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十个聋子九个哑”。以前，人们经常把“聋”和“哑”联系在一起，认为凡是耳朵聋的人，大部分都是不会说话的哑巴。现在，情况还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的发展，人们的努力，打破了“十个聋子九不哑”局面，越来越多的“铁树”开了花。
为了让更多的人来了解听障儿童的生活，笔者深入广西壮族自治区聋儿康复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广西区聋康），采访了那里的聋儿、老师、家长、工作人员等，本文将逐一向你讲述听障儿童们的故事。
聋而不哑 一群特殊的孩子
2005年中国除夕之夜，21名聋人演员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表演了一个舞蹈《千手观音》，那美轮美奂的场面赢得了在场观众和电视机前亿万观众对聋哑人的感动与尊重。今天，这一特殊的群体也慢慢地被社会所接纳，他们所取得的成就也被社会所关注。
与此同时，他们第一次以最隆重的方式告诉了人们：聋而不哑。专家指出，语言是靠模仿得来的，聋人听不到任何声音，因此也就没有模仿的对象，不知道如何运用发音器官才能发出正确的声音。所以聋人无法发出正确、清晰的声音来。正如长年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生活的人一样，他们长年累月地不与别人交流，不经常练习，语言能力就丧失了。真正的哑巴是少数的，大多数聋人都是没有经过系统地听说训练，丧失了语言能力，才成了聋哑人的。有些人因后天疾病或语言中枢病变，这些人虽然不能说话，但他们的听觉完好，耳朵并不聋。实践证明，很多聋孩子经过训练，可以听说，可以与人沟通交流，逐步步入正常人行列，逐渐回归主流社会。
听障儿童康复工作是一个系统的工作，各个聋儿机构老师所做的就是一个抢救性的工作（对听障儿童实施康复是一项抢救性的工作）。0-7岁是康复的关键期，三岁以前康复效果最好。现在，很多初生婴儿已经可以接受听力检查了，若婴儿参加“42天体检”的话，也会有听力检查。医院一旦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就马上可以给他们验配助听器，越早干预，效果就会越好。如果超过了这个年龄，孩子的康复就比较困难。有的孩子一岁半开始学说话，有的孩子两岁才开始说话，这都是正常的。语言的发展有一个学习加积累的过程，有的孩子积累的时间可能长一些，有的孩子积累的时间短一些。
一谈到广西听障儿童的康复训练，不得不让人想起权威的听障儿童康复机构-----广西壮族自治区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广西区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是自治区残联直属事业单位，是全区听障儿童康复工作的技术资源中心和业务管理部门，具有语言训练、听力康复和社区指导三项业务职能。这三个职能部门是广西听障儿童康复的一个示范性窗口，同时也是作为一个技术支援对全区范围的听障儿童进行技术指导。听力检测科（也叫听力门诊），它主要是给孩子进行纯音测听、行为测听、助听声场评估以及ABR、ASSR、声阻抗、耳声发射等等各种主客观听力测试等，看看他们是否耳聋，聋到什么程度，是否要配戴助听器。同时它还负责耳模的制作，助听器的验配工作等等。聋儿语训科是全区听障儿童语训工作的权威机构，采用启音、启聪博士及蒙台梭利等高科技多媒体教学手段，为来自全区各地的听障儿童提供语言训练服务。作为一个窗口，它负责把听障儿童语训方面的技能、技巧、实施的过程等方面的工作展示给基层的语训部，让他们学习和效仿。目前有五个班，十几名听障儿童语训老师。社区指导科，主要为基层语训部提供听障儿童康复知识培训和指导，以及为基层听障儿童验配助听器后提供康复训练指导，制订康复计划。同时，负责相关的刊物及简讯的制作，传播康复方面的新动态、新观念、新方法等。
在广西区聋康，有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尽管是聋的，但是经过训练，慢慢听见了声音，开始学说话，再一次证实了国际医学界聋而不哑的学说。
特殊杏坛 二园丁辛勤耕耘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千百年来，尊师重教一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谈到老师，很多人会想到小学、中学、大学里的老师，他们为人表率，默默耕耘，培育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
在这里，我们所讲诉的这两位老师不是一般的老师，而是听障儿童教育的老师。为了让众多听障儿童能够开口说话，他们走在听障儿童康复教育最前线，日复一日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为众多的听障儿童带去了福音。
