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搜狐益论坛。这次我们探讨的话题是怎么花钱的问题。谁不知道怎么花钱，但是对于公益组织而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把这个钱花好。
嘉宾：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杨文庄
北京市仁爱慈善基金会 秘书长 林启泰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 博士 董强
主持人：9月份，盖茨与巴菲特倡导富豪把钱捐出来引发公众大讨论，值得注意的是，巴菲特把他99%的财产捐到了盖茨基金会。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就要考虑，怎么样能够让人放心的把钱捐到公益组织手里？这就是考验公益组织有没有花钱的能力，如果公益组织的花钱能力能够得到验证，他再倡导大家把钱捐到他的手里，就更具有说服力。杨老师请先介绍一下公募基金会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进行项目运作？
杨文庄：我们救助的贫困母亲一般都是在中西部地区，我们的贫困母亲都是依托当地的村委会以及基层的其他组织，比如说妇联这些组织来筛选。因为我们筛选完了以后张榜公布，一般邻里之间，谁家条件好一点，有什么困难，这个困难通过什么方式解决大家都知道。只要把最基层的张榜公布这个环节把握好，就可以消除在慈善过程中的很多腐败和黑洞。另外，我们每个家庭都是以三千到五千元的活动来捐赠。过了三千元以后，根据他的发展情况，如果他真是通过发展生产项目脱贫解困了，这个钱是可以回给基金组织。有这样的一个链条，一次到位，并且有支付以后对社会、对慈善组织的回馈，也通过这种方式来减少在资金运转过程中的流失。
主持人：实际上倡导的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发展。
杨文庄：对。
非公募基金会直接参与到赈灾行动空间越来越小
主持人：下面请林老师介绍下，您刚从舟曲回来，听说这次救灾活动基本上全都是做的入户调查，一对一捐赠，同时还弥补了一个缺口，流动人口的资助。您当时是怎么考虑把全国13家非公募结合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建立这种关系，怎样整合这种资源？
林启泰：首先，直接的和受助人来见面，并且把受助人的实际需求有效的了解、调查，这一直是我们的工作方式，哪怕是送一件旧衣服，我们也是这么干，您捐的衣服最后穿在谁身上都可以查到，这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内容。所以赈灾的过程中也很重要，我们叫一线、贴身、补漏、持续四种关怀模式。这次联合非公募基金会论坛，有两个方面的起因，一个方面是仁爱慈善基金会本身是非公募基金会论坛发起单位之一。今年10月28号要开第二届论坛。第二个原因，非公募基金会的论坛所有成员也认识到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几个灾难下来对于非公募基金会直接参与到赈灾的行动，从空间上来看越来越小，政府的控制越来越严格。这里面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有两个方面可以去思考。一个是政府为什么这么做？第二，我们出什么问题了。我们一般倡导从自己身上找问题，而不是去找政府的问题。政府为什么这样干，以及我们自己存在什么问题。从这两个角度。
林启泰：客观上来看，从汶川到玉树到舟曲。区域越来越小，灾害地区的条件越来越不适合大量人来参与。这是客观的因素。第二，非公募基金会参与赈灾活动显得不是很有序。政府也没有一个口来对接我们，这么多的民间慈善力量，除了你把钱捐给政府以外，其他的并没有一个有序的东西来引导我们把钱捐起来赈灾。但是政府有关方面现在也在落实这个事。
林启泰：另一方面，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面前如何自己定位，思考的人并不是太多。我们自己给自己总结的是四个步骤、三个定位，四种关怀模式，感觉基本上还能够存在下来。第一，做政府主流救灾体系的补充者，补漏。主要针对外来人口和受灾特别严重的家庭。外来人口没有户口，政府管不了他们。受灾特别严重的人群有很多后事要解决，心情也不好，他们大部分物资都领不到，或者不愿意去领、没有心情去领，这部分人特别需要关怀。
主持人：受灾的外来人口政府没有措施吗？
