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忧热线
“我是陈军，刚刚卖菜回来。”烦忧热线的主持人陈军有时候喜欢用这句话作为热线的开场白。对电话线另一端的打工农友群体而言，陈军的菜农身份无疑有助于营造一个“掏心窝子”的氛围，能很快拉近双方的距离。在倾听的过程中帮助对方认清问题，是陈军为自己定下的角色。根据陈军统计，截至2005年10月1日，他接听的热线来自全国各地，达到7455人次。求助者咨询的问题可以归纳为感情、婚姻、法律、教育、健康和日常生活等几大类。显然，巨大的需求已成为热线持续生存的动力。
“热线成立”
成立热线的初衷，来自创办者本人的经历。1996年到北京种菜贩菜之前，初中毕业的河北农村青年陈军曾辗转北京和保定的砖瓦厂打工，结果两次都被拖欠工资。在保定，他曾试图组织工友罢工，结果工没罢成，工作和工资都丢了。其后，思考和调查农村问题成为陈军的一个习惯。到北京落脚后，陈军很自然地发现，烦恼、不法侵害等问题常常困扰着来到陌生城市的打工者。于是在2003年11月，定位于倾听和心理疏导的烦忧热线就在陈军租住的小屋中诞生了。当时，也许陈军并没有想到，热线将来要承担“建立打工群体与社会沟通的渠道和机制”这样的使命。
“刚开始觉得听一听无所谓。但到后来，随着接听次数的增加，接受的负面信息越来越多。”陈军一度出现了“情感衰竭”，在困惑的包围下几乎要得抑郁症，烦忧热线变成让陈军烦忧的热线了。结果，陈军到处找自己的朋友、心理专家咨询和疏导，找其他组织负责人交流，并开始自学心理学，到大学听课，更新知识结构，才逐步缓解过来。现在，陈军已将“能力提高日常化”作为自己和热线奉行的一个原则。如果遇到棘手的电话，他就转介给心理医生或者红枫妇女热线、心理危机干预热线等更为专业的同行。
热线组织化
“我们现在处于由个人向组织的过渡过程中。”除了陈军自身的变化，这个“一个人”的热线也在转型。热线吸引的志愿者构成了新的力量，他们来自社会各界，其中很多是受过热线帮助的农友。陈军介绍，到北京打工的小丽（化名）从小经历过家庭变故患上抑郁症，在北京通过热线认识了陈军。后来她成为热线的志愿者，并在热线举办的沙龙上和大家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自助互助，成为烦忧热线的一个特征。
在此过程中，烦忧热线开始与其他组织发生联系。2005年5月1日，“烦忧热线志愿组合”成立后，加入了北京志愿者协会成为团体会员，“不再是陈军的个人行为”。此后又相继成立理事会和顾问团。理事会负责热线的规划和筹资。为提高组织和项目管理能力，热线接受“社区参与行动”督导，同时参加了一系列相关培训，涉及热线接听原则、项目管理、志愿者理念、社区可持续领导力、治理的价值等话题。通过理事会成员努力，热线今年申请到一小笔资金，用于办公经费。
目前，“烦忧热线志愿组合”明确了自己的定位：是致力于农民工生存状况改善和乡村文化建设的自发性、非营利性民间志愿者组合，旨在提高农民工素质，减少社会歧视。通过重视文化，发掘目标人群的内在优势，运用由内向外、由下至上的发展原则，为转型期和谐社会的建设探索可行性方案。对这个高度提炼的定位，热线需要“从小事做起，积蓄力量”，踏着可行的脚步予以实现。
从今年开始，由于志愿者(特别是农友志愿者)的不断加入，有了强烈的面对面沟通的需要，结果志愿者开始自发定期举办沙龙，共同策划座谈会、联谊会和主题活动，还为满足农友情感需求设计举办了一次大龄青年联谊会。有人从房山、通县等很远的地方赶过来。这个时候，陈军仍然会打出菜农的牌子，他会一脸真诚地说：“我自己就是农民，到肖家河一定要来买我的菜啊。”陈军承认，他在卖菜方面似乎不太在行，“广告宣传”对他的蔬菜生意也没有什么效果。不过，对这一招能否鼓励大家更好地认同烦忧热线的服务，陈军倒是满怀自信。
现在，陈军一方面仍然强调和服务群体打交道的草根优势，同时也意识到专业化的重要性。“我们缺乏专业的心理咨询志愿者，我们需要各方面的志愿者，”陈军说。在他理想的蓝图中，烦忧热线是一个互补的组合：一线服务人员仍然来自农友群体，因为他们可以和服务对象进行无障碍的交流；组织的管理则由具有专业背景的志愿者组成，为热线提供专业支持和发展策划。
谈起媒体的功效，陈军一方面非常看重，“尽量配合”，同时也注意通过其他渠道去“传递基层的声音，因为媒体有自己的新闻点。”现在，长期喜爱文学写作的陈军有了一个初步想法：他正在整理热线案例，考虑未来是否能够出书，或者退一步，在媒体上开设专栏、发表文章。“当然，要看写出来的质量。”陈军谦虚地说。（付涛）
联系：陈军