屠丽老师：广西聋儿家庭康复实施“听觉—口语”法教学的先行者
她名叫屠丽，毕业于一个普通幼师学校，一个不经意的选择，让她成为了一名听障儿童康复语训教师。
一九九九年七月，屠丽老师毕业于广西幼儿师范学校，她没有选择到普通的幼儿园工作，而是到了广西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报到。
初到聋儿康复中心，她也像所有的听障儿童老师一样，开始教听障儿童呀呀学语。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她慢慢变成了一名教学能手。在上课过程中，她选择孩子们最喜欢的教具、玩具来上课，教态自然大方，语速也很符合孩子的接受水平，课程生动形象，紧紧地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同时，她还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在和他们交流时，十分尊重他们的要求，注重师生互动，给孩子创造了一个表现的平台。听障儿童说话的特点是：记得慢,忘得快。所以，在上课时，就要求教师举一反三，重复率高，选用孩子们平时最常用、最常说的话来进行教学，让每一个生活场景都贯穿在课堂中。例如，屠丽老师在教“爸爸”这个词时，就提问孩子：“爸爸在哪里？爸爸的眼睛在哪里？爸爸的耳朵在哪里？爸爸的头发在哪里？”通过多次耐心地重复“爸爸”这个词，多次刺激孩子的听觉，促进孩子理解性语言的形成。孩子们就是这样在轻松、开心的氛围中学会说话的。
二〇〇七年八月，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澳大利亚皇家失聪失明儿童学院及科利耳公司中澳培训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听觉-口语”理论和实践课程培训班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听觉-口语法教师培训，面向全国培养第一批教师。作为一名有近九年聋儿教学经验，且有一定外语基础的老师，屠丽老师被广西聋儿康复中心推荐到北京参加为期8个月的学习。这是一个高规格的培训，考虑到这是和中国第一次合作开办这样的教学，澳大利亚皇家失聪失明儿童学院派出了国际聋儿界一流的教师进行全英文教学，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和中澳培训中心全力支持培训的进行。在培训期间，澳大利亚皇家失聪失明儿童学院十分重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学习。在北京学习理论知识一个月后，学员必须到当地的聋儿语言训练机构实践一个月，然后又回到北京学习理论知识一个月，如此反复三次，最后进行理论和实践考试。屠丽老师十分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夜以继日地努力学习与实践。八个月下来，所看的书籍整整装满了一大皮箱。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为期八个月科学系统的学习，2008年3月屠丽老师顺利通过了听觉-口语法AVT考试，获得了由澳大利亚皇家失聪失明儿童学院颁发的听觉-口语法AVT（全称Auditory—Verbal Approach Teacher）教师资格证书。据了解，目前在广西，获得此证书的只有屠丽老师一人。
二〇〇八年九月，屠丽老师就从传统的听障儿童教学中脱离出来，专门从事个性化听障儿童康复训练，让康复训练进入家庭。传统的听障儿童教学是一个老师，十个左右的学生，而现在屠老师的班级里，只有两个“学生”，一个是学生，一个是家长。也就是说，每次孩子来上课的时候，学生家长也要一起来上课。课堂上，屠老师通过互动示范和引导，传授家长如何在家庭环境里、在亲子互动的氛围里、在自然情境之下，进行听觉语言康复。
尽管获得了听觉-口语法AVT教师资格证书，但是在和家长沟通方面，屠丽老师还是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因为听觉-口语法AVT教师培训的听觉口语法教会她如何去帮助家长对孩子进行听觉康复训练，但是没有教会她如何和家长进行沟通，在家庭咨询或者心理咨询方面的专业知识，屠丽老师觉得自己还是比较欠缺的。为此，她不得不借助平时在人际关系中悟出来的沟通技巧来和家长沟通。此外，在工作之余，屠丽老师还大量地阅读了人际关系心理学方面的书籍，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不断适应新的教学要求。
