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和政府和企业相比而言，NGO并不天然地具有道德优越，NGO既要考虑自己的使命价值，同时又要具备专业意识和成效意识，要注重员工的多样化的激励方式。在各种现实的制约因素之下，单单拿出NGO的道德禀赋来批判，给人以抓其一点，不及其余的感觉。但是，在作者尖锐的话语之下，确实提出了一个值得草根NGO思考的话题。值得提出的是，强调NGO和其他部门的共性（专业性和激励机制），并不一定要否定NGO和其他部门的差异。这种差异不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也有理想和价值观的背景。当然，如果NGO只是拿理想和价值观的差异来“说事”，就势必出现作者在文中提出的问题。
摆在我面前的，是一篇题为《志愿者快走光了》的新闻报道，来自11月7日出版的《南都周刊》。该文章说：“地震过去半年，在整个四川灾区，NGO组织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只有国内外一些比较有名气的草根组织在获得基金会的支持后继续坚守；而志愿者则几乎绝迹。灾后重建过程中志愿力量的流失现象，是灾区NGO迫切需要解决的困境之一。”
我跟很多人一样，都认为汶川地震是中国NGO发展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我并不赞同汶川地震促发了中国的草根NGO和公民社会发展的观点，只是认为地震灾区NGO的活动是中国草根NGO发展的一个缩影，可以集中展现中国NGO所遇到的普遍性发展问题：灾区的志愿者在流失，中国很多草根NGO的人才也在流失；灾区的NGO数量在减少，中国很多草根NGO也在艰难的环境中步履维艰。为什么灾区、乃至全国的草根NGO在内部管理和机构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笔者以为，NGO所鼓吹的“公益”、“慈善”等道德禀赋等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至少从表面上看，大多数草根NGO所从事的都是道德正确、甚至道德完美的工作，在道德上要远远比追求“权力”的政府系统和追求“金钱”的私人盈利系统更崇高，这就是NGO天然具有的“道德禀赋”。用通俗的说法，“道德禀赋”就是指NGO从事的工作性质是“公益”的或者“慈善”的。
在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社会道德普遍滑坡的时代，“道德”成为一种稀缺的资源，所以NGO及其从业者喜欢自觉或不自觉地突出自己的道德禀赋，以道德优越感实现社会认可。但很显然，从四川灾区和全国NGO的发展情况来看，道德禀赋正在成为一种对NGO的内部管理和机构发展十分有害的因素。
道德激情有余而实践理性匮乏
在地震发生后的初始阶段，草根NGO和志愿者的表现非常积极。许多机构不论有没有救灾和重建领域的工作经验和实力，都要在第一时间扯上大旗高呼一声“我来了”。但他们对灾区形势的判断并不完全是理性的，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在灾区能做什么工作，只是盲目地跑到灾区，甚至还出现挤占灾民资源的“添乱”现象。
很多志愿力量、特别是以道德禀赋为旗帜的NGO，之所以在第一时间就赶往灾区，完全是其道德激情引领着他们。所以，过去在工作中积累的道德优越感让他们在这场罕见的灾难面前产生了再次表现其崇高道德的激情。
但是，灾区毕竟不是舞台，灾区是战场，需要的是有战斗力的战士。形形色色的志愿者和NGO如过江之鲫，虽然数目众多，但绝大多数无法在灾区长期坚持开展工作，善始而无法善终。尽管高尚的道德情操是一种很容易煽动激情的好东西，但激情是靠不住的，唯有理性才是长久而有效的。而充满道德优越感的NGO们，一旦发现自己道德激情过剩而对于开展具体工作的实践理性很匮乏，便不得不离开灾区。如果今后要补充灾区的志愿力量，就不得不考虑NGO和志愿者在具体工作计划和工作方案等实际问题方面的专业能力等实践理性情况。
近两年来，国内很多草根NGO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但其中也有一些慢慢遇到了生存的困难。究其原因，当初对于NGO工作的理想主义道德激情也是煽动他们积极成长的主要原因，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他们才发现实际工作中存在的大量困难是远远超过自己当初的想象。没有解决好这些困难的组织慢慢就萎缩、甚至被淘汰出局了。
道德激励失效造成人才匮乏
很多草根NGO领导人经常抱怨招不到高素质的人才，机构内已有的高素质人才又面临着流失的问题。灾区当初出现的那么多志愿者当中，必定也有很多人才具备很强的能力和专业技能，但他们也流失了。笔者以为，这个问题的症结在于NGO的道德禀赋所要求的道德激励失效。
能不能招到并留住人才，根本问题是人才激励机制是否有效。高素质的人才大量流向企业和政府这两大部门，与其使用的经济激励手段有很大关系。工商企业一般通过加薪为主的经济手段激励员工，政府机关曾经主要使用升职为主的权力激励，但这两大部门现在也分别注重权力激励和经济激励了。而公务员考试和人才招聘会上出现的大量人才竞争一个工作岗位的现象已经表明，企业和政府对人才采用经济激励和权力激励机制是有效的。
但目前，中国的草根NGO自身就面临着很大的资源紧张问题，对员工和志愿者进行经济激励是不现实的。所以，草根NGO们就祭出“公益”、“慈善”等道德禀赋来对其志愿者和员工进行道德激励，而不重视薪酬、福利等经济激励手段。但事实已经表明，除了具有宗教背景的NGO和普通草根NGO里的小部分理想主义者外，道德激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失效的，几乎没有人会长期对道德激励表示衷心满意。
