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7年底召开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中国红基会）理事会上，公布了一年的成绩：年度收入5.7亿，同比增长18%，互联网捐赠笔数增加了近5倍，并且首次实现了白血病救助的“当年求助、当年救助”，国际援助行动的活跃也是本年度亮点。本报记者借此采访了中国红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孙硕鹏，对2017年的成绩，孙硕鹏很自信也很坚定，同时也不避讳存在的挑战和问题，谈到了内部管理改革、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责任、人道服务供给优化、聚焦主责主业……新时代给了基金会发展新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红基会就用这挑战开拓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谈“走出去”：我们已经是一个NGO，可以为其他组织搭建平台
《公益时报》：2017年中国红基会在援外项目上更加活跃，除了巴基斯坦、非洲、东南亚，还前往阿富汗、叙利亚等武装冲突地区进行援助，我们怎样保障项目安全、顺利进行？与其他公益机构相比优势在哪里？
孙硕鹏：“走出去”是红十字组织的特殊性质决定的。我们是中国红十字基金会，而不是其他别的基金会，我们需要履行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以下简称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职责和义务。此前，按照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红基会也曾参与过菲律宾“海燕”台风灾区、缅北克钦地区、尼泊尔地震灾区等地的救援行动，2017年成立丝路博爱基金后，国际援助开始纳入常态化资助轨道。
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的身份，也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红十字运动七项基本原则中包括中立、独立原则，《日内瓦公约》给予了红十字组织在武装冲突地区开展人道工作的中立地位，这是我们能够前往交战地区的基本前提。当然也出现过对红十字人员攻击这样极端的情况，在阿富汗，就曾经有8名红十字工作者受袭，6名遇难，2名被当作人质，但这的确是极特殊情况，大多情况下，冲突双方还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这是一个根本制度保障。在阿富汗出外进行患儿筛查时，使馆人员曾问我们穿不穿防弹背心，我说“红十字的马甲就是防弹背心”。
同时，保障援外项目顺利进行必须要依靠受援国红会。各国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工作状态、能力我们都有了解，红十字运动有一个特点，越是人道灾难不断的地区，红十字组织越强大。所以国际援助，不单是提供援助，也是互相学习的过程。
当然自己也要有安全防范意识。在阿富汗的时候，我们身边就发生了4起恐怖袭击事件。我交代队员，要集体行动，避开正在冲突的地区。但如果真正遇到了，就要从一个医疗队变成救援队，这是我们红十字工作者的职责。
为什么要进入这样的地区？不是中国要刷存在感，而是那里的人道需求太强烈、太迫切了。现在，地球已经成了一个“村”，可是我们却生活在两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道灾难不断，一小部分资源供给过去，取得的效果是超出想象的。2017年，我们在阿富汗用100万美元，做了一次大规模先心病患儿筛查，并直接将21名患儿转运到中国进行免费手术治疗。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在阿富汗喀布尔开展“一带一路”人道救助计划阿富汗先心病儿童筛查工作（摄影／王敬）
但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人道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所以需要更多公益机构和有能力的专业人员参与进来。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全球网络让我们能够进入武装冲突地区，其他公益机构可能进不去。这个优势可以扩大。国际红十字运动是志愿救济运动，不能指望每一项救助行动都依靠红十字会亲历亲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也就是为其他公益机构和民间志愿者搭建平台，这是我们今后的努力方向。在其他非武装冲突国家和地区，我们也可以借助全球红十字组织网络帮助公益机构对接项目。
