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付涛
2010年6月17日-7月1日，参加“中欧公民社会论坛”交流项目的中方环境NGO代表，在德国海德堡“经济工作室”负责人Klaus Heidel博士及其助手Chin By Ang女士的安排下，高效而富有节奏地辗转于德国柏林、波恩、杜塞尔多夫、科隆等多个城市，拜访了当地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的德国组织，其间还与德国环境部的政府要员和德国议会成员进行了开诚布公的交流。1
无论是密集的日程下一路走马观花，还是驻足于某个组织的办公室你来我往的问答，抑或用餐席间随意的交谈，不同层面的德国NGO对政策和公众倡导以及服务所拥有的制度空间和专业化程度、高度的敬业精神，均给予中方NGO代表深刻的印象。此外，作为此行的一个副产品，Klaus Heidel博士一路相伴下，中方代表领略了他非常渊博的学识修养，对初步了解德国乃至欧洲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文化助益良多。
作为此次交流活动的收官之举，6 月28-30日，“哥本哈根失败之后：由公民社会的角度看可持续发展之道和中欧的低碳型经济”研讨会在波恩召开。与会代表探讨了中欧双方的公民社会组织互相合作推行低碳经济面临的机遇、环境和局限，其议程设置，指向中欧NGO能否在未来跨越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差异，迈向进一步的合作。
会议认为，欧盟和中国这两个重要的经济体系，必须正视现今奉行的经济发展模式。现有的模式很可能并非可持续的发展模式，然而，经济发展却往往被视为社会发展和繁荣的先决条件。这个矛盾的局面，再加上两个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阻碍了在中国和欧盟推行低碳经济。欧洲人会质疑，没有经济发展，如何能保持他们的生活水平。在中国，最大的命题则是，如何在低碳要求下，保障其发展的权利。
这次会议是2009年6月在广州举办的 “气候变化、水和食物安全——全球关注和全球合作：中国和欧洲民间社会共同的关注议题”国际工作坊的延续。
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是中方参会代表从各自的角度分享德国之行的感受和收获，以及对未来的看法和期望。我们在此也摘要发表，与读者分享。
对话德国议员
6月18日中国环境NGO代表到达柏林拜访的第一站是德国议会，见到了德国绿党议员、气候政策发言人Hermann博士和他的同事们，双方就中德环境和气候政策以及可再生能源问题进行了交流。
德国绿党正在通过议案推动新能源的分散发电模式，利用技术和融资手段帮助德国家庭、个人投资发展风电。在这个模式下，家庭分散发电的富余电量能够并网售电，给家庭带来经济收益，预计20年左右可以收回投资。绿党认为，集中发电与分散发电模式相比，如果考虑集中发电模式所需的远距离输电的设施建设和能源损失，成本上并无优势。此外，利用大规模的智能电网，可以解决风能并网的不稳定问题。
当然，绿党对分散发电的推崇不单只是从新能源和减排的技术层面考虑，背后还蕴含着反对大型能源公司的垄断行为、反对核电的价值立场，这关乎公民个人在能源消费和应对气候变化中应当具有的权利。
此外，一行人还拜访了德国环保部，与负责气候变化和CDM机制以及联合国事务相关的几位官员座谈。这两次由德国NGO安排的访问，使中国本土组织再次亲身“领教”了政策倡导在很多德国NGO的日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位置。德国NGO可以通过体制的渠道与政府和议会对话，去影响和游说对方，他们的倡导行动本身，是由德国政治制度安排和NGO的专业能力共同支撑起来的。
咖啡馆里谈环境运动
