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的朱健刚称：“人类学是一门松散的学科，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这里装。” 7月举行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大会这个“筐”里就装进了很多NGO研究者、实践者和诸多与NGO相关的话题。
在150多场专题会议中，有三场分别名为《发展观的少数民族视角——族群和社区的主体参与》、《对发展干预的人类学反思：当前的状况和挑战》、《参与与发展：发展人类学前言》的专题，场外还举行了一场圆桌会议《研究与行动结合的可行性探索》，给那些无缘进入会场的NGO一个场外的交流平台。
NGO界有不少研究者，有的机构甚至是研究者创办的，还有一些以双栖角色游走在NGO和学界之间。朱健刚、侯远高二人是很典型的双栖，他们分别就职于中山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同时， 二人也分别是两家NGO的发起人、负责人。还有一类研究者的研究领域和NGO工作领域大部分重叠，自然与NGO保持密切接触。所以在这样一个会上讨论NGO话题，也不是什么太奇怪的事情。加之乐施会、福特基金会等组织的有意推动，使得NGO的实践者有机会参与进来。
在这几场会上，反思成为主旋律。反思是对过往实践和理论的解构，但这离不开时间、思维角度，甚至价值观和经验。会上，有刚刚进入NGO的年轻人，也有从20世纪80年代进入的发展工作者。那些在发展领域耕耘多年的研究者和实践者认为，他们和这段历史一路走过来，有责任从自己的角度去说清楚历史；而也有年轻人对前辈当年亦步亦趋的理念和工具，表现出一种不屑和质疑。
反思“关公战秦琼”式的现代化批判
7月28日上午，北京大学的朱晓阳的《中国发展工作研究现状综述》主题报告，试图系统梳理30年来中国发展领域的一些模糊不清或者似是而非的东西。
讨论的背景在于，中国正在从一个受援国转向援助输出国，在这个转折时刻，反思中国30年乃至60年发展模式，认清过去30年走过的路，廓清关于发展的一些灰暗不清的地方是非常必要的。而这些暧昧不清的原因，或是意识形态的混乱，或者出于政治技巧、知识的遮蔽等。
朱晓阳的发言，尽管用评议人王晓毅的话，是“将自己的观点隐藏在大量的经济社会学的文献里”，很难让人一下子听明白。然而，仔细琢磨朱晓阳所言，可以领略到这个报告的“杀伤力”。朱晓阳像个发展领域的“偷袭者”，当发展工作者正在质疑现代化问题的时候，他绕到发展工作者的后面，对着发展工作者所信奉的理论基础、高举的旗帜，从基础上进行解构。
朱晓阳将发展干预嵌入在一个国家发展运动的背景之下来分析。 发展干预在他的发言中被分为以下两个脉络。
一个是国家发展运动，指的是以国家作为行动主体的经济发展活动和相应的政策制定与实施，他称为技术—现代化。他所强调的技术—现代化是一个去意识形态的概念，中国的现代化“不论强调什么特色，无论用什么名号”，这背后都有一个非常强烈而明确的现代化概念，即是从100年乃至 150年前，中国从模仿、追赶、超过西方现代化的延续，它一直在国家发展主义背后起着很大作用。
与技术—现代化相对应的概念是在20世纪80年代进入中国内地的国际性的发展产业。会上，朱晓阳用“国际发展产业”一词指称多年来中国所接受的“发展”、“援助”,颇多讽刺意味，包含对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和功利的产业功能的质疑。
因为国际发展产业的介入，在中国也就催生了一条以NGO行动为主的发展干预的道路。这一脉络之下的发展干预开展了一些针对某些群体问题的干预活动，主要是围绕贫困、少数民族、妇女、艾滋病和生态环境等等。
中国强大的国家体制推动的现代化过程，和后来进入中国的“国际发展产业”推动的发展，在中国呈现一种很特殊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输入引进来的国际发展产业，事实上是嵌入到整个国家发展运动中的，国家发展运动下的发展干预虽然和国际发展产业有互动和相互吸收，但总体而言，国家发展运动还是以基本的技术—现代化作为核心的，只对部分国际发展产业的干预，比如小额贷款、村级扶贫等NGO先行实验的内容进行了吸纳。国际发展产业虽然在实际成绩上乏善可陈，但将发展这个在政府系统中被视为经济—技术问题的议题“转向”到了对中国社会理想图景的设想中去了，所以在NGO的发展干预中，除了经济增长之外，还赋予了平等、权利等等内容。