林启泰：政府有措施，但是在灾难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往往会被放在边上，因为他们没有户口簿，他们没有固定居所、没有固定工作单位，政府也不好找到他们。我们在玉树的时候曾经跟政府报告，希望把外来人口集中到一个地方，你才有地方给他发放，身份才有办法确认。身份确认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配合政府做各种各样的调查。
第二。我们做民间的NGO和本地NGO资源的整合，大家都很乱。一般我们就会建一个基地。
第三，我们定位做灾民可以信赖的陪伴者和服务者。就要做一个像社会工作者一样，建立一个设工站。
我们给自己定位解决救难救急救助救济。四个方面的工作做得不一样，救难我们有救援队，救急是在灾难15天以内，政府的很多物资也没有到位，我们运用自己的能力起到很好的作用。第三方面我们关注儿童、学校，我们建很多的账篷学校、板房，主要是从心理学的角度上，孩子在灾难的时候受伤很严重，但是他也很快能够释放。第四方面我们叫救济，就是持续的帮助。以这样一个原因，我们这次拉着公益基金会我们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情。
主持人：通过两位老师的介绍，一个是公募基金会倡导比较大的项目，建立一个监督执行体系。非公募基金会可能更依赖自己去执行，自己建站点，这是两点区别，查漏补缺。不知道董强老师对这两种模式怎么看？
董强：中国的基金会分为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墓基金会。从本质上二位老师介绍的基本上都属于操作型或者叫运作型的基金会。基金会不仅自己筹集资金，同时筹集到资金自己运作，设计、监测、评估项目。还有一种类型叫资助型基金会，比如说国际上一种基金会，福特基金会、亚洲基金会都是属于资助型的，他自己不直接做项目，他只是从申请项目的类型里面去选，哪个项目我要资助。比如说杨老师这个机构来看，他为了让这个项目透明化，或者叫公正化，他采取的是项目区域里面目标群体里面的参与。通过参与决策的方式来保证一个瞄准基准的目标。我这个项目设计的群体是这一类群体，最终我这个项目的受益是不是也能够落实到这样一个群体中。所以他有一些参与式的方式。包括还有一些公式，信息透明的方式。这是我理解杨老师操作项目的特点。
董强：林老师刚才介绍的有两个方面，非常好的两点，第一点，他本身不管是舟曲还是玉树，其实他采取的是基金会联盟的方式来推动这样一个项目，跟政府、跟企业比，非政府组织或者基金会，其实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群体，怎么能够产生更大的力量？联盟的方式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他能把这样一个好的项目的创意通过一种联盟的方式，产生一个连续规模化的项目的效应。第二点，我们发现仁爱基金会有两个特点：第一，不做大项目，做的都是小项目，立足于一个小的创意，采取的策略就是查漏补缺。因为他非常清楚，从仁爱基金会的理解来看，不管通过汶川地震以后，政府在应对自然灾害的应对的措施上，他越来越完善。明显的看到在舟曲和在玉树，政府的服务的面和深度是越来越宽的。在这个时候，仁爱基金会能做到什么？就是查漏补缺，他发现政府没有注意到流动群体，这个流动的群体因为脱离了政府的户籍管理的体制，政府很难去对这样一个群体进行反映。所以这个时候仁爱基金会找到了他的立足点，通过这样一个立足点产生了在紧急救援、灾后重建中非公募基金会的地位、角色。我们有一个功能在里面体现。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正在向资金资助型方向转变
杨文庄：我有一点我的意见，第一，非公募基金会本身是一个断档，我们国家的慈善事业发展时间比较短，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专业能力也参差不齐。特别是面临着汶川、玉树、舟曲这些灾难，非公募基金会亲自到第一线去做，对他员工组织的训练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这是基金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要有这样一些实际的案例、实操经验。第二，我们到第一线去有很多切身的感受，通过各种途径告诉社会，告诉捐助者。给他们提供资金的哪些人他们才会放心。第三，我们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后也要发展多种形态，我们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也正在向资金资助型的方向转变，因为我们基金会已经搞了22年。