《公益时报》：我们看到有的基金会已经将国际援助作为未来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中国红基会来说，国际援助将怎样影响基金会发展？
孙硕鹏：跟其他基金会不一样的是，我们已经是一个INGO，但我们做得还很不够。所以别人说我们在拓展国际化，实际上我们是在履行一个运动成员的职责，我们争取能够“及格”，争取与大国地位相适应。
“走出去”还受到大环境影响，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带动，中国的国力在增强，作为红十字组织也需要尽自己的义务，这是大局。同时，现在民间援外的呼声很高，很多企业和组织找到我们，希望借助红十字的管道和平台在国际上做些事情；国际红十字运动成员对我们的信任、诉求也在放大。这段时间，我们经常能收到来自国外的诉求。比如在发起“博爱单车”项目的时候，曾担忧过，中国的自行车特别是共享单车已经随处可见，其他国家能不能看上？结果非洲一个国家的红新月会在向我们申请时提出：能不能在自行车旁边加一个跨斗和轮子，用来接病人去医院，还问能不能多给一些。我们问要多少，他们说要50辆。50辆自行车对一些国家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见人道资源供给的不平衡。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陈竺与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秘书长哈吉·阿西带队骑行启动VOW全球志愿服务行动（摄影／付春来）
关于国际援助，许多民众可能不理解，认为国内还有那么多人需要帮助，怎么还去救助别国。这其实是一个人文命题、人道问题。人类是一个整体，我们不能只考虑自己和本国的安危，无视身边冷暖，苟全于一隅，就不是真正的地球公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这才是支撑我们走出去的核心思想。“先国内再国外”的观念，还来自对公益资源的理解问题，大家认为本国的公益资源还不充分，我们没有能力接济他人。但是，公益是一种刚需，供需矛盾是永远的存在，如果把国内的事情都办好了再考虑国际，恐怕永远也走不出去了。就像普通的捐赠人，他们大多数并不是自己万事无忧、家财万贯之后才帮助别人的，有许多拾荒者也在捐献——道理是一样的。
一旦“走出去”，我们发现就有做不完的事情。去年，我们每个月几乎都要出国开展国际援助，人手不够、资源不够、综合保障和制度安排也不够。但我们必须要努力做好，对比其他公益机构，我们肩负着国际人道责任，也拥有许多比较优势，如果还做不好的话，建设“中国人道领域最具影响的基金会”的目标就是一句空话。
《公益时报》：正在筹建的红十字国际学院，我们希望它实现怎样的作用？
孙硕鹏：根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部署，提出建立红十字国际学院的时候，我们给它赋予了很多的使命，包括人道文化传播、国际国内人才培养、国际红十字专职工作者培训、红十字数据库、智库、区域红十字会人道合作平台等等。这是一个重要的战略安排，首个国际红十字学院落户中国，本身就是中国红十字组织 “走出去”战略的重要一环。
谈公益慈善的供给侧：供给优化给我们打开了思路
《公益时报》：人道服务供给的不充分可以怎样解决？
孙硕鹏：2016年，陈竺会长首次提出人道服务供给侧问题，这其实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问题。比如，我们以前在开展人道救助时，只想到如何向救助对象提供更多的货币化资助，想着如何更直接地把救助资源提供给受助对象，没想过根本问题。为什么医疗费这么高？为什么患者要越级治疗？这提示我们，不能只盯住需求方，要关注供给侧。
可以说，对人道救助和人道服务供给侧的关注打开了红基会的思路，比如，在儿童大病救助领域，我们选择了关注儿科振兴问题。只有把儿科，尤其是基层儿科、西部儿科做实，才能将患儿留在当地，逐步改变越级诊疗，医疗成本才能降下来。
参与儿科振兴问题，一开始也有顾虑，这些工作应该由卫生行政部门、医疗机构来主导，通过政策驱动，红十字会能做什么？经过充分论证，我们得到了国家卫计委的支持，因为，补短要精准发力、小处着力，儿科振兴，红十字会也可以有所作为。于是，在陈竺会长的倡议和十几位两院院士的参与下，我们成立了院士博爱基金，开始启动“院士+”西部儿科医师培训计划，具体方式是采用“一上一下”的精准培训。“一上”，就是选择西部一个省，一开始是新疆，开展科室“配套成组”培训。就是将西部医院“小儿心脏病科室”包括外科医生、麻醉师、护士等，整体安排到上海儿童医学中心，也就是植入到高等医疗机构进行一对一实践学习，一训就是三个月。回到当地后，接诊能力显著提升，吸引和留住病源的优势也就相应地提高了。“一下”的方式是科室托管，让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科室，到乌鲁木齐接管对应科室一年时间。