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修康及其成立的“青天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遭遇的困境(见本期劳工NGO：在夹缝中生存)并非个例，是我国劳工维权NGO(即非政府组织，我国官方称为社会组织)甚至可以说是大部分NGO当前生存状态的一个缩影：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欠缺，财务、项目运作等信息不透明，社会公信力不足，募集资金的渠道有限等等。而最令NGO尴尬的是，NGO的身份难以被认同。
不少人疑虑，NGO是否成为一种与政府抗衡的力量?确实，一些国外势力扶持的NGO，确有开展非法活动之嫌，也有靠制造“维权事件”忽悠外国势力钞票之实。但，是否因此就全盘否定NGO呢?
5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越来越多公民在解决了基本温饱问题之后，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自觉意识、权利意识和公益之心大大提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互联网、微博等新媒介的兴起，公民及公民组织非常活跃。无论是非典、汶川大地震、北京奥运和甬温动车追尾事故等诸多公共大事件，还是矽肺病人钟光伟索赔工伤待遇、村长钱云会之死、张宝艳夫妇的“宝贝回家寻子网”协助打拐等一系列个案，我们都能感受到公民或者NGO积极参与的力量，渐进发展的NGO在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中的影响力已不容小觑。5．1 2汶川大地震中，NGO在积极募集善款、及时组建灾后重建规划组和对灾区群众的心理危机救助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深受民间乃至官方称赞。
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首次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作为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一支新生力量，NGO越来越受到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重视。2011年年初，一直备受身份困扰的李连杰“壹基金”正式落户深圳，民政部授权深圳试点社会组织直接登记。但这并不代表NGO的试水就会迅速地在全国推开。规范NGO的行为，给予NGO更大的发展空间，培育与扶持其健康有序发展，在我国其实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而对于各种NGO来说，更需在规范自身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强化公益性和增加透明度等方面多加探索。
旱在十八世纪，黑格尔就看到，随着市场的发展，经济领域从政治生活中波澜壮阔地独立出来，各种行业协会、商会以及 一些专业组织会纷纷涌现。今天，广泛存在于慈善、扶贫、环保、劳工维权等领域的NGO正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生，限制NGO的发展抑或对其放任不管，似乎都不可取。若能引导好、管理好、运用好，使这些非政府组织各显所长，在增强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沟通、缓解社会矛盾、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开展公益活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对难以面面俱到的政府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也不失为明智之举。
2012年第一期《工友》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