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给农民一个生命的意义系统——“华中乡土派”调研记录摘编及阐释
一
湖南省汉寿县汀村菜花组村民陈远行：“我今年31岁。发生金融危机 之后，我们那个厂虽然没有倒闭，但是工资降低了，只有不到2000块钱，工资太低，我就走人了。等过完年之后，我还是要出去。回家种田不太可能，也不想种 田了，这么多年没有种过田，不习惯了。在外面如果一个月能有1500块钱的工资，就不想在家里面。”
“现在已经不怎么适应农村里面的生活了。农村里面特别地落后，公路 什么的都没有那个样子，到处都是长满了杂草。外面虽然也有的地方是农村，但是交通公路都比我们好多了。城市里面有电缆、水利、电力等等都比我们这里好。我 们这里到现在用电都还不方便，电压不稳定，有时候电视都看不了，电灯太暗了。现在没有条件在家盖房子，除非再打几年工。我自己也想盖新房，如果有钱我还是 想到城市里面去，但是没办法，自己还没有那个本事。有钱的早就盖了房子，现在物价一上涨，穷人家想盖房子也盖不了了。”
湖南省汉寿县汀村角罗组村民潘枝花(女)：“我今年23岁。我自己回家感觉很不适应，所以，经常都不想回家，但是，过年的时候，没办法，要回家来看看爸爸妈 妈。每次回家后都感觉比较无聊，只有打打牌，和自己年龄差不多的人打牌，或者看看电视。现在没有以前小时候好玩，以后啊，当然想在外面城市里面买房了，谁 还想在农村里啊，就是不知道有没有能力在外面买房，先慢慢挣钱再说吧。如果不能在大城市生活，也可以到本地县城里、街上买房。”
在湖北阳新宏村，2001年出去打工的女孩夏米霞说：“看到村里的打工的人觉得十分美好，觉得至少可以自己赚钱了”。2007年秋，她二娘翠英曾经给她介绍 了一个对象，她赌气差点与他结婚，最后是米霞先不同意。她说：“我不喜欢在家里呆，我考虑的事情较多，因此不能达成一致，在交往过程中我发现他不是我喜欢 的哪一种，就算了。”“因此我家里父母说我不听话，说‘别人姑娘说一个就是一个，跟你说几个你都不同意’。”她解释几次介绍婚姻失败的原因：“也许是这样 的吧，我以前喜欢一个后来分了，后来介绍的都不如他优秀，至少要接近他，我很怕(爱情)。”
“那个男子是外省的，我想到这是我找到的最喜欢的一个，当时我其实不想放弃，放弃了就再也找不到了。那时想到这是特别美好的，爱情本来是特别美好的。第一次喜欢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听家里人话，母亲哥哥全家人都反对，那时我非常痛苦。当你喜欢一个人全家反对，那种痛苦你未经历过，所以是感觉不到的。”
有位曾姓女孩的姐姐这样形容妹妹：“她打工一年回来，全部变了，湾子的小孩都围着她，都不认识她了。”但当家里为她介绍对象，她这个不肯，那个不肯，看不顺 眼，即使有韩国人追求她，她仍然孤身一人，父母姐妹无不为她担心。今年过年，她没有回来，除夕晚上她给全家人打电话，哭个不停。
娇是一个略显腼腆的女孩，她说自己“打工就像旅游，一去就回了”，对于2009年的打算，她则表示“搞不清楚，还未确定，跟着爹妈一起走”。她2006年、 2007年、2008年都去过深圳打工，可是最长的打工时间只有两个月，那是2008年。2007年，舅舅介绍进厂，她干了两天就没有干了。08年在深圳 不能糊口，那么只有回到家里，接着到父母所在的黄石市。她姨妈介绍她到饭店打工，她做了一天很不习惯就回来了。余下时间仅在父母那里看电视，一直到快过年 才回家。
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正在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第一代农民工，大部分根在乡下，才能承受城里血汗工厂的剥夺、辛苦劳作，赚钱为了后半辈子在农村、孩子接受好的教育，生命的意义在乡下。只要农村的经济环境宽松，他宁愿不出去打工。
第二代农民工就很难说了。生活的面向可能已经在村庄之外，经济不景气时，即使土地能够承载生存，他也未必愿意回家。打工时可能不断跳槽，回到家里很难找到同类群体，无聊、憋屈，不愿意干农活。从小接受的教育，包括新闻传媒的影响，使得他们的心已经完全在村庄之外了。