这样一上一下，方法虽然有点笨，时间有点长，但特别有效，事实证明，儿科医疗服务的供给侧得到了明显提升。做了一年后，我们又启动了云南、内蒙古、青海、贵州等地的项目。我们相信，这个项目做十年，久久为功，就能够在儿科分级诊疗方面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在支持基础医疗服务方面，我们援建了2400多个博爱卫生院站。但我们越来越认识到，光考虑硬件不行，中国的乡村医疗服务体系几十年没有变过，乡医职能有限、服务有限，能力也有限，乡里乡亲有点感冒还要越级治疗，而且乡医收入还非常低。于是，我们做了《医在乡村》的调研报告，对乡村医疗体系进行解析，希望在提高乡医素质的同时，营造社区就医环境。我们希望在建设设备齐全、统一的卫生院站后，能将远程医疗、智慧医疗引入乡村，最终实现“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病”的目标。
优化人道服务供给，还得益于政府购买服务。比如，在财政部和总会的支持下，“十三五”期间，国家彩票公益金大幅增加了对白血病、先心病大病患儿救助的购买服务，白血病做到了“当年求助、当年救助”，这是个了不起的成绩。以前，每年都有患儿排队等待救助的情况，从今年开始，做到随来随救，救助资金不再“寅吃卯粮”。
此外，我们还在老龄介护、人体器官捐献、急救医学等人道服务供给侧问题上展开了行动。总之，供给优化这个问题的提出，让我们在聚焦生命健康保护的主责主业上，真正打开了思路，看到了非常广阔的延展空间。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援外工作组工作人员在叙利亚开展大型移动医院援建项目时在街头与当地儿童互动（摄影／王敬）
谈筹款：捐赠增长，根源在于对主责主业的坚守
《公益时报》：2017年红基会总收入5.7亿元，网络筹款笔数比去年增加了近5倍之多，原因是什么？
孙硕鹏：原因是多方面的。从外部环境来看，得益于慈善法对公益慈善事业的拉动；得益于政府向社会组织让渡空间，比如彩票公益金购买服务项目；得益于红十字品牌和公信力的修复，本质上是公众对我们这么多年来坚守保护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初心的认同，因此引起了更多公众的支持和参与。特别让人振奋的是，我们看到小额捐赠日渐成为普通人的一种“消费习惯”，就像网购一样随时随处发生——“无需崇高的参与”让中国的慈善公益日渐进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一种常态。
内部来说，首先是我们对主业的坚守得到了社会回应和支持，形成了一批稳定的支持者人群，而求助者本身也是传播力量，一些捐赠正来自受助者的口口相传。
其次，基金会内部管理改革带来的变化。2015年以来，我们进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的内部治理改革，就是冲破多年形成的“行政化”管理体制，实行带有“公司化取向”的治理模式。这次改革是基金会的标志性事件，一周全部到位，如果不是人心所向，改革不会如此平稳顺利。
具体做法是，将内设机构划分为业务板块和支持板块，在业务板块，组建了11个项目中心，直接对接项目、直接开展筹资和客户维护。在支持板块，除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法务和风控部门外，信息化方面增设了公众资源部、信息技术部，引入区块链和人工智能技术，对新工具、新技术都进一步提升敏感度和对接能力。同时加强了品牌传播，比如，去年，我们将正好同一天的“世界红十字日”和“世界微笑日”衔接起来，发起“爱微笑”大型公益倡导活动，让以往带有一种“悲情和崇高” 感的红十字运动“带着微笑”走进普通公众，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是我们以前从没有尝试过的传播方式。
在人力资源管理方面，我们的目标是将红基会打造成能够让人干一辈子的干事创业平台，这需要有“绩效工资”、“五险一金”、“职业年金”等制度保障，更重要的是要强化人道主义文化精神的涵养，要把机构员工都锻造成为人道主义工作者，让大家明白这是值得付出一生的事业，而不是一个“过客匆匆”的职场。绩效管理上，实行激励一线政策，但对支持板块同样重视，他们的绩效是业务部门绩效的加权平均值。就是想告诉大家，业绩不只是一个部门创造的，要增强大家的协作意识。
第三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对捐方合作伙伴的维护意识比原来更强了。
总的来说，机制活了、人就活了、事就多了、资源动员能力也就更强了。其实这种现代化组织治理模式，对于基金会来说是必须的，但是从过去的偏行政化的治理走出来，还是需要适应。改革既然是人心所向、水到渠成，再回头是不可能的。
受灾地区百姓在收到赈济家庭箱后，紧紧握住工作人员的手表示感谢（摄影／付春来）
《公益时报》：公众筹款数量虽然猛增，但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仍然偏低，不到10%，基金会在公众筹款方面是否会增加投入？