单我们幸福工程一个项目就有22万个家庭、22万个母亲。我们动员的资金有6.6亿，这是一个经常性的项目，工作非常的烦琐、专业，比如在养猪、养鸡、养羊方面，还不如村里的兽医、村里的老百姓。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怎么做，就需要从实际出发做一些考虑，我们在花钱的过程中也要相信我们的救助对象，相信基层的合作伙伴。因为在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对这些问题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出现一个问题以后所有的伙伴我都不信任了。要看是他们素质的问题还是监管不力的问题，还是其他的方面的漏洞。我们要查漏补缺，把这个网编织得更加安全。总之，我们做慈善还是希望更多人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来。所以，一方面我非常赞赏林先生他们这13个基金会的行动。但是我觉得也需要有更多的形态。否则我们22万个贫困母亲的资料，我们还要筹集更多的钱，如果我们只是一次性的行动、一次性的救援，可能好做一些，我们可以做到。但是做大量、经常的、日常性的慈善项目就需要采取其他方式。
汶川我也去了，我们到北川和欧莱雅公司在汶川地震不到一年的时间，我们给当地的贫困母亲送给350万的善款，也去看一下我们的贫困母亲的运作怎么样，贫困母亲还有什么需求。玉树地震我也去看了，所以我觉得亲自去做，亲历亲为非常重要。但是慈善组织内部还要有一部分人，还要有一部分组织在扩大社会影响方面、完善制度方面、和政府、和各方面沟通方面还需要有更多的工作来做。
主持人：这涉及到一个资源整合的问题。刚才杨老师也提到了，公益项目的操作模式更关系到“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的问题，鱼和渔的关系。他们有一个回收协议，我先帮助你，等你有能力了你再返回来资助别人。包括非公募基金会，按照注册标准和注册数量来看，现在将近能够达到30亿的捐款额，这30亿它怎么样能够使用好？有没有探索一些可持续发展循环利用的模式？
林启泰：我觉得各个基金会，每一个基金会都会去思考，毕竟每一个基金会都希望自己能够循环起来。当然除了一些大企业家捐赠的，他们会不断循环发展的基金会。从仁爱的角度来讲，我们的资金发展更注重于从志愿者自己身上来。因为我们所有的项目关注是志愿者成长。我们都是一些小项目，但是都是一些很有影响的小项目。仁爱365天天天做，一年一个点十几万块钱，但是一年一个点有30万人次在做，别看它是一个小项目。钱都是一些喝粥的人今天十块，明天二十块钱来的。我们没有找大规模的捐款，或者是有专门的募款渠道。我们都是说明天要去玉树了，就是志愿者内部临时捐起来的。
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月一次的总结，每两到三个月有一次机会。经常集中起来，人才不会被散掉。我们现在70%以内还能被固定下来。这个群体很厉害。回到灾区，比如说玉树或者是汶川、舟曲，我们的可持续就是在当地要扶持当地一个民间组织，变成可以自己服务当地的机构。就像刚才杨老师讲的，他不可能到每个地方去看看你猪养得怎么样。而是在当地找一个养猪特厉害的。为什么国外的资助型基金会那么发达？因为在美国有7万家基金会，但是有100多万家帮助他做的慈善机构。但是我们国内没有。但是这样国内生存的政治空间并不是非常的宽阔，至少目前并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很多人要做慈善他就要做基金会，运作型基金会其实就是一个慈善机构。
我们就觉得，总要有人去干下面的事，养猪的人也要有人干。在未来的五年到十年，我们的资助型基金会乃至于国家政策都应该有意识的去扶植一群有专业能力、有职业精神、有志愿精神的一群机构，能够把基本的事情做得放心的团队要出来。
