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入世贸了，可好日子为啥还不来呢

两个棉农的故事

　　 江苏省盐城市某村，55岁的棉农臧大爷仔细看着我在本子上写下他的名字，一边认真地提醒我：“臧，我这个姓是臧克家的臧。”看到我一笔一划写对了，大爷满意地笑了，绽开满脸菊花样的皱纹。

　　听说我们来调查棉花收入和棉农生活情况，臧大爷打开了话匣子：“俺家里5口人，种着4亩棉花。说起棉花，我最头疼的就是这个价格问题，每年价格太不稳定了。”仿佛是为了印证自己的话，老人起身从屋角的橱柜里取出一个本子，“我这个人有记账的习惯，从2002年到2006年我的棉花产量、卖出的价格、我的收入等等，我这儿都有记录。”

　　“你看，我家里棉花面积变化不大，产量变化也不大，可就是因为价格变化，我的棉花收入能差出去快一倍，这家里买个油盐酱醋、有个头疼脑热、小孙子上幼儿园啥的，都得指望这棉花卖点儿钱呢。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对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棉区广大棉农而言，虽然他们有外出打工的机会，但棉花收入依然是家庭重要的现金收入来源。河南尉氏县一位棉农告诉我们：“我家儿子打工最远也只到郑州，就是为了有时能回来帮忙照顾棉花。”当全球金融危机连带引发中国劳动力市场需求萎缩时，棉花能够提供的现金收入对于农民就更加弥足珍贵。

        新疆喀什莎车县某村庄，41岁的维吾尔大姐阿依古丽操着不太流利的汉语慢慢地告诉我们：“我们这里这个地、还有天气特别适合种棉花，我从上小学的时候就跟着家里人种棉花。现在家里种了棉花和麦子，麦子要留着自己吃的，棉花嘛都得卖了换钱，我家里每年卖羊还能换点儿钱。”

　　“唉，可是这个棉花收入真是越来越不好说了，而且是这几年更麻烦，根本挣不上钱。可是不种吧，你说我们还能干啥？别的我也不会啊。我们家那个想出去打工，可我们在城里啥都不知道，远点的城里吃东西连清真的都没有吧……”

　　根据阿依古丽一个个报出的收入数字，我们大致计算出棉花在她家现金收入的比例高达80%。新疆南部地区作为中国优质长绒棉产区、中国最大的棉产区，类似阿依古丽家的状况比比皆是。

　　由于自然条件、种植技术、语言差异、生活习惯等种种因素的制约，新疆少数民族棉农从事非农就业机会比较狭小，当地生计方式转型空间也很有限，因而棉农家庭生计严重依赖棉花种植。据统计，2007年新疆农民人均新增的400余元收入中，260元来自棉花。

　　调查结束后，我的脑中久久回荡着阿依古丽大姐困惑的话语：“我从电视上看到说咱国家不是入了那个啥世贸了嘛，说是入了世贸生活就能更好了，可我们这几年咋就更难了呢？”

不公平贸易规则影响棉农生计和权益

　　以上两个故事只是沧海一滴水，但它们犹如透视镜，反映出中国自2001年12月加入WTO后，广大棉农所承受的种种困境。全中国有近6 000万农村劳动力、3 000多万农户、1亿多农村人口依靠棉花种植为生。入世标志着贸易自由化，可它并没有为中国棉农、特别是其中更为弱势的少数民族棉农带来更稳定的生计发展途径。

　　入世带来的市场开放令中国棉花进口急剧增长，2008年棉花进口量是2001年的195倍。棉花产业原材料对外依存度增加，2002～2007年，进口棉占中国消费总量的202%，最高时达到317%。与此同时，国内棉花自给率由99%下降到776%，最低时降至649%。入世后中国国内棉花新增需求的近一半市场被进口棉占领，其中又以美国棉花长期居进口首位。棉花大量进口意味着中国棉农丧失了近一半的市场机会。

　　入世后，国内外棉花市场价格联动性增强，使得国际棉价成为国内价格跌宕起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而影响国内棉农种棉行为。总体而言，入世后中国棉花市场价格、种植面积、产量、棉农收益等呈现全方位动荡不定、甚至总体下降的状况。据专家分析，如果中国棉花进口配额继续扩大40万至80万吨，中国棉农收入将对应减少42亿至82亿美元，棉花种植从业人数也将下降85万至168万。

　　由于入世后棉花价格波动不定，2002～2008年间，中国棉花收购价格年均波动幅度超过12%。动荡的价格带来棉花种植面积、产量都随之变动，最终导致棉农植棉收益利润总体下降。如2002～2007年5年间，有4年国内棉花产量年际间波幅超过两位数，高低值更是能相差近40%。2002~2008年，中国棉农植棉利润犹如坐上过山车般在每亩150元至每亩470元间忽上忽下。由于难以从棉花生产中获得公平合理的经济回报，有的棉农甚至入不敷出，少数民族棉农的家庭生计、子女教育、家庭医疗等生产生活各方面更是深受其苦。

　　跟阿依古丽大姐一样，很多人都在迷惑而苦恼地追问：为什么？为什么入世后中国棉农这么困难、这么被动？

　　棉花案例及围绕棉花的种种争议凸显出目前WTO多哈回合谈判的焦点之一：大宗农产品对发展中国家生计的重要性，以及发达国家一面尽其所能延续自己扭曲世界贸易的不公平补贴，一面尽力阻挠发展中国家制定有效机制保护自身脆弱的生计安全和农村发展。

　　为了履行入世承诺，中国政府取消了绝大多数针对棉花的补贴，而美国政府虽然屡次被WTO争端解决机制裁定违规，却一直坚持给本国2万余名棉花农场主提供高额补贴。再如因欧盟将奶制品列入敏感产品而得以享受大量补贴，导致孟加拉国90%的农业家庭（约1 400万户）本已微薄的家庭收入雪上加霜。

　　被发达国家主导的、不公平的贸易规则正是这一切真正的幕后黑手。贸易自由化不仅意味着进出口，还意味着生计与权益。当2009年11月底多哈回合第七次世贸部长会议在拖延4年后重启，我们有理由要求：WTO多哈回合谈判必须积极回应发展中国家在履行WTO协定时的困难和发展需求。在WTO新一轮谈判中，应坚持大幅度削减和限制发达国家在国内支持方面的投入，以减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面对的不公平竞争。发展中国家有权利享有制定有效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机制（如特殊产品和特殊保障机制）的权利，来维护本国的粮食保障、生计保障和农村发展，以及应对市场开放带来的冲击。

（作者系香港乐施会中国部研究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