有人说，德国人是政治动物，爱好谈论政治并影响政治。也有人开玩笑说，如果看到3位以上德国人在咖啡馆相聚，他们的谈话很可能会涉及政治议题。仿佛是为了印证这个说法，18日下午和德国资深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民间推动者——Jürgen Maier老先生的交流，就是在柏林街头的一家咖啡馆里。他是“德国NGO环境与发展论坛”的负责人，也是长期在柏林反对煤电厂的气候联盟运动的重要人物。20世纪80年代，当柏林大多数NGO还在针对污染问题进行抗争之际，Maier就“先知先觉”地介入了气候议题，推动柏林的其他NGO逐步加入，联合开展了反对当地煤电厂的运动，最终成为柏林近30年的环境运动的亲历者和推动者。Maier与其他德国NGO行动者推动的环境和气候运动汇集在一起，对柏林乃至德国的政治进程产生了影响。
德国NGO环境与发展论坛与德国消费者协会等其他组织建立了合作关系。德国消协更多地侧重于通过公众倡导和专业咨询，为公众提供可行的改变生活方式的行动方案。由柏林的150家超市提供支持的素食运动和消费当地生态产品运动（bio-regional movement），也是气候运动的盟友，它们共同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推动柏林在2050年成为零碳排放城市。具体的行动包括推动柏林市采用各种节能和可再生能源措施。例如，建议市内汽车改为风能发电驱动的电动车，推广建筑节能和小型风能设施，以及环境友好的公交系统。现在，柏林经历了“去工业化”的过程，其低碳排名在德国甚至欧洲已名列前茅。
当然，即便是已经完全成为“政治正确”的低碳经济模式，在德国推行也并非没有冲突。德国海德堡经济工作室负责人Klaus插话说，发展和低碳相冲突的例子并非鲜见。例如，在他的家乡海德堡，发展低碳经济的要求对煤矿、采矿业，建筑业等形成了很大压力，导致公民社会组织内部也会产生不同的利益冲突，例如工会为维护工人的利益，可能会反对关停煤矿。但其中的情况非常复杂，即便是工会，在面对转型的时候也有不同的声音和行动。
庞大的“GONGO”：德国消协
德国消协是德国最大的消费者组织，是一个由联邦一级协会——德国消费者协会联盟（Federation of German Consumer Organizations）和分布在16个州的地方分支机构组成的网络（这些分支机构相互独立）。此外，德国消协还有很多松散的合作单位，活动范围遍布欧洲。
来自德国消协联盟的数据表明，德国25%碳排放来自住房，25%来自汽车，25%来自产品生产，25%来自食品。在碳排放产生的终端环节，消费者的意识、价值取向和选择至关重要。为消费者进行能源方面的咨询服务，推动产品的本地化消费，是德国消协工作的重头戏。
德国消协联盟的建筑、环境和能源部主任Holger Krawinkel博士介绍，德国消协在能源消费上的专业咨询已经有30年历史，每年为10万人提供咨询，引导大众，涉及汽车、房屋建筑和产品选择等多个方面。
北威州消协完成的一项调查发现，有75%的德国消费者认为气候变化是一个重要议题，80%的消费者愿意采取行动去应对气候变化。由于德国消费者环境意识较强，咨询需求很大。“按现有需求和消协的咨询接待能力，要150年才能完成。”Krawinkel说。
相比联邦一级的消协联盟，遍布各地的地方性消协与消费者的联系更为直接紧密。以拥有1800万人口的北威州为例，北威州消协（Consumer Association North Rhine-Westphalis）在州内设有57个咨询点，320位员工大部分在咨询点面向消费者提供各类专业服务。这些员工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专业研究和倡导能力。
北威州消协气候变化项目负责人Petra Niesbach 女士的PPT发言，清晰地反映了协会进行倡导活动的思路和方式：将中产阶级定位为主要客户，非常注重消费者群体的消费心理、消费需求调查和行为分析，以细致而科学的调研和经济学分析为基础，重视沟通技巧，提供针对性服务，并对项目活动进行细致的总结和分析。为提高工作的有效性，消协还将气候倡导与公民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与家庭收支改善结合起来。
为监测对健康可能有害的产品，针对企业行为的社会影响，北威州消协会在德国市场上购买各种产品进行测试。他们甚至到某些产品的出口国考察生产厂家雇用劳工的工作条件，并在德国杂志上披露，增加产品透明度，供消费者选择。由于强大的网络覆盖面和专业技术能力，Niesbach表示，强势的消协与大公司交锋的时候并不逊色，促成了大公司的某些行为改变。