董强：基金会是资助型基金会还是运作型基金会，2000年我们国家出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第一次把基金会分成公募和私募的。在国家法律潜在的含义，比如说从非公募和公募，在这样一个出资的门槛上，包括在这样一个每年必须要支出多少金额的限制上，可以明显的看出来政策上或者是法律上希望非公募基金会去做资助型基金会。公募基金会还是运作为主。从08年开始，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中国非公募基金会筹资的能力非常强。比如说08年有十几家非公募基金会筹集了很多的资金，他有很多钱。但是他运作不了这么多钱。所以从那个时候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第一家非公募基金会开始向民间组织，也就是向其他服务类的NGO组织开始公开的招标项目。把这些资源给到拿不到资源但是想做事的民间组织手里。我记得去年还是08年，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开始把这样一个钱拿出来给民间组织做。现在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好像在转，公募基金会都是在运作，自己去操作项目。从最近两三年的趋势来看，就是公募基金会其实是愿意做资助型的项目，有这样一个趋势。
反过来再看非公募基金会，他从这样一个法律空间上来看，是从04年才有这样一个组织类型，到现在才六七年时间，从这样一个时间跨度上，他时间存在的长度不是很长。从时间上，他本身这样一个短期的时间不可能非常成熟，也就是说我们非公募基金会其实在项目上，我们是没有多少经验，自身没有积累多少经验的。我们的经验从哪里来？从公募基金会、民间、国际组织来。构成了这样一个非公募基金会在做项目的经验。现在从我调研的情况来看，非公募基金会基本上还是愿意去运作项目，他运作项目，第一，因为这些出资人本身不是像公募基金会是一点一点的汇聚起来的。他特别要考虑项目的效果。刚才林老师也介绍，从非公墓基金会来说，他现在认为我们公益链条不是很成熟，我们喊概念多一点，理念倡导多一点。但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在基层做项目的可信任的民间组织其实不多。这个时候非公募基金会就愿意自己来做项目。所以我们可以普遍的来看，非公募基金会里面资助型的项目，或者资助型的基金会比例比较低。
因为刚才林老师谈到他们的项目，我做过他们基金会的调研，我刚才说小是因为他们的创意小，但是他们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受益的群体是非常大的。第二，可以看出来林老师的仁爱基金会在这样一个项目执行的过程中有一个特点就是招募志愿者，通过志愿者来作为执行主体去执行项目。这也是非公募基金会，不能说是特别普遍的现象，但是有这样一个趋势。
主持人：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在陕西咸阳实行了一个政策，捡烟头，你只要捡烟头政府来回收，一个烟头回收五分钱。9月份到现在已经回收了700多万个烟头。从这个举动来看，我看到的是他调动了民众的参与，政府拿钱相当于购买了民众的公益行为。这个各位怎么看？
林启泰：慈善如何深入人心。这个过程除了政府的指标设定，还有跟搜狐在内的很多媒体角度上的定位有很大的关系。我们如果大家都把观点聚焦在某一个地方的弱势群体又被怎么样捐助了，一个项目又怎么去运行了，本身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如何让参与的人以及受助的人、所有观察的人内心都能够得到持续的极大启迪，变成他日常生活中愿意想起来、愿意去做的事情，这个我觉得更重要。
回过头来，您刚才讲的咸阳的事，我不敢做评价，因为你捡一个烟头我给你五分钱，他如果哪天不给了呢？那会是什么效果？我更愿意，如果我们持续有这样的费用不断宣导公民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准则，比如扔烟头是可耻的，让他觉得我扔烟头心里很忐忑，而不是你扔完了可以去捡，捡完可以去赚钱。从我本人的角度我更愿意社会舆论、政府社会导向、民间机构在实施的过程中更多的引发人们内心中向上的东西，而不是去堵、压或者用另外一种方式去引。这万一再引出另外一个方向出来怎么办？至少我不敢这样做。
杨文庄：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慈善行动，应该是一个爱国卫生运动。再难听一点，就是为一些不遵守公德的人盖上一个遮羞布，提供一个理由。反正政府有开支，就可以放心大胆的扔，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政策。他捡一个烟头五分钱，我不知道他之前对烟民有没有其他的规范。比如说在公共场所不能抽烟，烟头不要随地扔，随地扔烟头要罚款。这些规定再配套捡烟头，这样的活动更加完善。