孙硕鹏：公众募捐一直是机构的发展战略，必须要投入。
红基会作为一家传统型、有体制内背景的基金会，企业和政府购买服务等资源来源相对稳定，公众小额捐赠一直是我们的短板。而互联网众筹的崛起，放大了这一短板。我们一直在追跑，与我们自己比，虽然每年都在进步，但是与同行相比，与其他筹资方式相比，差距还是明显的。打破这一结构需要一个过程，但我特别看好互联网筹款的前景，发展的强劲是不可低估的，做好了，能够实现几何数字的增长。今年我们还会继续将发展互联网众筹作为机构重点战略，希望有新的突破，或者叫突围。
但互联网筹款也有风险，受助人群必须要精准。同时必须要维护好小额捐赠人，线上线下都要做好。我们下一步要专门成立线下针对捐赠人的服务中心，专门做线下服务。对于已经形成的捐赠群体，要让他们参与进来，进一步增强捐赠人的公益获得感，让“公益消费”真正成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
《公益时报》：基金会在保值增值和慈善信托方面有哪些挑战？
孙硕鹏：捐赠资金也是一种社会投资，供给方和受助方都希望这个盘子做得越大越好。即便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基金会起码要实现最保守、最基本的保值增值。这是一种刚性的发展趋势，投资理财是基金会的必修课，不想做保值增值的基金会，就不是成熟的、负责任的基金会。
但我们还没有做强，一是资金不足，二是政策支持不够、观念不够普及。从资金来看，每天都有那么多人排队等着救助，年收入5.7亿，支出5.3亿，刚刚解决白血病当年申请当年救助的问题，供需矛盾太突出，没有更多的非限定性收入用以理财。而且理财一旦有风险，即使法律上没有问题，道德上的谴责也承受不起。所以这个阶段必然保守，我们现在的要求就是理财收入能够支撑机构运营，然后有一些积累，充实人道救助基金（解决不在专项基金救助范围内的救助）、备灾救灾基金（用于大灾发生后的紧急救助）。
我们一直想尝试慈善信托，但让大家从捐钱直接做公益，到做公益信托，还需要一个过程。现在捐赠方更愿意拿钱直接做公益。此外，支撑慈善信托的顶层设计和配套政策措施等还不够完善。
谈专项基金与企业合作：公益产品强强联合，能够有效优化供给问题
《公益时报》：企业捐赠和专项基金筹款是红基会的主要筹资模式。我们如何更大程度提高企业参与度、企业参与公益的专业性？
孙硕鹏：企业对做公益是有自身需求的，不管是尽其社会责任、提高品牌形象，或者是涵养消费人群，企业做公益是刚需，特别是成功的企业。所以公益机构把企业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很普遍。企业公益捐赠到目前为止在中国也是贡献最大的。
基金会与企业是双向选择，很多情况下是企业选择基金会，公益机构是用公益产品吸引包括公众和企业在内的投资方。在选择企业的时候，我们会做一个尽职调查，确认企业资金合法性等内容。合作协议中也会约定必须认同基金会宗旨、认同第三方评估和审计结果发布等。从红基会与企业合作来看，这么多年没有企业拒绝这些规定。
企业捐赠有很多种，一种是纯投资型，比如投入大病救助；二是共同开展项目，比如，上汽通用五菱资助博爱卫生站建设，强生（中国）资助乡村医生培训等等，已经形成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还有比较普遍的冠名专项基金。基金会要做好捐方维护，发送项目报告，定期走访沟通。我们的理事长每次出差，都会问这个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捐方和合作伙伴，如果有，就一定去拜访。走访的目的不是募捐和要钱，而是汇报项目进展情况、沟通和征求意见。每次走访效果都非常好，企业会认识到你是真正尊重他们，真正重视他们的捐赠和投入，感到很有尊严和成就感，彼此的距离也就拉近了。
我们今年也撤销了几个专项基金，一类是与基金会主责主业契合不紧，或者项目已经完成的，我们必须要专注主责主业。二是长时间没有开展活动的。三是已经成立了自己的基金会的。专项基金的整顿将持续进行下去。
中国红十字援外医疗队在建成的中巴博爱医疗急救中心前合影留念（摄影／刘华晔）
《公益时报》：在《慈善法》等新的法律法规为企业和个人提供了更多慈善途径后，您怎样看待专项基金未来的发展？
孙硕鹏：慈善组织登记门槛降低，企业和个人都可以选择成立自己的基金会，公益资源的分化也表现在这方面。这当然对传统的基金会有冲击，但从长远来看，就像市场法则一样，大家最终会选择联合，也就是同类公益项目会走向协作的道路，我们称作人道服务的组团式供给。既有分化，也有联合，这两种趋势都存在，挑战和机遇也都存在。
所以我一再强调把自己的主业做强，然后才可能吸引公益资源，无论这些资源是以独立法人存在的、还是以众筹方式供给的，都必定向人道需求和公益产品聚焦，而不是谁的基金会牌子更大。总之，在一个更多关注发展质量和美好生活的新时代，我特别希望中国的社会组织能够走向联合，这样才能够有效应对人道服务供给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