现在可以看出农民工打工返乡的生命历程。
第一阶段，肯定是幻想阶段，年轻的他们对未来充满幻想，渴望早点跳出农门，希望成为城市人。
过了幻想阶段，就进入适应阶段，尽量适应城市的工作。这个阶段，女孩子更容易适应一些，最终能在城里立足的，女的比男的多??很多是通过对男性的依 附。这是相对平稳的阶段，在现实中受到挫折，心态在放平。二三十岁以后就有了危机感，要面临婚姻的问题，往后再过几年，城市梦就开始破灭，越来越切合实际——趁着年轻多赚点钱、养家糊口，为回家过体面生活作准备。
现在三四十岁的农民工，还正处在这样的阶段演化中。现在20岁的这一批，同样会走上这一历程吗？很难下结论。
两代农民工做出的巨大牺牲，支撑了中国三十年的快速发展。
二
江西省新余市雁塘村，总共91户农户，长年不在村里居住的有29 户，其中有13户在县城购置了楼房。，留下的基本都是40岁、50岁返乡的部分农民工和老人和未达到上小学年龄的孩子。因此，村里有三分之一的民宅周围长 满荒草，地势坍塌无人整修。村里用于农田灌溉的唯一的抽水机在2004年就老化了，至今已无人整修。村里集中榨油的房屋在2003年倒塌了，榨油机也卖掉 了。
1993年，雁塘小学是一所拥有8名教 师、近150名学生、设置一至五年级的完整小学。2003年以前，村里的适龄孩子基本是在这所小学就读和完成学业的。2000年以来，生源不断减少。 2005年，由于生源不足，县文教局调整后，仅留下了一名老师负责一至三年级九名学生的教学工作。2008年，雁塘小学已完全“消亡”。
1992 年打工浪潮席卷雁塘村之前，村民都是一年365天生活在村里。人们之间的联系紧密，交往密切。作为一个单姓村，它是由同一个钟姓先祖传下来的。为了保持土 地等资源的不外流和整个村庄钟氏家族的纯正性，他们一致抵制任何其他姓氏的人迁入雁塘村。所以雁塘村没有一户杂姓户。雁塘村的祠堂是由村民自发凑钱、于 2003年正式重建建成的。那之前老祠堂破败不堪，但是是村民们娱乐休闲和“参政议政”的集中地。
村 里的男女老少，村干部和普通村民农闲时都会不约而同地聚集在此：正月里看戏，平日里闲聊，村干部开会动员村民参加义务劳动，商议村里的重要大事并作出决 定，孩子们做各种游戏。祠堂是雁塘村村民集中的场所，也是村规民约发生效力最集中的地方。人们往往在这里对村里“不合群、不守村规的人发表议论。这会对村 民的行动产生较大的舆论压力。但现在去祠堂的人越来越少了。即使到了年底，外出打工者回来了，也很少去祠堂了??这些见过大都市各种现代化娱乐的打工者已 不再对祠堂的传统游戏和闲聊感兴趣。除了打麻将还能将其中一些人聚在一起，其他的人之间就没什么联系。
一些村民这样描述这些返乡的青年农民工，“年轻人回来能搞么得？一不会防虫治虫，二不会育秧插秧，三不会农田施肥。”“打工的回来了。体力劳动不愿意做，就 知道搞偷偷摸摸，现在社会治安不好，农民都有三怕，一怕盗窃，二怕地痞，三怕灾害。”“好多人打工打惯了，回来干不了事，只有打牌。打牌输了钱，就去行凶 去抢。打工回来不干农活。农民工返乡，没得事做，搞么得？”在这些村民眼里，许多青年农民工返乡之后难以适应传统的农耕生活，在家天天闲着没事就打牌。返 乡农民工成为危害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
农村能不能给农民一个生命的意义系统？
进城动力最强的、对农村最唾弃、最厌恶的，往往是村庄共同体解体最厉害的。除了收益，还有一个文化的问题。
基层组织的乏力、溃败，不容否认。乡村两级组织表面看来越来越科层化，根本没有服务能力和治理能力。以前乡村两级是一种简约的治理，今天走向复杂 化、科层化，而且是虚假的科层化，空壳化，丧失了行为能力，很可怕。农村是个共同体，才能维系基本稳定，遇到问题能稳住自己，虽然村庄共同体在不断解体， 现在还是能承载一些危机，所以我们提出：要维系甚至加强农村的一些承载能力。市场有时会失灵的，不能包治百病。市场最完备的国家，政府最强大，看看美国就 知道了。即使没有国家权力，基层社会也不会按照市场的权力来运作，而是会滋长出一个“二政府”出来，在农村，很可能就是黑社会，因为它效率最高。
(本文所摘调研记录由田先红、夏柱智、钟琴撰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