朱晓阳将纠缠在一起的两种发展干预脉络捋顺，在做了这样的学术的区分、廓清基本事实结构之上，他指出，在“发展产业”这个脉络下的发展干预及研究，始终与国际发展产业当时的走向紧密相关，基本上可以说这是在紧追国际的变迁，实践国际的发展趋向。这种趋向并不反映中国的真实发展逻辑。会上，他略举一二，比如对于中国现代化的认识，对反贫困领域的研究。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大量的外出务工收入没有在当地消费和投资，而是返回家乡，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提高依赖于外出务工人员返回来的收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减贫成就很大程度归功于中国的现代化/工业化进程。
但是，研究者却跟随西方理论，那种“现代化导致贫困”的声音在人类学界和发展干预领域成为主流。他们恰恰忽视了中国的“此现代化”非20世纪50年代以来欠发达国家、地区如非洲、拉美的现代化。中国这个现代化非但没有造成在非洲、拉美出现的著名的“现代化中断”，事实上还成为减贫的“功臣”。那么，在这个对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实质认知混乱的基础上，进行的争论和反思就颇有“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他建议，发展干预的人类学或者应该从中国的现代性的另类性深入理解开始。 从现代性之中来讨论发展之路，后现代是没有出路的。
祛除发展工作者创造的光环与幻影
和朱晓阳严密的逻辑和学术表述的风格不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晓毅擅长讲故事。他一口气讲了十几个项目点的故事，其中有国际机构、也有民间自组织，还有一些混合型的组织推动的。他总结出来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我们怎么种瓜，也长不出瓜来，是豆子。”发展干预并没有将发展工作者的设想变为现实。
他谈到一个“中国最好的共管项目”，项目结束两年后他去回访，当地老百姓只记得项目给的小尾寒羊摔死了，发展理念在多大程度上被保留下来却很难知晓。他提到一个儿童基金会的项目，运行的最初理念是对儿童的保护和妇女的支持，但最终留下来的是一个妇女信贷体系，在国际组织推动下，逐步演化为地方民间金融机构。
北京师范大学的韩俊奎也谈到，有次在南方做一个国际发展项目的评估。在评估结束后等车的空当就近到一户农民家看看。这家老夫妇70多岁，家徒四壁。他问这家参与发展项目的情况，得知没有劳动力、没有一技之长，还是被排斥在外。他在会上说：参与式最终是否还是一个精英治理？
王晓毅说，作为国家干预的发展总在追求一种现代化的愿景，也遭遇了很多失败，这是近年来在发展领域被普遍接受的看法。代替这种愿景的是参与式发展。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共管、参与等发展理念，经常是以对政府发展的批评的方式保留下来。那么发展中的主流话语在多大程度上是能够实现的？我们所谈的社区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意义的？
“参与式发展”是1990年代初以来NGO 将贫困看作（个人）权利缺失的结果，这在后来逐渐成为共识， 解救途径便是“赋权”。参与式评估、参与式行动研究等就是以赋权为核心的活动。
王晓毅谈到，参与式发展认为农民社会中存在着无穷的智慧，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发展工作者在不断叙述农民的智慧、地方知识，似乎只要回到农民社会本身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但很多时候被发展工作者讲述的农民故事，并非一个真实的农民社会，这种故事是发展工作者按照自己的意愿讲出来的故事，而非农民社会真正的逻辑。在某种角度上，农民同样被发展工作者所“绑架”。
他讲到一家青藏高原著名的NGO负责人的故事。这个NGO成为国际基金会和NGO的宠儿后，负责人一般住在省城，不要说回到村里，即使走到镇上也是气喘吁吁。当他回到当年的村里，也会感到失落，因为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了。但是在外面很多场合仍然可以听到他讲述当地人的动人故事，但这些故事是经过他修饰的，很适合外来发展工作者、NGO的口味。
在中国这样的条件下，发展产业成为吊诡的东西。他说，国家曾经作为强有力的推动者在推动发展，现在这个光环在褪光；发展工作者给村民罩上的一些光环也应该褪光。
场外的会场:NGO独立个性的塑造