有一个名叫谭芳（化名）的家长，女儿刘谷子（化名）幸运地做了人工耳蜗，在学校十分听话，表现也十分积极，这让谭芳很高兴。为了让刘谷子早日说话，除了上集体课外，谭芳还报名参加了屠丽老师的个性化康复课程。但是，上完几次课后，谭芳总对屠丽老师说：“屠老师，我不行，我不会教她。她在家里老是不理我，老是不愿意和我说话。”谭芳认为，既然孩子在家不理她，那就指望老师吧，好好地在课堂上好好地训练就行了，在家就不太需要她训练太多了。这或许是很多家长的普遍想法。为了让康复训练走入谭芳的家庭，屠丽老师除了在课堂上不断鼓励谭芳外，还通过家访去推动。一天晚上九点钟，屠丽老师吃完晚饭后去谭芳家家访。由于谭芳租住的区域路边没有灯光，谭芳和她的妈妈都出来接屠丽老师。在出租屋里，一谈起刘谷子的康复，谭芳和她妈妈就不断地哭，屠丽老师也跟着哭。这时，还不会说话的刘谷子走过来，拿着纸巾帮妈妈和外婆擦眼泪，安慰她们，场面十分感人。后来，谭芳和刘谷子上了六七次屠丽老师的个性化课程，谭芳感觉收效不大，很难在家里进行康复训练。与此同时，谭芳和别的家长分享，当提到自己在上个性化课程收效不大时，别的家长说：“没有啊，我觉得我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特别是一些专业知识方面的，我回去就指导孩子。”后来，在一次屠丽老师上的大型观摩课中，谭芳又去听了。这一次，谭芳觉得学会了一些东西，于是又报了三四次课。这次，她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并把所学的知识用在家庭的康复训练中，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天，谭芳高兴地对屠丽老师说：“对不起，屠老师，我之前是错的，其实我没有把观念改变过来，没有真正用心来配合训练。现在，我们还要和您继续学下去。”谭芳慢慢意识到，在康复训练里，她是主角，老师才是配角。目前，刘谷子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正一步步迈向康复之路。
屠丽老师想对听障儿童的家长们说，不仅仅要着眼于孩子的听力问题、说话问题，而更应该关注他们的全面发展。先成人，再成才，尽管不会说、不会听，这都没有关系。作为一个人，应该懂得如何去别人进行交流，懂得友爱、互助、合作，这样才会成为一个社会人。否则，这个孩子永远是一个自然人。希望所有的听障儿童能健健康康地成长，然后再开开心心地学习。
屠丽老师有一个愿望，她希望通过自己和家长们的共同努力，有更多的听障儿童在学校和家庭双重康复训练里真正学会听说，早日融入社会。
黄彩艳老师：聋儿语训是我喜欢的工作
黄彩艳老师，1996年毕业于广西幼儿师范学校，主修幼儿教育专业。在从事幼儿园工作数年之后，于2000年1月加入广西聋儿康复中心。2000年1月5日那天，广西聋儿康复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了，黄彩艳拿起照相机不停地拍，留住这具有纪念价值的一刻。
聋儿康复中心一挂牌成立，就开展了紧张的工作。在第一批员工中，作为一名具有4年幼教经验的老师，黄彩艳肩负起了组织场地布置工作的责任。针对听障儿童的特点，她和老师们一起在楼梯、走廊、教室都绘上了可爱的卡通图案，购买了许多的书籍、作业本、教具、儿童玩具……
2000年3月1日，这一天是“全国爱耳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来自全区各地的12名聋儿和家长在聋儿康复中心参加了开班仪式。对中心来说，这12名学生来之不易。因为当时很多家长不明白什么叫耳聋。有的怀疑耳聋到底能不能治疗，有的认为通过针灸可以治疗耳聋，有的认为通过药物和手术治疗耳聋，而康复训练是做不到的，甚至花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在孩子的治疗上面……这造成了生源稀少。当时，这12名学生的家长观念是比较超前的。
3月4日，黄彩艳被中心派往北京参加了两个多月的听障儿童康复系统的培训。5月初，她回到中心后，发现有一些孩子离开了中心。原来，这些孩子在老师的训练以及家长的配合下，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离开聋儿中心，上了普通幼儿园。后来，聋儿康复中心又多了几名听障儿童，增加到了18名，也开设了两个班。
在聋儿中心工作多年，最让黄彩艳感动的就是聋儿康复中心和世界宣明会共同组织的“你我一家亲”活动了。这个活动确实让很多人了解残疾人的工作、残疾人康复。在活动中，有脑瘫孩子的表演，有智障的孩子表演，也有一些列的亲子活动…….还有聋儿的表演，通过残疾人的文艺或者亲子活动，以及各种形式宣传，让更多的人来关注残疾孩子。
