和努力，救助的流浪儿童超过500名，形成了“宝鸡地方模式”。中心执行经理杜成飞说，此番新机构注册取得合法身份，是多年来项目团队默默无闻在一线身体力行产生影响的结果。
目前，流浪儿童问题已成为政府和公众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民政部对全国流浪儿童的数量统计是15万，而中心根据民间组织的有关信息来源估计，这个数字大概至少为60万。以宝鸡为例，由于地处陇海和宝成铁路干线的交汇处，是通往西南省份和西北边陲重镇的交通枢纽，其独特的交通地理位置，为很多外出打工者和流动人口在宝鸡的中转或逗留提供了便利。同时，也成为许多流浪儿童流浪乞讨、找活谋生的集散地。这些儿童或被家庭遗弃、或是家庭压力、暴力、虐待以及极度贫困的受害者，甚至被犯罪团伙操控利用。
中心执行主任杜成飞介绍，在流浪儿童救助领域，法律上一直存在真空。目前国内尚未设置专门针对流浪儿童进行持续、有效的福利性救助和保护的专业机构。依据现有的救助体系和各种局限，地方救助部门通常的做法是按原籍分段、逐站遣返回家，面对具体问题不进行任何干预和介入处理。
面对宝鸡流浪儿童的严峻现实，2001年地方政府看中了MSF的理念和团队，启动了民间和政府的开创性合作。政府划出救助站大楼的一半提供场地支持，挂牌成立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中心，市民政局还委派3位代表参与项目。
磨合的过程不乏理念和实践上的冲突。“我们开始的时候根本不敢提倡导和儿童权益，”杜成飞回忆，“由于来自西方的理念和实际务实的做法在法律上都没有依据，所以只能多做少说。”不同于政府系统的救助站（原先是收容遣送站）壁垒森严的封闭式管理模式，项目在外方的坚持下实行开放式管理，“救助场所就像一所人性化的寄宿学校”，对流浪儿童提供必要的心理康复、医疗关护和适当的教育服务。行为好、有潜力的孩子还被送到附近学校上学。社会调查、家访、回访等辅助手段，都是政府救助站并不具备的服务内容。
由于法律规定这些儿童必须被强制收容在收容遣送站，规定救助时间限制在10天以内，超过十天就要遣返回去，但实际上这样的管理模式很难对儿童实现综合救助，在政策层面上为这个机构自由接触和帮助求助儿童设置了无形的障碍。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使政府对待流浪人士的政策有了突然转变。在新的救助法规颁布之后，由于救助形式的改变，使流浪儿童可以更好的进入儿童中心，为项目运作提供了更大空间。
经过多年积累，项目的理念和实践，慢慢对对滞后的现行制度形成了突破。杜成飞介绍，在中心长期停留的儿童通常在20-30人左右，人均停留时间2-3月。由于家庭变故，无法找到监护人，滞留时间最长的达到3年多。2004年，项目开设了外展工作，由外籍工作人员、民政社工和中心教育工作者组成联合外展小组上街寻访，足迹遍布城市的“边边角角”，为流浪儿童提供直接帮助。救助能力的提高使得救助儿童数量逐年增加，到2006年底累计达到200人左右。
实际上，从事流浪儿童救助实践的其他国际组织还有国际计划、英国救助儿童会、宣明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它们的实践显然对政府决策产生着影响。中心曾和民政部官员有过直接的会晤，后者授意操作过程中大胆务实去做。“他们也认识到儿童医疗、心理、教育、技能培训等的重要性”，杜成飞说。2005年初，民政部牵头举办首届流浪儿童工作保护研讨会，第一次邀请民间组织参加，中心在会上进行了专题发言，针对流浪儿童法规出台施加影响。2006年，中心又参加了乌鲁木齐举办的首届全国救助站长论坛，主题就是流浪儿童救助保护。
坚冰在实践层面上破解，滋养了立法上的探讨。杜成飞估计，政府会在2008年奥运会前出台专门针对流浪儿童的法规。他说，酝酿已久的讨论稿，在服务理念、工作方式、服务范围等方面几乎完全吸纳了民间组织的服务模式。
“当然，不能简单说就是政策倡导的结果。”与政策倡导这个比较西化的概念相比，拥有国际视野但看重“本土化操作”的杜成飞更愿意强调组织多年来低调务实的实践本身具有的意义。
目前，“新星援助”这个“年轻的”团队正在积极对外筹款。因为到2007年4月，由外方为这个本土化机构提供的为期一年的发展资金就要用完。（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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