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是关注NGO的公众读者，你读过几本NGO的出版物？再进一步追问，从这些出版物中，你对NGO项目知道多少，抑或说这些出版物中所反映的话题，是否加深了你对社会性议题的关注和了解？
而作为NGO从业者，你读过哪些同行制作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对你开展工作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帮助？
平时，机构来往的信函中少不了NGO自己印制的机构和项目活动介绍、内部通讯等交流材料，而每逢较大规模的公益交流会或展示会，你也随处可见摆放在签到台上的各种NGO资料，供人自取。
目前越来越多的NGO开始有了自己的出版物。其中，NGO的正式出版物还为数甚少，NGO如何选择出版物的定位，如何组稿，文字表述方式如何，如何确定相关的目标人群，对外倡导和潜在的公众影响如何，这些问题其实还处于各自的摸索过程中。可以说在关注此话题之前，笔者对此也是一知半解，抱着探寻的心态采访业内外相关人士。
出版即传播、记录
“在服务之外，进行教育倡导，让社会公众对我们有更多的了解。”北京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负责人李涛谈起他们的几本出版物时说。这是一个成立于“非典”时期的服务城市流动外来务工人群的机构，到目前为止，他们一共出版了《打工时代》、《城市化论丛》等5本有关流动人口群体的书籍。
用李涛的话来讲，这些书想要传达一个理念：“不仅让打工者看得懂，专家也能读得懂”；“你可以不阅读，但你不能否认这个群体的存在”。他希望通过这些书的问世，使公众了解这个不为人所熟知的群体，同时，切切实实为生活在城市边缘的流动人群提供生活技能、法律、政策等服务，甚至，一本书还有可能挽救一个活生生的人。李涛在访谈中，举出一个打工者在轻生前，因读过协作者的出版物而主动与协作者联系，后经过协作者的努力，打工者重新振作的例子。
与协作者类似，农家女中心贴合自己的工作领域，也出版了几本有关农村妇女和打工妹的书籍，如《中国农村妇女自杀报告》（1999年）、最近刚出的《寻梦——中国打工妹生存报告》、《中国妇女NGO成长进行时》 （与其他妇女组织合作）、《我的生育故事》等。其目的是希望影响与妇女群体相近或相关的计划生育部门、媒体、关注人口性别研究的学者，以及政策制定者。
农家女中心负责人谢丽华同时兼任《中国妇女报》副总编辑和《农家女》杂志主编，自然深谙出版的意义。她认为，“出版物就是一段历史”，农家女是“用农村妇女或进城打工的妇女群体的活生生例子来记录历史”。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高小贤也认为，出版物可以做到记录民间机构行动的足迹和呼声。
类似协作者、农家女这样的NGO，采取出版的方式来扩大机构影响，进而进行公众、政策倡导的其他组织，主要分布在环保、扶贫、艾滋病、劳工、妇女、农村发展等领域。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健刚认为，NGO需要出版物这么一个渠道去表达自己的声音。他觉得这种表达方式很有必要。
这些书大多是在机构服务的基础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整理而来。也就是说，更多是基于项目的产出。多位NGO从业者在接受采访时纷纷如此评价。而前乐施会出版物项目官员刘曙光更是坦言，乐施会通过资助合作伙伴出版书刊，对项目进行经验总结分享，能够让更多的人关注。乐施会在大陆，除了参与救援赈灾、扶贫和社区发展外，还资助本土合作伙伴的出版物工作。
此外，少数资助方甚至愿意直接资助民间机构出版专门的刊物，其目的是为了普及NGO理念知识，让更多的NGO行动者发声，找到相互支持的力量。如乐施会曾经支持《民间》，福特基金会资助《NPO纵横》（现《社会创业家》）和《中国发展简报》。全球绿色资助基金会资助多家草根组织制作机构通讯等。刘曙光说，这是通过出版的方式和手段来培养公民社会的发展。