为了参加“你我一家亲”活动，黄彩艳老师组织了一个名为“活力Baby”的舞蹈节目，她和孩子们刻苦训练，排练了一系列的舞蹈。她还放弃一些自己的业余时间，抽空和孩子们一起训练，她尽全力来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活动当天，青秀山活动现场人山人海，一派热闹场面。在青秀山的舞台上，黄彩艳老师带着孩子们，尽情地跳起了舞蹈。在轻快的音乐引导下，身着五颜六色衣服的聋儿们动作统一，表情灿烂，节奏和正常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引来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这些听障儿童竟然能有这样出色的表演，在场的观众无不为之震撼。
舞蹈一结束，她刚走下舞台，在那里等候的记者迅速把她围起来，要求对她进行采访。她欣然答应，和记者们分享了多年来在聋儿康复中心工作的点点滴滴，一一回答了记者们提出的问题。第二天，南宁的各大媒体都报道这次演出的情况。后来，看到她自己和孩子们的相片在报纸上出现时，黄彩艳老师无不为孩子们出色的表演而感到满意。其实，虽然她自己只是做很普通的事情，但是没想到反响那么强烈，她也深深感受到了听障儿童语训工作的价值。
进入聋儿康复中心后，黄彩艳发现这份工作和以前的工作有很多不同，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不管到哪里，无论是参加同学聚会，还是参加朋友生日聚会，她都宣传自己的听障儿童康复工作，让听障儿童康复的理念深入自己身边的人心中。
黄彩艳老师说：“作为一名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要有四心，即信心、爱心、耐心、恒心，以及科学严谨的态度。否则，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让孩子学会说话。”有时，虽然工作辛苦，但是每当看到孩子们有一点点进步，都令她激动不已。虽然自己的工作收入不高，但是每次看到一个听障孩子康复回家，上幼儿园、小学，都令她开心万分。
常言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让听障孩子们学会听和说，广西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几十、上百次的反复训练他们，而同样的内容，正常孩子只要听一两遍，就很快会说了、懂了。可想而知，听障孩子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老师们都为之付出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怜爱儿女 三家长呕心沥血
家长是孩子主要照顾者，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任老师。在聋儿康复中心，我们看到，很多初来乍到的听障孩子家长，都普遍都有一种急切的心态。他们希望孩子能快点听到，会快点说话。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们很少给家长承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以康复。听障儿童康复工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不容易察觉的工程。有的听障孩子比较严重，有没有配戴助听器，学习能力又很差，老师是很难给他们承诺的。但是，老师们会跟家长说，这里有专业的、系统的队伍，是国家为听障孩子开办的一个机构，他们会以最大的爱心和最好的教学质量来帮助孩子。
聋儿康复中心是十分重视家长的作用的，因为没有家长的参与，整个康复训练就不能取得那么好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家长对老师们信任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来尊重他们的劳动成果，也越来越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孩子。
30多岁的方丽英（化名）来自广西柳州，有一个很活泼可爱的孩子，名叫苏丹丹。不幸的是，孩子从小就听不到声音，也不能说话。当听说在广西聋儿康复中心能够让听障儿童康复时，她毫不犹豫地把女儿苏丹丹送到康复中心，并在康复中心附近租了房子，陪孩子进行康复训练。（当时康复中心的领导为方便家长进行康复训练，特意在康复中心后准备一些房子，以低廉的价格租给家长。）苏丹丹是一个有极重度听力障碍的孩子，根据常理，需要植入人工耳蜗才可以听见。由于家庭经济困难，面对价值20多万元的人工耳蜗，方丽英在观念上一下接受不了，也没有给女儿植入。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采用听力补偿的办法进行训练。苏丹丹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有很强的学习能力，但是比较好动，脾气比较犟。通过中心老师长期教育引导，她慢慢变得善解人意。令人惊奇的是，苏丹丹在听说方面进步很大，还会利用自己的小聪明，去做一些令人惊讶的东西，比如手工作品、绘画作品、卡片等。