对于NGO从业者来说，道德激励最明显的缺陷在于无法带来实际的利益。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道德激励就是没有激励。这种只讲“付出”、不讲“得到”的机制是脱离了社会大环境的，也造成了“老好人吃亏”的反道德激励后果。
重视“德治”忽略“法治”造成内部管理混乱
柏拉图两千年前也曾对道德上的“理想国”给予过期望，并且对“德治”抱有极大热情，但他晚年还是意识到这个“理想国”是不现实的，转而追求“法治”。而中国本土草根NGO至今还普遍处于一种“德治”的状态。
草根NGO的道德禀赋投射在日常的管理工作中，就是实行“德治”，而不是采用成文的规章制度进行“法治”。有些机构曾有制定规章制度的打算，但一旦考虑到自身的“公益”性质、考虑到大家都“不容易”，也就放弃了打算。资源紧张的草根NGO热衷于招募不需要或很少占用经济资源的志愿者开展工作，不太愿意招聘全职领薪的员工。而志愿者“有胜于无”，在候选人不多的情况下，也不太重视志愿者是否具备专业技能了。即便招聘了全职领薪员工，也大多以“公益”、“慈善”等主观借口或机构未注册等客观理由不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员工提供社会福利。
“德治”的缺陷在于没有贯穿权利—义务（或职责）的法治精神，只讲自己的义务、不讲自己的权利。或者可以说，因为NGO无法保障其工作人员（包括员工和志愿者）在薪酬福利等方面的权利，所以也很难约束其履行职责的义务。员工或志愿者开展工作也是出于高尚的道德追求，即便他们在工作中出现一些错误，也难以追究。毕竟，人家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更要命的是，志愿者与NGO之间的法律关系本身就很模糊，志愿者来去自由的散漫特点导致其工作有很大的随意性，管理难度很大，根本就谈不上能否责任的追究。
而这种责任追究制度的缺失或者模糊，就造成内部管理的混乱。NGO工作人员欠缺专业技能，负责人不好意思给员工和志愿者分派压力的工作任务，工作人员执行不力又无法追究，各个环节出现的“小”问题最终导致机构的很多决策都无法落实。管理上的问题从具体的项目执行蔓延到机构的战略发展，最后整个机构的内部管理陷入瘫痪状态。
道德优越感制约了机构能力发展
据了解，在南都公益基金会支持教育的新公民项目通过审批的申请机构中，排名最靠前的项目计划书来自两家企业而不是NGO。此外，灾后3个月，通过该基金会审核批准、用于灾后重建资助的资金总额只有337.8万元，远远低于该基金会承诺的1000万元人民币。
这个事例从一定程度表明，草根NGO对于缺乏资源的抱怨是有失偏颇的，它们无法做大做强的部分原因在于自身。参加申请的NGO都有多年在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但它们在自以为擅长的领域的表现却逊于工商企业，表面上看似活跃、极富道德责任感的NGO在专业能力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NGO还缺乏获取资源的能力，这说明NGO自身的能力发展还达不到应有的期待。
NGO做事喜欢强调自己的道德责任感，以道德优越感来赢得社会认可。所谓的“公益”或“慈善”是企业不愿做、政府做不好的，而NGO及其从业者能放弃进入企业或政府的工作机会来从事这些“公益”或“慈善”工作，本身就已经是一个奇迹了。在突出这样的道德优越感的同时，很少有NGO能具体说明自己的工作成绩究竟有多么了不起。
为什么灾区会发生草根NGO和志愿者潮水般涌入又潮水般撤出的情况？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初期的扎堆效应可以让没有专业技能的NGO和志愿者有一定的空间；而一旦进入长期工作阶段，在参与者较少的情况下，其技能不足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这些NGO和志愿者的道德光环就会褪色。所以那些能力不足的草根NGO或志愿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多不愿留在灾区继续开展工作，灾区出现了志愿力量严重流失的问题。
专业能力不足，凸显的是NGO本身缺乏特色，只能从事一般性的工作。而一般性工作实在无法突出自身的存在价值，所以那些工作技能不足、工作业绩不佳的NGO长期来看就缺乏竞争力，很容易被淹没在浩瀚的NGO大潮中，甚至被淘汰出局。
归根结底，NGO的道德禀赋是一种中性的特质，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价值判断色彩，只是源于NGO、私人盈利部门和政府公共部门的社会分工不同。如果能正确利用道德禀赋，可以将其转化为NGO的优势，继而进行有效的社会倡导和政策倡导，吸引优秀人才对NGO的参与，推动NGO自身和公民社会的发展。但如果一味强调其道德禀赋，而忽略工作技能、工作业绩等NGO的生存之本，道德禀赋就会成为制约NGO发展的累赘，NGO的管理和发展就会出现很大问题，整个机构就会沦为“金玉其表、败絮其中”的畸形组织，好一点的还能半死不活，差一点的就无法生存了。
当社会整体大环境不是由道德进行规范的时候，草根NGO指望通过突出其道德禀赋来管理和发展组织是不现实的。现实情况表明，道德禀赋不但不能帮助NGO去解决社会问题，反而给NGO自身带来了很多问题。如果有NGO还在坚持通过道德手段去管理和发展组织的话，那只会像吸食鸦片一样，短期看会带来欢愉和亢奋，长期看却会给组织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
（注：本文所论及的“草根NGO”仅指民间自发建立的本土非政府组织，不包括境外NGO、有宗教背景的NGO和有政府背景的N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