董强：专业化的公益慈善组织有方式能够到达公众的方式。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本身我们这些基金会在做项目的过程中我们留着参与的空间的，刚才我给大家介绍志愿者，仁爱基金会能动员一万多人参与他的项目、活动。从参与的渠道，公众可以参与。现在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欢迎社会公众参与到项目的执行过程中。第二，我们这个项目的受益群体。我们有时候去西部的山村，有的山村随口也能说出一个国际NGO的名字来，那些组织在这些地方做过项目，而且这些项目是让当地的群众受益了。公众也能去认知这些NGO组织。
刚才杨老师说的筹款的方式，包括壹基金捐款一块钱的模式，本身就是筹资的模式。包括扶贫基金会月捐的计划，网上筹款平台都是以间接的方式向公众普及公益慈善的概念、理念。包括相关的知识。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媒体，媒体是我们这样一个基金会和公众之间非常重要的桥梁。刚才您谈到咸阳的案例，我想问一个问题，您提了这个案例以后，我没有看到咸阳的公众在这个过程里面的自愿性。我们都说公益慈善是自愿的行为，或者自己想做这个事情的动力。刚才林老师说的这五分钱未来可能给不了了，给不了了的时候还能不能捡回来那么多的烟头。包括林老师说我就是想知道这个事情是公众为钱去的，还是为我们生活环境的美好、美化、净化，是为什么样一个出发点不清楚。
主持人：刚才您提到的一元捐，我们上周做了一个调查，有将近两千人投票，有一半多并不认同一元捐。大家的质疑是，我捐出来的钱到底给谁了，干什么。这是没有办法反馈的。所以在倡导一元概念的时候，我不知道可持续性和公众可查性？
董强：一元捐降低了捐助的门槛。可能有相当比例的公众不太愿意，或者不太认同这样一个捐赠的模式，可能我这个钱很少，但是我也希望它能够花到我希望它花的地方上去。我们公益组织或者募捐的机构做不到这个。有的是做不到的，但有的机构是定向捐赠，我跟哪个店面、哪个铺面联合，我这个钱就是要定向捐到哪个项目里面。
林启泰：一元捐，如果我去买东西我也不会捐。一个是我个人感觉，内心没有太大的动静，来激发我说捐一块钱是很有价值的。我建议你至少弄一点东西抓我眼球，能吸引的话，我不但捐一元，捐一百元也可以。目前这种形式比较陈旧。当然，更后面的是代表着你的项目的开发、项目的整合以及跟公众进行互动的能力的缺失。我们作为一个公众，你怎么样走进我的心里把一元钱拉出来。这牵扯到一个慈善机构对社会人的关注、观察、分析、让大家来做这件事情的能力。
杨文庄：我接受过一元的劝捐，也捐过。我到肯德基吃饭，几乎每次都要捐一元，我个人觉得挺好。一个是他宣传了一种概念，一元也是做慈善。第二，确实把慈善的门槛降低了，有人接受，可能现在一元钱掉在地上都没有人捡了。但是现在一元可以做慈善了，你捐了他会说谢谢，有个善意的互动。要求向每一个捐一元钱的人汇报这个钱去哪了，确实还是很难的。所以公众还是要有一个稍微平和一点的心态。另外，也对慈善组织有更高的要求，你不要简单的报告说我给多少人补充营养，给谁加了课间餐了，需要把工作做得更细。
主持人：其实我们对一元捐的概念对于普及人人参与的理念还是比较认同的，只是对形式上还有一些不同意见。其实这里面对于公益组织而言，考验的是你能不能把钱用好。对于公众而言，你还是要选择你需要的方式来参与公益活动。
嘉宾答记者问
记者：我知道很多国内大型公募基金会在全部转型做资助型基金会。为什么目前有这样一个转型？是现在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还是说基金会现在自身面临问题？这种转型对非公募基金会来说又面临着怎样一个环境？
董强：因为我也是关注这样一个变化，刚才我也介绍了，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包括未来还有其他的公墓基金会会把筹集到的资金的一定比例会给到其他的民间组织，这样一个情况我觉得是几方面的原因形成的：第一，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情形下，我们现在非公募基金会不得向公众公开募集资金。这个时候我们公募基金会就有独特的优势去向公众公开的募集资金。第二，向公众公开募集资金的公募基金会不是特别多，在全国数量是有限的。同时，我们发现现在公众捐款的意愿是比较强烈的，相对于过去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公募基金会可以凑集到相当高比例的资金。第二，公募基金会拿到这么大额的资金以后，他如果不做资助就要做执行。他执行的管理成本是非常高的。公募基金会这个时候他筹资的力量已经相对强大了，他这个时候就要培育民间组织，很多民间组织没有钱，但是他们有一定的能力，我们通过把钱给到民间组织手中以后，我们公募基金会可以监管他，我们在这里面还有一些能力提升的支持，总之就是能够把这种民间组织成为一个有能力的合作者，所以这个时候，从这样一个使命来看。另外，公募基金会的转型对非公募基金会是有利的。