相较本土机构，国际机构在出版方面则主要采用翻译的方式，将国外在发展议题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践工具等内容转成中文在本地出版，供本土借鉴和使用。在出版的数量上要多出一些，如乐施会、行动援助、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国际发展机构。但这些翻译过来的著作，如何转成本土可利用的资源，还有待考察。
出版的平台作用
随着经验的日益积累，以及对议题的把握和熟悉，一些机构开始慢慢转变对出版的看法。不再将出版作为机构的一个项目产出来设计，而是更希望借助刊物出版的形式，动员各方的资源，从而完成对某一类议题的关注和讨论，甚至较有系统地展现问题的存在和方案探索过程。
环保NGO自然之友连续4年出版了中国环境发展报告，该报告因符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学术定位要求，而被引入到出版社的“皮书项目”之中，表现了民间机构在集结资源参与环保议题的优势所在。这点得到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皮书责编周映希女士的认同。
自然之友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负责环境绿皮书的主要协调工作。张伯驹说，皮书系列虽然是中国社科院系统每年的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现，但绿皮书“不是学院式的研究产品，而是尽量用清晰、亲和力的语言展现问题，并且有建设性地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他认为，绿皮书的诉求，既有“立此存照”的意义，每年从污染、政策、公众参与等方面对中国环境发展的过程进行记录，希望发出代表公众利益的声音，并在发声时“做到专业、有力度”，比较理想、思辨地把公民社会对环境发展、生态保护方面的诉求表达出来，并且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针对环保提出一些建议。
“绿皮书的产出不只是那一本书”，围绕绿皮书每年的出版，聚集在该书周围的资源动员、调研发现过程，也是绿皮书的产出。张伯驹补充道。换言之，环境绿皮书就是把出版作为一个载体，以此来推动学术研究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为民间的环保行动和学术、政策制定者之间搭建一个交流和讨论的平台。而且，影响受众也不应只是通过这本书来实现，也包括出版的过程，将绿皮书的多元产出展现出来，带来影响。
据张伯驹介绍，绿皮书选择每年的“两会”期间推出来，更有其政策倡导的意义，而且书中很多内容成为“两会”代表的提案，也时常成为媒体报道环境问题的资料来源，更有甚者，还会以内参的形式递交上去。比如2010年发布的《北京：严重缺水城市的奢侈性水消费》一文，就曾产生很大的反响，后引起中央政府高层对此问题做出批示。
与环境绿皮书一样，由民间机构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主持编写的《教育发展报告绿皮书》，也同样将绿皮书作为平台，作为持续影响公众的一种方式。而绿家园志愿者连续3年出版《中国环境记者调查报告》，也是希望透过环境记者的视角来报道本土发生的环境问题，但其在学术风格上要比环境绿皮书淡化一些。
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资源研究所非常重视借助出版物进行倡导，其策划翻译的企业社会责任译丛以非公开出版物的方式面世。他们常常结合论坛或者新书发布会，在增加媒体的曝光机会的同时，让相关各方到场讨论，希望做到国外的经验推介与本土实践互补。
出版也能给NGO带来其他影响。一家在京NGO项目官员小强认为，“NGO出版物在完成宣传项目的同时，也使自己的能力增强”。对NGO出版物很关注的业内人士高天认为，项目成果成为公开出版物，使“NGO研究成果的分量加重，这有助于游说政策制定者，并为他们提供政策依据。”
高天还认为，对一些成型的机构来说，其出版物在项目层次上达到一定目标的同时，还需要打开自己的视野，将出版纳入到组织的形象推广之中，帮助建立机构的整体品牌。成熟的组织做出版，其作用应该是向公众传播理念和信息并影响他们。当然这对出书的质量，以及是否有潜在需求有一定的要求。
NGO公开出版物少