在人类学大会的日程表中，有梁晓燕、高小贤、朱永忠这些NGO著名人士的名字，因为各种原因他们并未到场。本来希望出现在会场上的研究者与实践者的讨论与交锋，挪到正式会场之外。28日晚上7点，会议在一家名为“云南真善美文化传播中心”的NGO的办公室里召开。 安徽阜阳南塘兴农合作社的杨云标、原阿拉善SEE的邓仪、原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的罗世鸿、上海热爱家园的郭炳汉等人特地被乐施会邀请来参加这个圆桌会议。几十人在真善美的会议室内围了两三层。
会议开始时，窗外的晚霞还没有被夜幕淹没，马路对面的云南师范大学霓虹灯校名清晰可辨，这里曾是西南联大的校址。“西南联大的精神贡献是第一位的，学问是第二位的。因为联大有精神，体现在政治情怀，体现在学术抱负，体现在远大志向。”这是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对西南联大这个“教育史的奇迹”的解读。若干年后，几十名走出象牙塔、和大地结合、和问题结合的NGO人与学者，在它的对面一栋老旧的办公室里开始了这场几个小时的讨论。
会议发言大部分依托各自的项目展开，个别的还摆脱不了项目展示的味道，这被主持人朱健刚讥为“好人好事”，而另一些案例安排颇见匠心。甘肃雨田的胡小军非常清晰而流利的表述，让人看到他试图将实践中零散的经验、问题系统化的努力；邓仪作为中国第一代NGO人，展示项目与经验的方式早已超越了某个具体的工具而驾轻就熟；安徽的杨云标讲了农民抗争组织如何脱离历史宿命等等，这些带着思考的实践和来自实践的思考，展现了NGO未来创新的可能。
既然是圆桌会议，对话、争论是免不了的。中山大学和乐施会将各自负责的参加专题会议的人马召集一处，为的就是产生对话和交锋。评议人的选择也很有意思。除了老成持重的陆德泉，还有四川NGO备灾中心的负责人张国远，他有着年轻人的锐气，少了早年NGO人的历史包袱，发言踊跃、凌厉。被邓仪拉来的王晓毅指这位频频发言的小伙子问：“那是谁？” 旁人答：“NGO的黑马。”
圆桌会议最后焦点集中在PRA（参与式乡村评估）的工具局限和国际组织的殖民主义，呼吁本土NGO重塑独立人格 。
最先挑起话头的是胡小军，他提出重塑PRA精神。 他说，我们丧失了第一批开拓者的特质，参与精神背后是权利平等、尊重，没有这些精神特质，徒有工具是空洞的。参与式评估是个模式和工具，是文本，我们反对它的工具化，但哪些是我们应该秉承的东西？
张国远说，简单、粗暴地复制别人没有出路，如同中国的经济，以前学苏联东欧，后来学美国，再到迷信东亚模式。他引用了经济学家张五常的话:“中国好的制度都是自己发明的，抄回来的都没有用，抄一次倒霉一次。中国经济学界引进来的全是垃圾。”言语之间充满了对照抄的不满。
陆德泉的点评则是希望大家超越工具而直指工具后面的思想。PRA作为参与式的工具也是经过实践发展出来的。民主、平等、参与、照顾弱势群体是思想核心。他举例说，王晓毅从过去应用参与式到后来的否定，到现在的无为而治；邓仪是国内第一批学习PRA方法的，现在他超越了PRA，有了他自己的方法。参与式发展不是局限于某一个方法，是否还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表达参与式后的思想？
胡小军后来也谈到，将对参与式“工具化”、“技术化”和“模式化”现象的批判等同于对参与式发展整体的否定和批判，这是对参与式发展理解表面化的体现。
杨云标的农民组织是内生的民间组织，当他正准备发言的时候，投影仪出了点小故障，无法放他事先准备的幻灯,这个短暂的无所适从让主持人朱健刚笑他：“看来是培训过度了。”但是他的发言还是博得喝彩。这个精彩，在于相比其他机构，他没有理论先行，而是从回应当下的问题出发。
罗世鸿是原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负责人。他将国际资助方和政府比喻为娘和爹。 他说，对于中国本土NGO来说，资助方是妈，政府是严父 。“妈妈”给我们带来理念、带来钱，我接触最早的参与式是乐施会带来的，后来在贵州这一套做不下来了。我们又接触了人类学的思路和经验，当面对农民工子女教育时，我又发现这两套东西都不行，还要借助社会工作的经验。其实我们不断向政府这个“爹”证明，我们后面有些普世的东西，我们是有学术背景的。
在多年的寻寻觅觅之后，来昆明的一个月前，罗世鸿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陆德泉给一些NGO人梳理发展工作、社会工作、社会公共管理产生背景和演变。这令罗世鸿更坚定地认为，这些理论最早在国外是回应现实而产生的，但是国内，我们却是用实践来接受理论、证明理论。