希望影响政治决策也是德国消费者协会的一个重要目标。除面向消费者，德国消协还在其他一些涉及道路投资、老旧房屋改造投资、推动建筑、汽车的节能标准等议题上对政府和议会施加影响。协会站在消费者立场上，质疑一些政府决策背后政客和大企业的利益驱动。
从资金来源上看，德国消协是不折不扣的GONGO。消费者联盟2008年预算为180万欧元，来自德国联邦一级政府。北威州消协的资金来源要多元化一些，除主要来自州政府、州内各城市、联邦一级以及欧盟一级的项目经费，咨询费收入占到16%。建立了联系的消费者数量，110万个来自咨询点，400万个来自互联网。正是这些与消费者联系紧密的、覆盖德国的网络系统所代表的民意，成为与大公司进行博弈的平衡力量。
此外，代表团拜访的一家德国青年气候行动组织，也得到政府资助，在学校开展倡导活动。在德国，政府采购NGO的服务，甚至“采购”或者资助NGO的倡导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口号，而是正在广泛发生的事实。
“从政府拿钱，独立做事是我们的权利！”在被问及组织的独立性问题时，Krawinkel博士这样回答。
公司、政府和NGO的“三角关系”
谈起公司、政府和NGO的“三角关系”，德国汽车俱乐部（VCD，Automobile Club for Germany）公交项目经理Frithjof Reul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他和同事以前其实很讨厌西方社会中用得很多的一个字眼——游说（lobby）。
“在过去，‘游说’意味着一个年纪很大的人，穿着笔挺的西服，打着一丝不苟的领带，拎着钱箱去说服政府做出有利于商业利益的决策。而领带本身在历史上最早的意思，是隶属于别人。”在Reul和他的同事们看来，游说在过去可不是一个很正面的词。在19世纪，行业协会被允许进入议会进行游说，而现在随着环境运动的兴起，环保组织也取得了类似的权利，拥有了游说和影响政府的空间，反映出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变化。
现在，Reul和他的同事可以凭借一种特制的胸卡自由出入政府大楼，与政府官员面对面谈事。“很难想象20年前，做环境保护的人有这样的空间。”
VCD年成立于1986年， 6万名会员，160家地方团体会员，与拥有众多的拥趸共同推动消费者和汽车产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VCD还是上面提到的德国消协的合作伙伴。Reul负责的公共交通项目，由德国环境部提供支持，致力于减少交通工具中CO2的排放。
VCD倡导少用私车，为消费者咨询如何有效使用汽车。德国2009年共有5020万辆私车上路，与2008年相比新增380万辆。按照德国政府提出的2020年减排40%的目标，汽车排放是一个重要的调控对象。早在1989年，VCD就推出了自己的汽车排行榜，对汽车能耗进行排名。VCD对名牌，对德国自己的品牌毫不留情，自定的排放量标准比欧盟的标准高很多，因秉承独立性和批判性享有很高声誉。最近上榜的低能耗汽车前十位，绝大多数是日本车，少数上榜的德国车排在前三之外。Reul说，在一家研究院作为权威机构的技术支持下，VCD的研究和排名获得了政府、企业和公众认可，政府借此了解各种车型的环保表现，车商也纷纷咨询如何改进，消费者便于知情选择。此外，VCD还正在和与德国经济部合作，建议汽车使用能效标示。
访谈中，鉴于两国的国情差异，有中方NGO代表提出，中国资源环境的局限性决定了NGO在自身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工作中心不在于像德国NGO那样推动高能效汽车，而是首推公交和自行车出行。在倡导出行方式上，德国是先有车，再推动少用或不用车，而目前中国汽车工业是政府推动的支柱经济产业，资源约束又无法使中国效仿西方国家，其中有很大的矛盾和纠结。
不过，仿佛是在回应这种差异性，人们注意到，在VCD会议室墙上贴着一张自行车出行的宣传画。一位西装笔挺的白领人士，头戴安全帽驰行在柏林的大街上。位于科隆的一栋低碳节能建筑而20年前，由于空气污染严重损害健康，是不可能在柏林街头骑车的。现在环保NGO正向公众传递自行车出行是一种时尚生活的信息，情况正在发生变化。
