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是当下的热门议题，扩大社会力量、鼓励民间自组织创新，已经成为共识，但是，行政权力对社会组织发展的过度干预仍然比较普遍，成为社会体制改革领域的阻力。
行政权力干预社会组织发展的表现之一是“自己来”。前几年，上海有一个社会自组织乐群，由专业的香港与上海社工组成，从事孤老与残疾人的社区服务。当地政府为分流机关闲散人员，也成立了相同的组织，工资是乐群的两倍，项目由政府分配，而那些人员是政府下来的，一肚子火，没有专业热情，态度可想而知。民间组织乐群被挤垮了，有些骨干甚至改行直销为生。
近年乐群又有新生：在艰难的生存状态下，开展上海兰州拉面行业回民子女与劳动条件服务项目，有效地帮助大城市伊斯兰教群体。当地政府这才感到民间组织是稳定社会的主力。
表现之二是“社会大倒退”。东北某市被誉为社会创新典型。怎么个创新法？全社会网格状管理，每一单位面积配六人小组，管头管脚管纠纷。这种“创新”是最愚蠢的做法：社会矛盾激化，我就管起来，控制起来。
表现之三是“树典型”。上海当地政府为了树立社会创新典型，对一家叫N PI的机构大力扶持，N PI水平确实高，行动高效，但以求大、求多为目标，他们的孵化器其实孵化的大多是已经有一定规模的N G O，这样政府有了政绩，NPI也有了资源，一年内产生了多少多少NGO，很风光。但这种单纯求量求成果的运作模式使上海NGO生态单一化，使模拟商业性的量化运作方式成了NGO的迷药。因为人们知道，NGO在社区工作，一年两年往往看不出成效，可能还出现失败的形态，只有五六年不计利害的深耕才可能有效果。
NGO界应当像市场一样由各个N GO自由竞争，政府对某个N GO的政策倾斜是不公正的，最后只会损害公益界的成长。
表现之四是“消灭冒尖者”。在民间组织，人们纷纷传授一个诀窍“你不能做得不好，做不好对不起良心，也不能做得太好，做得太好，政府就要灭了你。”最典型的例子是贵州高地研究所，多年来，他们深入贵州偏僻乡村做扶贫，工作人员与乡亲同吃同住。但是扶贫免不了为村民争权益，与地方势力有冲突，最后政府以接触国外基金会为由打散了这个组织。
表现之五是在农村社会管理上动用“黑社会”。我曾在阜阳与一个合作社负责人、一个涉黑组织头目三人同桌吃饭，这位老大当年在镇政府挥刀领着团伙火并，政府官员全吓跑了。他胜出后，成为镇所在村的村主任。因为讲义气，竟然被政府看好。这几天刚因为打架被罢免了，镇长却让他不挂名继续干。
在中国社会体制改革中，一个最容易犯的毛病是政府扩张权力，伸手社会，理由却是社会矛盾只能严控、监管，消灭于未来，这是很静态的看社会矛盾的办法。无论阻力如何，中国社会的壮大是必然的。在这种大势下，政府要认清楚，是还用原来的思维模式，保甲、管起来，还是开放社会，鼓励社会自我创新，增加自组织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