罗世鸿是去年四川遵道志愿办公室的主要负责人，谈到回应现实问题，地震救灾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来自各方的资源，他们也许从来没有听过社会学、人类学方法、联合国公约，但为了回应问题聚集到一起。如果给我们空间允许这么继续乱闯，一定会走出一条路来。”
然 而，NGO回应当下问题在目前是有局限的。例如今年发生的在邓玉娇事件中，中国很多性别NGO应该站出来，即使妇联都说话表态的情况下，很多NGO依旧保持沉默，大家理解沉默的苦衷。那么在这种现实条件下，怎么通过回应当下的问题塑造中国NGO个性而不盲从西方理论？ 实践者苦于没有任何新的理论支持。
从问题出发：行动中的研究定位
圆桌会议上，有的NGO提出：我们怎样通过行动，发展出一套适应性的管理框架？构建出自己的知识体系和架构，对推动决策有贡献？
来自贵州的毛刚强这些年一直做乡村治理方面的研究。圆桌会议上，他只说了几句，省去了本属于他的20分钟演讲时间。但在相关的行动研究专题会议上，对于行动研究中行动和研究的关系，他非常明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他说，从做事中发现很多的问题，就要从不同学科和理论中寻找答案。不管从学者还是行动者角度，有很多问题是共同关注的。我给自己定位为行动者，视角和学者不同：作为行动者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做事情前先明确把屁股放在哪个凳子上。
他非常反对所谓的实验研究。“我们看到很多学者做乡村发展，将乡村发展看成实验， 我们反对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做实验。别人凭什么做你的实验对象？实验成功、失败对学者而言都是有好处的，失败结果似乎是由实验村庄和社区来承担的。”
他反对将农民作为研究目标的背后，是希望自己是更负责的人，与社区、与农民共同成长，共同承担后果。
在一个研究者和行动者共同参与的行动研究中，谁是参与主体呢？行动研究的目的依然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乐施会的李敏介绍由几位社会工作系老师发起的农村社会工作学习网络中，NGO与学者之间的互动与沟通过程的案例。这个网络按照计划要开4～5次工作坊。第一次工作坊的反馈中，NGO参与者说学到了一些东西，但是还有一些质疑：诸如：“我们是做生态的，我们的工作为什么要拢到社会工作里去？”还有学者不尊重NGO，问题很直接也很功利：“你们的案例能不能放到我们的书里？你的理念到底是什么？”面对复杂多样的农村工作，有些学者囿于专业而失语。
为什么提供这样一个讨论的平台，反而让NGO不满？这个平台是谁的需要？ NGO的主体性体现在什么地方？
第二次工作坊筹备的时候，学者与NGO共同参与筹划。这个网络聚集了非常有经验的NGO，很多话题设计和交流环节由他们来完成，发言也不一定要扣主题。相比第一次，这次双方评价比较好。
在这个交流的基础上， 大家对整理一些社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的必要性有了共识，其后就有了计划。这个计划将由学者、NGO共同完成，而且在讨论中还达成几个原则，比如对于案例中NGO工作者的行动选择，谨慎评判，需呈现做出选择的土壤和背景；案例的描述以主述为主，公开透明谈论。研究的目标是总结行动者的经验，通过行动反思，导向行动，理论的提升在合作中不是第一位的。
相比那些用对错来评估项目、将NGO仅仅作为研究对象的抽取型的研究人员主导的研究，这样的尝试无疑是值得期待的。
研究服务于行动，这几乎是会上的共识。会上，中央民族大学的侯远高提出了行动人类学的概念。 朱健刚说：“对于人类学这个松散的学科我是非常悲观的，它是正在死亡的学科，如果还有生命，就是今天提出的行动人类学。虽然它由来已久，但能否存在并成为人类学主流？我对人类学的前景的看法是，如果有希望，就在行动之上。”
虽然对人类学的前景，朱健刚一付悲悯之态，但他创立中山大学公民社会网络，最初并不是出于对人类学的思考，只为针对问题。他说，中国如今出现了各种公民社会组织，能创造组织并且还能存在，这是原来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不相信的地方。但行动需要支持，作为研究者用可能的方法构建支持，大学具备这个功能。虽然如何做社会服务还不清楚，但大学可以提供研究的正当性。另外，大学有研究的权威性 。
他说，研究也需要行动，毕竟有内部行动者与外部行动者的区别。行动研究是基于实际的议题，不是将研究对象作为白老鼠，自己要做一个行动者。
回应现实的问题是一切知识产生的出发点，也该是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