010-62829859（热线），86421495
fanyourexian@163.com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以影响教育决策，推动教育实践为使命的民间非营利组织――21世纪教育研究院，正在计划将其属下的21世纪教育沙龙向地方拓展。研究院正在和一些地方教育局接洽，与它们结为合作伙伴。
据研究院执行院长王胜透露，近年来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令人欣慰的教育创新实践。例如，安徽铜陵实行了无差别教育，在保证学校资源基本均等的条件下取消了学生择校制度；江苏宿迁推行了民办、公办教师待遇平等制度，民办教育的环境得到改善；无锡教育局进行了管办分离的尝试。这些地方教育局关注并予以实践的议题，将被纳入沙龙的讨论范围。这样，具有创新意识的地方教育局的声音和发生的变化，将通过沙龙放大。这不仅能对其他地方同行发挥“同伴”教育的作用，也能向上对中央政府产生影响。
此前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研究院已连续举办多期沙龙，主要在宏观层面，围绕素质教育、职业教育以及考试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议题，通过政府、学者、社会的“无边界”交流互动，产生较大的社会反响。由“中央”而“地方”、“中央”和“地方”并举的举措，似乎表明沙龙试图在宏观层面继续施加政策影响同时，开始重视地方实践的挖掘和提炼，以便为政府提供建设性的改革思路和方案。
“宏观层面的改革政府一定很慎重，创新一般更容易在地方发生。”王胜对沙龙的新策略作了说明。
与热热闹闹的沙龙同步，研究院旗下的学术研究中心在教育专家杨东平领导下，正对中国的教育制度改革与创新进行深入研究。沙龙关注的地方议题背后的机制和模式，就是由研究中心发掘和提炼，然后经由沙龙放大到社会上。通过这种“前店后厂”的“加工”模式，保证了研究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作为践行教育公平理念的学者，杨东平不久前还在南洋教育集团遭遇起诉之际向教育部发出公开信，呼吁政府在处理民办学校问题时多考虑其困难的处境。最近，他的新著《中国教育公平的理想与现实》刚刚面世。
从民办教育到教育公平
事实上，民办学校一直都是中国的教育体制绕不开的话题。长期致力于新教育实验的苏州大学教授、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在2002年创立21世纪教育研究院时，得到了认同其教育理念的民办教育集团作为理事单位的支持。民办教育是研究院起步时的重点关注领域。
王胜举例说，2006年4月研究院应民办教育集团的需求，在广东举办了一次民办教育地方立法研讨会，促成广东民办教育立法草案的重大修改。而研究院迄今为止举办的5届全国性论坛，有3届都是民办教育的话题。其中第1届论坛“促成了民办教育法的出台”。当时教育部派员参加，中央教育电视台全程播出。
目前，研究院的关注范围已由最初的民办教育拓展为教育公平问题，每年出版一本《中国教育蓝皮书》，对过去一年的教育状况进行回顾、评价并表达看法，“区别于中央政府-国家立场或学院派定位，强调社会视角和民间立场”。
研究院内部也发生着变化。“今年增加了新的元素，如深入的专题性研究。”王胜介绍，新成立的公民教育研究中心今年5月出版了新公民读本（小学4本，初中高中读本正在修订中），同时还进行了3期教师培训。用来指导学生在实践中学习的公民教育实践活动包，也在紧锣密鼓的制作中。
在对学生个人认知方面，研究院成立了生命教育研究中心，教学生如何看待生命、看待自我，它们和公民教育一起，帮孩子们获得对世界的相对完整的认识。在和宋庆龄基金会合办有关的大型研修会后，正在进行国外课程的引进和本土化工作。
此外，经过4年历练的全国性新教育实验也生发开来。该实验以儿童为主体、以教师为纽带，强调通过6大具体可操作的行动推动自下而上的基础教育改革。目前“加盟”者涉及13个县区，全国507所学校。
目前，研究院在苏州市民政局注册，以市教育局为主管单位，在苏州总部、北京和上海三地共有10位专职人员。资金主要来自国际基金会资助、理事单位初期投入，也有部分来自出版培训等经营性项目。（付涛）
联系：王胜
021-52501065
wangsheng@21cedu.org
www.21cedu.org
云南发展培训学院