同样是影响政府决策，一家位于波恩的更为草根的组织——绿色预算（Green Budget Germany）致力于通过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推动政府通过实施环境税的方式推进低碳经济。可惜因为时间关系，未能详细了解。
网上动员
在此行拜访的德国组织中，德国观察（German Watch）提出了最为激进的减排目标。它提出德国到2050年，要在1990年基础上减排100%。如此激进的减排目标背后，是气候公平的“意识形态”和理念价值基础。德国观察从关注南方国家气候公平的角度，提出工业化国家率先减排是发展中国家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推动北方国家大幅减排。此外，德国观察是基于权威机构的研究报告提出这个减排目标。
两年前，德国观察还没有勇气提出减排100%的运动目标。起初欧盟、气候基金会的研究探讨了减排40%到60%的可能性，最新的一份来自麦肯锡的研究表明，德国减排80%是可以达成的，这为德国观察提出100%的减排倡导目标提供了依据，也成为协调其他组织消除分歧、达成共识联合行动的基础。“百分之百未来运动”（100 future campaign）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起。德国观察与自由民主党（FDP）联系紧密，也与其他各政党成员广交朋友，交流必要的信息寻求政治支持。在“百分之百未来运动”中，除了采用常规的倡导方式游说联邦政府和议会，还首次尝试利用互联网进行网上动员（E-campaign）。
德国观察政策总监Christoph Bals表示，传统的NGO倡导方式尽管能够影响政府，但只能限于NGO作为团体的声音表达，在影响力和民意代表性上不如网民更具有公众性。通过网民的声音，能够使NGO自己的活动拥有更为强大的合法性。由于这次运动是小试牛刀，初涉互联网动员，德国观察请来了有关专家设计项目，加强与民众的联系和互动，以符合公众兴趣、诉诸于情感的方式动员公众参与。另外，网上平台还低成本地加强了联盟组织之间的协调。
在国内，一些NGO实际上也开始超越了建立机构网站的阶段，在更大的互联网平台上营造自己的公共生活，影响主流人群。开博客，发布面向公众的观点和资讯，建立网上社区、动员志愿者等等，放下神秘的身段，打破与公众的界限。
科学商店：科学家和公众的桥梁
在众多此行拜访的NGO中，波恩科学商店（Science Shop）在气候变化和环境问题上立场中立，与其他组织强烈的价值倾向不同。科学商店最早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在荷兰和美国，目前，世界上有50家科学商店分布在26个国家，合作方是当地的大学，NPO和NGO。科学商店2006年进入中国，与上海的高校合作开办。
成立25年来，科学商店致力于推动科技知识普及和运用，为公众了解和介入科学研究搭建桥梁。既回应公民社会组织关注的问题，同时也提高科学家对社会需求进行回应的意识和敏感度。消除科学的神秘色彩，让普通公众得以对科学亲和，有助于扩大科学、技术在公众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积极作用。
德国之行中，代表团还拜访了位于科隆的一个低碳节能建筑，通过各种综合手段实现了低碳（接近零碳排放）的商业化运行。这个低碳办公的示范项目，让中国环境NGO代表心目中的低碳建筑模式有了客观的呈现，并使大家直接触摸到建筑背后的理念和技术。
CCS：减排技术是一种竞争力
实际上，低碳技术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竞争力的表现，被纳入各国的战略考虑。22日在柏林，代表们访问了一家综合性、擅长系统分析的跨学科、跨部门的权威研究机构——伍珀塔尔气候、能源和环境研究所（Wuppertal Institute），就正在进行国际上争议较大的针对煤电厂的碳捕捉（CCS）技术研究，并得到了德国政府的资金支持。