总体而言，由NGO通过图书市场策划出来的正式出版物，实际上少得可怜。笔者注意到，目前在出版市场流通的与NGO有关的出版物，主要还是以高校老师、研究学者编写或翻译为主。
高天将原因归结为高昂的出版成本，不仅与出版社谈合作要付出成本，而且出版社对图书的质量、研究水平与文字能力都有较高的要求，这是造成目前NGO图书少的更主要原因。
富平学校的胡昕也持同样的看法。他曾与NGO朋友在豆瓣网上建立一个NGO读书小组，发现搜索放入其中有关NGO出版的图书还是很少，图书馆收藏的由NGO主编出版的图书也并不多。他看重有研究能力的NGO的报告，更多时候都是通过浏览或下载国外的NGO研究报告来满足自己的要求。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研究能力的薄弱成了NGO出版的掣肘。如果这关过不了的话，试图对业内的从业人员，乃至公众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就无从提及。拿上文提到的环境绿皮书为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皮书编辑周映希介绍，由于出版社定位在学术出版，所以其选题和质量一定要符合学术出版要求，而自然之友对环境绿皮书的驾驭能力成为双方合作的缘由。
但像自然之友主编的环境绿皮书作为出版社的皮书系列丛书被收录的情况，在NGO中并不多见。其聚集的专家、记者、NGO从业人员等各方的资源，足以保障图书的质量。而与出版社合作，还为绿皮书提供了通过出版社的发行渠道进入NGO自己进入不了的市场。
以NGO目前的生存现状，无法定位在研究层面。而类似书籍通常以研究者、政策制定者、公共媒体等精英人群为目标，使NGO的出版物无论是在出版种类上，还是在印刷数量上，与主流图书相比较，都显得格外地少。
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中心主任朱健刚认为，NGO出版的真正有吸引力的面向公众的书籍还比较少，而且畅销的不多，但“有比没有好”。
不过也有例外。比如乐施会支持出版的“人间丛书”——《我最宝贵的》和《失语者的呼声》。这两本都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发行，其中历经4年出版的《我最宝贵的》首印8000册，现已销售一空。畅销的根本原因在于，“该项目本身扎实，内容过硬。真是四年磨一剑！”刘曙光在电话那头激动不已。
《我最宝贵的》一书内容源自一个培养城市青年关注底层弱势群体的教育项目，由京沪港三地城市中学生拿起相机，走出课堂，迈向街头小巷、田间地头，发掘不同人群，尤其是底层民众的生活中，“什么是他们最宝贵的”。入选的100多篇文章，是从上千份参赛作品中精挑细选的；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一流专业品质，在图文编排上的细心考究，也成为本书在同类读物中脱颖而出的重要保障。或许正因为如此，该书出版后，曾引起诸如《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等多家媒体的专题深入报道。这为数不多的案例恰恰证明，质量和品质好的NGO图书更易受到出版社和市场的青睐，当然最终也得到读者的认可。
此外，出版社对NGO背景和理念不太了解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比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首要标准（不仅仅限于NGO的图书）是要审查该书的资助方背景，其次才是对选题的考虑。尽管周映希坦言出版社开始转企，但作为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事业单位，仍需要保持对出版物的政治敏感性。未来NGO出版空间，既在于自身的研究能力，同样还需要把握社会大环境的变化可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非市场化的出版物
NGO的正式出版物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不可思议是，目前这些图书，主要还不是经过出版社的自有发行渠道，而是由NGO通过自己的渠道进入市场和读者手里。