云南玉溪师范学院园内，有一群“特立独行”的志愿者学员，有老外，也有中国人。他们在简朴的条件下同吃、同住、同学习、同实践，一度在外人眼里显得很特别和神秘。
这就是云南发展学院（YID），中国唯一一家培训国际志愿者的专业成人机构。
浸润在实践中的培训
奇特的是，学员们可以“不务正业”，和6位全职教师与员工一起，共同参与学校各项事务的管理。院长黄宝华开列了一个长长的清单：新生和来访客人接待、学院和项目对外宣传、外联、设施设备维修、网络维护……这些角色都由学员主动担当。
学员参与校务只是这个学院的一个特点。实际上，“参与”和“体验”被渗透到教学和实践的方方面面。比如，每位学员必须根据自己的爱好和能力独自或者搭档成立一个俱乐部开展各种活动。面向市民，还需要每月举办一次“公开课（Open Arrangement）”，这样，通过发展领域的多种议题，学员们将互动对象扩大到校园外面。印度归来的志愿者们曾举办“印度之夜”，以照片、服饰、舞蹈等各种形式展示印度风土文化，吸引了上百人参加。当然，这些活动的“市场反应”参差不齐，去年一个有关艾滋病的讨论会，竟然冷清到只有了了几个人“光顾”。
另一项实践性很强的课程是筹款，要求学员在头6月利用一技之长筹集1500元善款。于是，学员们“发明”了街头募集，网上义卖，教学辅导等五花八门的筹款方式。当然，学院会对遇到困难的学员提供技术支持，使大家最终都能“过关”，也有人会脱颖而出，筹到10倍以上的款项成为筹款“明星”。
而在课堂上，每位学员都有讲课的机会，他们既是老师，又是学生，做中学（Learn by Doing）的气氛浓厚。
借助学院提供的全球共享的数据库（DmM系统），学员们系统学习文化交流、团队协作、社区发展、募捐筹资、儿童救助、环境保护、健康卫生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院长黄宝华说，学员会经历很多人生中的第一次，同时也磨练出发展工作中需要具备的各种能力：语言能力、组织动员能力、领导能力、筹款能力、主持活动能力、沟通与外交能力、编排和表演话剧的能力……
在参与和体验式的11个月培训中，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儿童援助和艾滋病防治作为学院在当地社区开展的综合发展项目，为学员们提供了实践平台。
从学员到院长
更有趣的是，有一名学员完成为期11个月的培训后，在2005年12月摇身一变，接任YID的院长职务，与一直担任副院长的丹麦人劳伦特女士共同掌管这家学院。
此人就是38岁的黄宝华。
此前，黄宝华是成都的一名大学教师，也曾担任高校校办企业的高层管理者。但引领他彻底改变人生路径的，却是作为户外俱乐部创办人和资深“驴友”的经历。驴友们在甘孜、阿坝等地风景秀美的地方，目击到当地的贫困并受到震撼。象很多有着志愿者角色的城市白领那样，他们开始从事助学活动，最多的时候资助了48个孩子。这个故事到此并无悬念。
不过，黄宝华其后却对发展工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申请就读国际组织――“互满爱，人与人” （Humana People to People）在英国开设的一所学院，还想去非洲当志愿者。不过由于费用问题，“出口转内销”，被转介到YID, 从此与学院结下不解之缘。
“现在和以前大不相同。我们打着YID的牌子在玉溪街头进行公众筹募或做公益活动，政府部门都不再进行干预。”现在的黄宝华底气十足，已经不是一年半以前，作为新学员第一次上街发宣传折页时缺乏自信的黄宝华了。而YID经过几年“苦心经营”，已逐渐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建立了信任，也引起了媒体关注。CCTV9还派出了摄制组进行了10多天跟踪采访，制作和播出了30分钟的记录片。
YID的国际背景
经过YID培训合格的学员，有机会到赞比亚或印度从事6个月的发展援助工作。黄宝华最初结缘YID，和这个富有吸引力的安排有很大关系，YID具有国际学院的背景。
2001年7月，经云南省教育厅签发中外合作力量办学许可，YID在云南玉溪成立。世界上和YID类似的“姊妹”学院共有19所，都是由1977年发源于丹麦、总部设在津巴布韦的国际组织――“互满爱，人与人”合作开办的。YID经费主要来自总部按学员数量划拨的经费。另外，作为确认志愿者意愿的一个条件，要求学员交纳一定数额的报名费和学费。同时，学院每月向学员发放基本的生活补贴。在教学方面，采纳这个国际大家庭通行的DmM教学体系。目前，“互满爱，人与人”这个国际联盟组织由来自28个国家的协会机构会员组成，在非洲、北美、加勒比海、亚洲和欧洲开办了190个发展援助项目。