主持人：这种转型对非公募基金会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我知道南都基金会很多项目也是做资助型的项目，如果是大范围的公募基金会转成资助，非公募基金会就只做执行就可以了？
董强：从我的观察来看，非公募基金会，私募基金会在这样一个初始阶段，我们存在也就是六七年的时间，初始阶段可能处于建立机构的公信力的角度，他们可能更愿意自己去操作，这样能够保证效果。这是他的初始阶段，不是说未来这些私募基金会就永远都是做运作型的项目。南都公益基金会，包括现在有一个C基金会，也就是阿拉善协会成立的基金会。他也做资助项目，未来一个基金会做资助还是做运作，其实更多的是与他基金会的战略有关。我倒认为现在我们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做资助的，不管是公募还是非公募，其实还是少，相对于民间组织来说。不管非公募还是公募，你做资助我都特别高兴，我筹资的渠道反而增加了。至于现在对非公募的影响是正面还是负面，现在还看不出来。因为本身非公募也是处于调整阶段，他在这里面也存在路径的系统。他要根据这样一个前期的事业去选择我到底是该有运作型项目还是该有资助型项目。反过来说公募基金会做资助型项目也刚刚是一个开始，他也是处于一个摸索的阶段。
主持人：我感觉现在大量的公募基金会在集体转型。杨老师，我们人口福利基金会也有意向向资助基金会转变。我们人口福利基金会本身为什么会想向这一块转型？
杨文庄：一个是发展阶段的要求。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这个阶段就需要这个基金会在专业分工方面更加明确。这也是发展的要求。必须摆脱以前小作坊的方式，左手拿右手花，忙得团团转，自己筹多少钱自己拿着，只有自己把这个钱花出去才放心。他总是停留在这样一个工作习惯下，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是一个阻碍，他需要发挥更多的作用，把更多的资源动员起来。这是发展阶段的要求。到现在这个阶段必须有一些基金会要转型了。集体，更说明 时代对他们都有这样一个课题。第二，也是基金会自身建设的需要。基金会人都不太多。现在多的有两百多人，一般都是十几、几十人。你要求他既收钱又花钱，他必然有一个环节做不好。现在因为我们国家慈善环境越来越好，从我们来讲，如果把钱募得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责任，更多的社会善款放在哪，这是一个责任。一方面要加强慈善方面的宣传。第二方面，要完善内部治理的结构，各方面制度做好。第三，为大众乐于参与、目标非常明确、流程非常便捷、监控非常透明的慈善项目让大家参与。动员更多的伙伴组织来做。这从自身发展的角度，你什么都做，必然有一些东西做得不好。第三，随着公益社会的建立和完善，基层有大量的社会组织、公益组织可以承接你提出的服务，你的慈善的产品或者你的善款。如果要分一下哪些做资金资助型，哪些做实际操作型。按东西部分一下比较好一些。或者是大城市和县城、乡村分一下。
大城市或者东部地方募集资金的能力强，他的企业、富人比较多，在这些方面多做宣传和动员，鼓励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富人拿出钱来。或者普遍的居民收入比较高，他能够拿出钱来。现在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村还是要差好几倍。在一些偏远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农村，这些中介组织，我觉得他其实更应当积极的，因为他们更了解基层需要什么，更需要在操作方面下工夫。就把你的管理、你的项目设计怎么样，你拿过来到我们基金会或者到其他基金会都可以申请善款。这样我们的链条就更加完善，互动也更加好。我们做了这么多年，虽然没有大张旗鼓的要用很高调的方式来申请、评估，我在媒体上要做宣传。但是实际上我们一直是，你要有相关的报告，我们要评估看你的操作性行不行，每年要收到很多的报告，但是我们放款还要看你这个项目可行性，你这个组织是不是信得过，你以前操作的类似项目上有没有成功的经验。基于这些因素，我们才把钱放过去。以前也是这么做的，以后需要做得更加规范、更加自觉，做得规模要更大。
对非公募基金会我觉得是一个机遇，是一个促进，他的来源渠道更多了。现在很多习惯把自己的系统，一般的公募基金会都有一个系统，他都愿意在系统内部做。但是我觉得推动这种方式非常好。如果他有意识的转型对整个慈善基金不发展是一个更好的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