现实中，尽管出版社有自己的发行渠道，也很少愿意承担NGO出版物的发行，原因在于销量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效益并不让人看好。这不仅让人无语，更让人无奈：出版社只负责提供书号管理、编辑、校对和印刷的工作，而NGO不仅要承担出版成本，还要回购一部分或大部分图书自己发行。
在知识产权出版社编辑龙文看来，回购是让出版社减少承担没有销量的风险，算是NGO的前期投入。他甚至认为，回购有时是出版社与NGO合作出版图书的基本条件之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的NGO，如行动援助、扶贫基金会、惠泽人等机构，都需要回购自己的一部分出版物。接受采访的协作者、农家女等机构都承认，他们也有过同样的经历，回购图书的量一般在1000～2000册不等。乐施会为合作伙伴回购出版图书提供支持的情形，也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对此，陕西妇女研究会会长高小贤认为，NGO回购使这些出版物仍是在NGO圈中转，社会影响不是很大。
此外，尽管一些出版社发现NGO出版物具有潜在的市场，但出版风险仍存在。曾有某出版社的一位编辑对某本NGO图书过于乐观，认为有很大的销量，1万册起印，但最终发现市场要远远低于预期，后来出版类似的图书时，印量便调整到5000册左右。
由于出版社自负盈亏不愿承担太多的成本，使成本转移到NGO身上，这对仍在发展阶段的NGO来说，从策划到编撰、再到印刷发行，其中的每一个环节都是不小的负担。
环保作家、达尔文自然求知社创办人冯永锋认为，目前NGO出版物中出现这种“做得不够好，好的也不多”的现状，是一个必然出现的过程，是目前的一个常态，归根结底在于NGO缺乏编辑人才，图书的出版没有从读者的需求出发来做。同时，出版社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为一些出版社对NGO的书没有投入太多编辑精力，致使图书质量不高。
“（现阶段NGO出版图书是）一个没有遵循出版市场逻辑的非市场化的出版方式，没有大的市场潜力和销量，但它们所带来的社会价值，需要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更需要探寻适当的方法重新界定。”刘曙光分析。
在乐施会资助的出版物中，刘曙光认为《民间》影响很大，其他多位受访者也对《民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民间》立足行动者的角度，由专业人员采写第一手稿子，影响到很多公众。可惜后来因故被停刊，改为《@民间》在网络上传播，但影响不及当初。
内部刊物“多如牛毛”
相比之下，NGO业内更多的资料，是以内部非公开出版物（如通讯）的方式出现，相较浮在水面上的公开出版物，深藏水下的非公开出版物多如牛毛。从项目产出报告，到机构年报、没有刊号的期刊、报纸、甚至电子简报等形式不一而足。
目前，这些非公开出版物更多的是面对NGO业内，主要通过赠阅的方式来进行传播。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对本机构的项目的介绍和宣传上，少有对NGO涉及的公共话题进行讨论。
冯永锋评价，刊物的底线是办给同行来看，从同行者的角度来撰写，而非一味宣传自己的项目。NGO的刊物应该办给陌生人来看。高天则认为，虽然内部刊物对机构之间，尤其是跨领域的机构相互了解起到很大的作用，也很有必要，但这些刊物的编辑水平参差不齐。
尽管NGO内部刊物的共性缺点不言而喻，但采用这种形式本身，并不一定就意味着缺乏可读性和影响力。由于兴趣和关注点不同，NGO读者对各类刊物的需求自然不尽相同，相比之下，那些由NGO主办的针对特定议题或不特定读者的出版物，如《社会创业家》等，有较大的吸引力。
高天解释，该刊物由原来的研究定位（《NPO纵横》）转型为更加大众化，针对年轻群体，以较为轻松活泼的语言风格介绍和讨论有关社会创业家的话题。尽管这份刊物中对公益领域的一些概念阐释有点晦涩，有待深入，但仍算得上是一份公益爱好者的入门级刊物。其他受访者也都对此刊物给予了不错的评价。