全球化视角，本土化运作
不过，YID的国际背景在赋予其全球化视角的同时，并未妨碍它意识到本土化运作的重要性。
现在，这个曾经富有神秘色彩的机构已经走进当地社区，逐渐成为真正的社区学院。从利用国际志愿者的语言优势到中小学支教、帮山苏族社区建幼儿园、到扶贫助困，甚至帮助村委填报建设“希望小学”的申请表并进行前期需求调查，都是学院的份内之事。当一些外来的成功经验被用在农村社区发展项目上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YID就予以修改甚至直接加以否决。
相伴于学员成长的，是学院自身的成长。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学院经历过很多曲折。由于一开始比较封闭，又不十分了解中国国情，志愿者一度大都来自国外（特别是东欧），国内鲜有人知，后来出现过生源萎缩的情况。2003年非典过后，全学院只剩下全职学员 1人。而2005年1月，真正的全职学员包括黄宝华在内也只有4位。学院一度遭遇质疑，在危机重重中险些关门。
不过，跌入低谷的YID从去年9月开始逐步回升。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和第三部门的崛起，近年来志愿活动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加之学院加大了对外推介的力度，报名者呈增长态势。目前，学员人数达到32人，触及培训规模的上限。作为权益之计，学院理事会已决定扩大租用的校舍面积，使招生人数翻倍。而更为长远的目标，是要通过多方筹资新建校舍。
更重要的是，学院的使命宗旨发生了重大变化，不再拘泥于原先单纯为合作伙伴“互满爱，人与人”培养其在各国的项目所需人才，而是瞄准了国内出现的日渐增长的需求，“面向NGO培养人才，为构建和谐社会培养人才”。在黄宝华看来，目前本土NGO大量涌现，人才需求旺盛，而国际NGO本土化过程中也是求贤若渴。但现实的矛盾却是，一方面大学生难找工作的情况非常普遍，另一方面NGO却往往为招聘不到合适的人员而伤神，这正好为YID提供了空间。黄宝华希望YID成为泰国志愿者学院（TVS）那样的机构，毕业学员成为NGO骨干或者领导人。作为这样一个构想的延伸，今年4月，YID加入北京惠泽人发起的西部志愿者能力发展建设项目，成为西南地区的培训承办机构。
在这个过程中，学院的教学体系相应发生着“静悄悄的革命”。在原有体系之外，新增了志愿者认知、公民社会理念、领导力、NGO治理、参与式农村发展等课程，教学体系的修订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使命的变化还连带引起学员选拔标准有所变化。尽管基本原则未变（18－65岁，有一定的英语和电脑基础），但学费稍有上涨，主要是希望申请者能够在未来的职业取向上表达更为清晰的意愿，结业后能进入NGO、从事发展工作。从目前来看，这个想法产生了一定成效，学员中开始有了来自NGO，如国际人口服务组织、宣明会、深圳义工联、攀枝花市康乐咨询服务中心的员工，其他一些学员也有过志愿者经历。而现有学员中中国学员超过80%的比例，也成为学院本土化运作的一个标志。
获得国际志愿者的经历仍将是YID“招兵买马”的一个招牌。同时，YID已在保留国际学院多元化特点的同时，有意识进入到本土化的过程之中。
联系：黄宝华 0877-2059695
paulowong@163.com
www.volunteerchina.org
www.volunteerchina.org.cn
www.humana.org
攀枝花市康乐咨询服务中心
对康乐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中心）的创办人蒲晓铀而言，NGO在艾滋病高危人群干预中，具有发现社区需求的敏感优势。、
敏感的瞄准
一次她前往项目设在干预现场的办公室外，等候市长一行来访，结果被不明就里的两个嫖客当成了商业性工作者，要和她谈生意。蒲一个人“临危不乱”，亮明身份对他们进行现场宣讲。等同事和市长等人闻讯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她已经干脆利落地结束了“战斗”。