伍珀塔尔研究所Samuel Hüller研究员说，尽管从现在来看，德国和欧洲并不需要这项技术，这项研究瞄准的是中国和印度的未来市场。看得出，是从全球竞争的角度出发进行的研究。据报道，科技部21世纪议程管理中心副主任彭斯震在一个CCS论坛上表示，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推广和运用CCS是不可取的。其理由是，CCS成本太高，此外该技术还要消耗额外能源，如果有20%-45%的额外能源消耗，CCS对中国电厂就几乎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项技术的推广最终只能取决于技术本身的竞争力。2
目前，该研究所与中国有着交集，在中国，在青岛、兰州、秦皇岛3个城市与当地政府合作实施可持续公共采购项目；结合交通政策和城市发展，为中国政府推动快速公交（BRT）提供支持，此外还和建设部在深圳的一家研究所合作，提供建筑能效改进方面的咨询。
中德之间在国情和能源需求上存在着很大差异，德国的能源消费现在到了增长放缓的阶段，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则是“蒸蒸日上”。德国的气候运动，很多正是针对煤炭产业和煤电厂开展。德国地球之友北威州区域协会作为德国地球之友的16个州级协会之一，发起了“没有褐煤的未来”运动，反对州和联邦政府兴建煤电厂的规划。
大卫和歌利亚的战争
位于杜塞尔多夫的德国地球之友北威州区域协会总干事Dirk Jansen说，全德近期计划兴建25家煤电厂，其中10家将落户北威州，这些煤电由四大公司垄断。北威州人均CO2排放达到16吨，远高于德国的平均水平，减排压力很大。经过抗议，有3家煤电厂建设被停止。其中，他们和一家年收入600亿欧元的煤电业巨头发生的冲突，由于力量悬殊，被Dirk称为“大卫和歌利亚的战争”。该公司曾因建褐煤基地迁走居民导致形象不佳，但目前在减排的大背景下，北威州的反煤电运动有了新的动力和进展。
NGO对大企业，很多情况下都是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抗争，一些宗教背景的组织也参与其中。位于科隆的“21世纪本土议程”联盟组织，是由当地的基督教组织参与的气候联盟，其成员还包括绿色和平，以及罗宾森林组织（RobinHood）等。罗宾森林组织的行动手法则类似于绿色和平的非暴力抗议活动，关注热带雨林保护（棕榈油和生物燃料生产的负面影响、家具制造）；交通（反对扩建机场跑道、高速路扩建等）；木材（纸张回收利用）；能源等方面（阻建煤电厂、核电厂，推动可再生能源）等议题。该组织拥有1400个有投票权的成员，3500个支持者。
中方NGO代表到访这家气候联盟，在有着300年历史的教会办公地点与对方进行交流，教会组织介入气候变化，让人感慨其与时俱进的开放胸襟。在这里，中德NGO对中国环境治理的问题和公民社会的现状和策略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两个国家政治、体制环境差异很大，表现在公民社会发展、公民权利和公共参与等各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这些欧洲组织从中方代表那里获得了有关中国的直接真实和客观的信息，由不了解中国和中国NGO，到有所了解，迈出了难得的一步。
从过去来看，中欧之间的交流并不充分，相互的隔阂让中方代表刘鉴强很吃惊。访德期间，适逢德国之声举办年度媒体论坛，因今年的议题为气候变化与媒体，中欧公民社会论坛的主办方借机安排中国NGO参加，刘鉴强还应邀在论坛上发言。这次阵容庞大的会议给刘鉴强的印象，却是很排斥中方的参与，没有给中国足够的表达和交流机会。（详见后文《圆桌传声：访德心得》）看来，中欧之间，中欧公民社会之间，面对人类共同关注的包括气候和环境在内的各种挑战，还需要更加紧密的了解、交流与合作。
此番部分中国环境NGO出访德国，通过两周的浮光掠影，从环保NGO的角度管中窥豹，对德国公民社会的大致轮廓进行了粗浅的扫描。中欧之间差异虽大，但在低碳减排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还是有着求同存异、在某些具体领域探寻共同行动的空间。而双方的公民社会组织，有意愿进行力所能及的合作推动。
注释：
1.除海德堡经济工作室外，包括德国亚洲基金会、南风讯息服务中心(维也纳)、伯尔基金会(柏林)、德国观察等11家欧洲组织参与了协调和支持。
2.钟晶晶中国推广CCS不可取[N]新京报，2010-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