此外，一些NGO所做的翻译或调研报告，因质量过硬而倍受关注，如上文提到的社会资源研究所的“企业社会责任译丛”，以及传知行研究所发布的《公民税权手册》，后者在网上的下载量达到50万多次。而像《les+》、《点》这类貌似小众的同志非公开出版物，在同志社群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同时，也有一些NGO内部刊物开始转型，针对服务对象、会员或者其他NGO从业者，不再只是单纯介绍本机构工作的项目，更多地将NGO里的公共话题，如气候变化、志愿者、能力建设等，纳入到刊物之中进行反思和讨论，如《自然之友通讯》，以及南京爱德基金会主办的《爱德》。《爱德》近年来转而面向公众产生影响，从编辑人员结构，到内容和文字风格，均出现了主流化的趋势。
值得关注的是，另有少数更为主流化的报纸和杂志，围绕公益慈善和NGO话题向公众进行更为主流化的倡导和影响，如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主办的《公益时报》、中国扶贫基金会的《中国财富》以及宋庆龄基金会的《环球慈善》等。它们的大众影响范围非一般的NGO出版物所能比拟。但高天对它们并不很欣赏，认为其中有一些仍停留在慈善的层面，很难做出深度，而且有时候在内容上“软文居多”。
需要注意的是对NGO出版物利用率不高的现象。高小贤说，陕西妇女研究会为解决NGO出版物的信息不对称问题，设立了一个NGO资源中心搜集各NGO的出版物供当地的NGO使用，但利用率并不高。也许跟该中心的搜集主要集中在性别研究、农村发展等领域有关，此外高小贤还发现NGO不太注意保留自己的出版物，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作用的发挥。
行家的点子
那么，在未来怎样做，才能更具有影响力，且兼具市场的效益呢？各位方家给出的不同答案，或许能给你一些启示。
刘曙光认为针对经验总结式的稿件，适合走非公开出版的渠道，然后通过同行阅读、会议交流等方式有针对性地传播，待1~2年后，如果读者反馈较为成熟，可考虑公开出版。此外，一些在内容上具有社会效益（尽管不一定有经济效益），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在表达方式上也适合向公众传达的，也可以采用公开出版的方式。久而久之，也可能由社会效益引发经济效益。
小强则认为NGO出版物的作用，“跟出版物本身的NGO身份无关，而在于它的受众能否真的从这些出版物中获益。”他还认为，“目前NGO出版物很少能与社会大众建立联系，而机构年报正是一条很好的沟通大众的渠道。”而冯永锋则强调，NGO的出版物一定要突出NGO所坚持的社会公正、程序正义等价值观的特点。“未来的NGO出版物，应该以《伐木者，醒来！》和《天珠》这样的经典著作学习。”
高天认为，出版的形式必须结合发行的形式，才能发挥出效果来。他以近日畅销的《独唱团》为例。虽然《独唱团》是购买书号做出来的一本书，但其发行渠道却不是通过出版社，走的是期刊杂志的发行渠道。
网络与出版物的关系
时下，迅速发展的网络已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包括NGO发展领域。信息化时代下，NGO出版物又将如何看待网络的影响呢？
高天认为，虽然互联网的特性是速度快，跨地域传播，但刊物能够动员的线下活动，有时非网络能够比拟。如果方法得当，刊物仍能发挥大的影响。例如2008年发生冰雪灾害，贵州本地的NGO通过发放单张（如果这也算是出版物的一种形式的话），更能够有针对性地锁定目标人群参与赈灾。高小贤也认为，出版物和网络各有用途，所以各自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样，朱健刚说，纸质出版物不会因网络而发生太大的变化，好的书籍还是能够找到出版的空间。
而李志艳的观点更加直接，他认为网络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影响，与纸质版的刊物是呈正相关的关系。即使同样的事件，可能需要NGO采取不同的形式去回应。如电子月刊之时效性，调研报告之深度性，不同介质发挥不同作用。李志艳所在的社会资源研究所在发布研究报告的时候，会结合纸质版或电子简报的不同形式，从数据库中挑选可能感兴趣的人直接投递和发送。
来自出版社的声音也支持这个观点。知识产权出版社编辑龙文认为，“NGO的出版物市场正不断扩大”，“远还没到因网络的空间发展而消失那一步”。他解释，网络信息交流快，但纸质却有自己的积淀空间，两者并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