这次意外的遭遇使蒲晓铀发现，嫖客对性病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度并不高于商业性工作者，掌握了交易主动权的嫖客更是干预工作不能忽视的目标群体。作为这次“事件”的产出，中心和川大社会学系一位教授联手，向全球基金第四轮递交了一个项目申请，围绕将嫖客纳入干预对象的可行性展开调研。蒲介绍，原先的“中英项目”设计，在针对高危人群的干预中，只是对商业性工作者进行干预，而将嫖客排除在外。
中心的现场办公室就设在一个由楼房围成的四合院内，下面是农贸市场，上面的房间多被商业性工作者租用作为营业场所。项目办公室依葫芦画瓢，和她们比邻而居。
“这是一个集中的低价位性交易场所，前来买性者主要是民工、拾荒者、退休工人等，也有周边的学生。”蒲晓铀介绍。
2003年9月，中心在攀枝花市疾控中心资助下启动了这个商业性工作者干预项目。 “这是疾控中心难以介入的地方，他们说把最难啃的一块骨头给了我们。NGO能够放低自己的姿态，并以平和的心态，本着不歧视、不评判和保密的原则，用平等、尊重的方式接触目标人群，这是我们的优势。”蒲晓铀说。
不过，项目开始的时候并不顺利，中心工作人员一度被当成政府派来调查的卧底，被商业性工作者怀疑了好几个星期。当然，经过数月努力，双方建立了沟通和信任，相关的健康知识、正确的求医方法、安全套发放和使用等活动也慢慢渗透进去。后来，项目的成果还引起清华大学的专家以案例调查的形式予以关注。
同年7月，在欧洲前景集团资助下，中心参与“中英项目”，在静脉吸毒人群（IDU）中开展健康培训、行为干预和安全套社会营销，以艾滋病在吸毒人群中的传播，力争阻断艾滋病通过吸毒人群向普通人群蔓延。此后在2004年和2005年，又分别获得资助延续这个项目。
“干预项目中来自公安和社区的支持特别重要。”蒲晓铀说，公安通常将持有针具作为打击吸毒的证据，所以项目活动必须与他们做好协调。而在社区中，对吸毒人员包括受他们严重伤害的家庭存在的歧视，都能对干预的效果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中心在争取公安和社区支持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倡导和游说。项目启动后，又通过简报等形式定期向政府沟通信息。社区方面，项目人员走访吸毒人员家庭，同时定期前往戒毒所给吸毒者讲解艾滋病预防知识，沟通交流，传递来自社会的关爱，缓解他们的绝望情绪，以及对政府和社会的抵触情绪，希望他们带着一颗平常心回归社区。
今年6月，中心从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得到7万元资助，启动了对IDU人群进行干预的另外一个项目。这个“艾滋病社会动员项目”的基本框架是国家财政出钱，由国家艾滋病防治委员会统筹管理，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作为国家级的NGO，被授权向NGO发放和监督项目资金。
蒲晓铀说，“作为民间参与的例子，我们的项目已成为地方政府艾滋病防治中多部门合作参与的一个亮点。”
运作中的挑战
不过，这个由5人组成的小团队仍然面临诸多的困难和挑战。作为一个基层民间组织，在现阶段，不可能得到当地财政预算的支持，以项目方式维持组织运转使组织具有脆弱的一面，这使蒲意识到资源来源多元化的迫切性，以及组织内部治理的重要性，她正琢磨着如何动员认同本组织机构使命，又有筹资能力的人士加入理事会，以充分发挥理事会的功能，为组织机构的生存和发展寻求保障。令蒲晓铀感到困惑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作为民间组织如何发挥更大的社会影响力，以促进本地资源的动员和公民社会理念的倡导。目前由于能力和经验的限制，组织机构领导力的提升、公信度的建立都有待于摸索和探讨，项目的活动还只能在一定的社区层面进行干预，加之是“防艾”的话题，比较敏感，服务的人群也不容易引起大众群体的同情和共鸣，所以广泛影响社会还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努力。中心正尽量利用机会参加各种培训，在提高工作人员素质的同时建立广泛的网络关系，扩大信息来源。最近，蒲晓铀还成为北京惠泽人发起的“西部志愿者能力建设项目”的签约协作员，希望通过推动志愿者参与带动更多的人加入。 （付涛）
联系：蒲晓铀
0812-2223857
puxiaoyou@vip.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