同时，她还会把做好的卡片送给教她的每一位老师。在舞蹈、表演等方面，她都表现得优秀，尤其是芭蕾舞跳得特别好。了解到苏丹丹的舞蹈天赋后，康复中心的老师就建议方丽英说；“既然苏丹丹有这方面的特长，那你就给她学吧。” 苏丹丹在聋儿康复中心训练了一年，就康复回家了。后来，方丽英就让苏丹丹去学习舞蹈。小学毕业时，苏丹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舞蹈学院附属中学，继续进行舞蹈艺术修炼。她一直和广西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保持着联系。她不像其他的听障孩子靠“手”来听音乐，而是全部用耳朵来听音乐。2005年，在全国少儿舞蹈大赛中，以独舞登场的苏丹丹获得了舞蹈大赛的特别奖，是获奖者中唯一一个听力障碍的女生。
为了孩子，很多父母亲愿意付出自己的一切，吴佩珍（化名）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在广西南宁某高校任教，丈夫也是一名高校教师，夫妻俩相敬如宾，生活十分幸福。但不幸的是，孩子卢建军（化名）在两岁多时还不会说话，这让她十分着急。后来，经医生检查，确诊为极重度聋。这简直如晴天霹雳，全家人一下子难以接受。但面对现实，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她最终坦然接受了这个现实。在广西聋儿康复中心，医生告诉她，孩子卢建军聋的程度正好在合适配戴助听器的范围之内。这让他们对孩子康复治疗产生了信心。很多时候，很多聋儿的家长怕别人说闲话，到外面去给孩子治疗时，都是遮遮掩掩地，不想让别人知道。但她和丈夫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人，不顾别人如何看待他们，坚持送卢建军到广西聋儿康复中心进行治疗。他们坚信，孩子的康复是有希望的。为了不影响工作，吴佩珍和丈夫轮流到中心来照顾孩子卢建军。吴佩珍的弟弟是学艺术的，会唱歌，也会弹琴，一有空，他就到聋儿康复中心教卢建军唱歌。2003年在南宁青秀公园举行的“你我一家亲”的活动中，卢建军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那清脆悦耳的歌声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人们纷纷赞叹他嗓门好，歌唱得好。对一个聋儿来说，学会唱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聋儿康复中心的老师回忆说，为了卢建军能早日走出康复中心，吴佩珍和丈夫付出了巨大的努力，除了配合进行康复训练，还从各个方面对孩子进行教育辅导，这种精神十分可贵。在聋儿中心一年多后，卢建军顺利地康复了，上了普通幼儿园，过上了正常孩子的学习生活。吴佩珍当初的付出，换来了孩子现在的开心与快乐。她现在想来，这一切的付出都是十分值得的。
杨美华（化名）原来在一个小单位上班，后来下岗了，就做起了小生意，丈夫也有一份工作，小两口生活得不错。儿子罗浩勇（化名）出生后，一直不会说话，这让她十分担心。后来，经检查，罗浩勇有耳聋问题，杨美华就放弃了自己的生意，带孩子到聋儿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来到康复中心，除了参加中心康复师的训练外，她在家一点都不懂得如何配合康复师进行训练。后来，她听说在康复中心有免费家长课后，于是每个星期一、三、五都参加。家长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周末、晚上、假期等孩子都和父母在一起，接触孩子最多的就是家长了。为了让家长有一些康复方面的理念和方法，树立家长对孩子康复治疗的信心，康复中心聘请了专业讲师，给家长们进行免费培训。每次来听课，她都认真做笔记，有不理解的地方就问老师，回家后，就用老师教的方法对罗浩勇进行训练。她是一个特别细心的人，每天都观察孩子的表现，每天都专心训练自己的孩子。有一天，罗浩勇突然从嘴里蹦出了第一句话。她激动地抱着孩子，让他再重复说几遍。慢慢地，罗浩勇说话多了起来，也越来越能表达自己的想法了，一年后，他就康复回家了，现在已经上普通小学了。康复中心的黄彩艳老师说，罗浩勇这个孩子的顺利康复，除了老师的努力外，家长的支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孩子康复，杨美华放弃了工作，全心全意带孩子来训练，为很多的家长树立了榜样。
在康复中心，最让老师们感动的其实不仅仅是孩子，还有他们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康复，所有的家长都会齐心协力，刻苦训练孩子说话，没有一个抱着放弃孩子的心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