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已经注意到，汶川大地震后的救灾、救济活动，除了政府动员救灾体系投入，很多公益组织、志愿者也动员起来，直接到灾区参与救灾、救助。不过，民间公益组织最主要的优势或许不在应急救灾，而在此后的灾区重建，对此，民间社会需要做好长期准备。
在应急救灾阶段，国家行政系统具有较大优势，因为它具有较高的组织化水平，掌握较为全面的信息，有能力动员各种资源。这种效率优势在灾后的救济与重建阶段，依然可以在房屋、道路、公用设施等硬件重建方面具有效率。但重建涉及灾区整个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硬件重建之外，灾区民众心灵秩序、伦理秩序、社会秩序的“软件”重建也很重要。对灾区民众来说，社会秩序、伦理秩序、心灵秩序的重建，也是生活恢复正常的前提。
相比较而言，民间公益组织在这方面的重建中可以发挥较大作用。政府很难对每个家庭给予细致的、个性化的关怀和援助，而包括各种专业NGO和民间志愿者在内的民间社会，做到这一点却相对容易。中外经验都证明，民间公益组织在重建过程中，更容易了解灾区民众的既有信念、生活习俗、居住形态、建筑样式、社会结构等，使重建之后的灾区让民众觉得熟悉、安全，使其心灵较快地恢复平衡。
但是，以目前的发育状态，民间社会似乎尚无力承担上述责任。
在这次地震救灾中，大量志愿者进入灾区参与救灾、救助。但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社会也表现出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缺陷：不少志愿者是个人前往，或者若干人结伴前往，比较盲目；大量民间公益组织进入，缺乏最基本的协调，救灾资源分布严重不均；公益组织成员与志愿者也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等。
民间社会这种相对幼稚的发育状况，固然缘于民间社会在中国成长时间较短，缺乏足够经验；不过，其发育缺乏更多法律与政策支撑，也是重要原因。比如，按照目前的法律，大量具有公益之心的民众难以组织起来，即便勉强成立公益机构，也只能自行活动，不利于公益机构扩大影响，尤其不利于其训练自治的技艺。
应当说，在本次地震救灾活动中，广大志愿者和各类民间公益组织，做出了提高组织化程度的努力。一些志愿者临时组织起来，尤其是网络发挥了组织的作用。分散的公益组织也组成了松散的联盟，共享信息，协调分配救灾力量。
显而易见，从现在开始，灾区民众的房屋重建、心理恢复、扶贫、教育等活动，都需要大量志愿者和民间组织参与。而公益人士和组织要承担这些漫长而艰苦的重任，实有必要总结、反思此前参与救灾的经验，稳步提高组织化程度。一些公益机构可以针对灾区重建成立公益机构联合会，定期召开论坛，共享信息，协调资源分配。惟有如此，公益机构才可动员更多社会资源进入灾区，更均匀地分配这些资源，并更持续地关注灾区。
当然，民间公益机构的这种努力，需要政府作出积极回应，目前最紧迫的措施是，修订有关成立社团与基金会的法律，降低门槛，让更多的民间公益机构发展起来，参与社会建设。而让民间公益机构提高组织化程度，有利于这些机构与政府的合作。这种良性合作机制将是灾区民众之福，有助于灾区社会稳定。从制度建设角度看，政府与民间社会稳定合作，更是整个治理秩序良性化的一个重大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