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是一本普及税收常识的小册子，居然能够引来数十万人的关注，这着实让编者郭玉闪有些意外。
不少网友用“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来形容自己的读后感。还有人建议“转载到全国各大主流媒体”，好让“每个中国人都看看”。
“写得太好了！”这是许多私营企业主的评价。不过，一个来自广东的生意人来信补充道：“书中所揭露的问题，在现实中不知要严重多少倍。”还有税务部门的工作人员打电话来称赞。“每个人都是有良知的。”一名司局级干部感叹说，他甚至表达了这样的遗憾——为什么没有谈得再深入点？
“中国人原来这么不了解税！”坐在位于北京的办公室里，郭玉闪接连说了一串儿“真没想到”。去年年底，他所在的名叫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的NGO组织，发布了一本有关税收的大众读物。
这本题为《2008公民税收手册——“税收与中国经济困局”特辑》的小册子，放在“传知行”的网站上免费供人下载。目前，这本不足12万字的电子书点击率已经达到50余万次。
“即使一分钱不挣，只要花钱消费，你就是纳税人”
事实上，即使是主编岑科本人，起初对税也不甚了解。
在这个经济学专业毕业生的记忆里，直到上世纪末他才第一次意识到“税收和自己有关”。当时，他供职于一家软件公司，开始缴纳个人所得税。
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岑科认为自己“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因为月收入不到2000元，“缴纳的税钱并不多”。中国自从1994年开始征收个人所得税，最初的起征点是月收入800元。
或许因此，当他2007年得知“传知行”要编著有关中国税收问题的系列读物时，第一反应就是加入其中，“因为中国人这方面太缺乏常识了”。
当时这个非政府组织刚刚成立，主要研究社会转型过程中有关自由和公正的问题。创办人郭玉闪的初衷是建立一个平台，给那些有理想的、愿意研究民生问题的年轻人提供立足之地。
“税是民生问题中的核心。”郭玉闪强调：“我们现在讨论的很多东西，比如腐败问题，消费者维权，农民土地被非法征用问题，哪一个归根结底不和税收有关呢？”
与此同时，郭玉闪发现在国内找不到一本讨论税收的大众读物。他手头摆着一本美国公共财务学者乔尔·斯拉姆罗德（Joel Slemrod）的著作《我们自己的税收》（Taxing Ourselves）。这本自称为有关美国税收改革的公民手册，已经被主人翻看得起了毛边。
“写得深入浅出，简直太棒了！”32岁的年轻人情不自禁地赞叹。这个北京大学政治经济学的硕士研究生，决定自己也做一本专为中国读者提供向导的纳税手册。
这项计划在“传知行”成立之初就确定下来，被命名为“税制研究”。2007年，第一本税权手册发布，题为《税收的真相》。包括岑科在内的8名作者参与了写作，其中一部分作者是财经记者出身。
翻开《税收的真相》和《2008公民税权手册》，“人人都是纳税人”这句话首先进入读者的视线。郭玉闪解释说，这是因为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几乎每天都在缴税。
他随即列出这样一张清单：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如果花100块钱买一瓶护肤品，其中除了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天哪！原来我不知不觉缴了这么多税，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一位读者大为惊讶地留言。在她的概念里，“税收和死亡，是人生难免的两件事”，这句话不过是形容“万恶的资本主义如何剥削人民”的一句谚语，以至于每次看到报纸上有关税收的讨论，她总是“眼也不眨地就翻了过去”。
今年年初，网易就做过一个“算算你一生都缴多少税”的调查，发现有45％的受调查者“连自己缴了什么税都不清楚”，还有51％表示“我缴了税但不知道税干嘛用了”。
包括政府部门对此也是争论不休。早在六七年前曾有人提出“为纳税人服务”的口号，却遭到批评。批评者说，政府不能光为纳税人服务，而要为全体人民服务。言下之意似乎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人没有纳税。
“但事实呢？”岑科反问道：“即使一分钱不挣，只要花钱消费，你就是纳税人。”
这个年轻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到目前为止，中国共有增值税、消费税和营业税等20多种税，其中有些由个人上缴，有些由企业上缴。但最终这些税或多或少都要由消费者承担一部分，也就是说，你每购买一件商品，就向政府缴了一次税。
“多可怕，这么多人连自己是纳税人都不知道！”郭玉闪坦言，自己也是因为读者的反馈，才发现人们对这一最基本常识的缺乏。
因而，在2008年发布的这本公民税收手册中，他继续加大了这一理念的宣传。不仅如此，书中还增加了《现行税目、税率一览》的附录，希望更多的读者了解税收的真相。
“是我们缴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编纂过程中，最令郭玉闪难以理解的是，既然税收和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人们往往失去常识”？
他随手举出几个常见的例子，比如受灾地区的一些群众受到政府救济时，他们会跪倒在地，高呼“感谢政府”；在政府部门的办事机构里，面对办事人员的拖沓冷漠，没有人会发出消费者应有的抱怨……
“人们似乎忘记了，政府收支的每一笔钱，都与自己的钱包有关；政府对民众的服务，是收取税金之后应尽的义务和应该做好的工作。”郭玉闪说。
因此，税收的基本概念成了2008版税收手册的另一重要内容。“这一点，连我最初也是糊里糊涂的。”主编岑科笑着说。
在他的印象里，大学教科书里对税的解释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在西方经济学的课堂上，税收被定性为公共服务的价格，公民纳税是为了花钱去买这种服务和产品。
“到底哪种说法正确？哎哟，我们那个时候因为这个，经常把老师问得下不来台。有一次还追到了学校门口！”天津财经大学教授李炜光回忆。上世纪80年代初，他在这所高校就读财政学专业。
那位老师最终也没有解答学生的疑问。李炜光说，时至今日，在中国的税收学教材中，“国家需要论”依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关于税收的问题从来都是政府的事情”，很少提及与公民的关系。
“可悲的是，这样一套理论还在一届一届的学生中传播，教着他们，税收是这样的，出去以后你以这个来指导你的工作。”李炜光很是感叹。
在这位大学老师看来，很多专业学生，都未必知道税收的基本理念。以至于当他在自己教授的财政史课堂上讲起这些时，不少学生觉得吃惊而又新鲜。
不仅是教育体系，在法律和舆论等话语体系中，“纳税人”似乎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宪法》第56条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纳税的义务”，没有强调有权利。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管法》中，纳税人干脆被定义为“纳税义务人”。
所以在《2008公民税权手册》中，岑科特意把“税是民众购买政府（人员）服务的费用”放在首页的位置。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是我们缴的税养活了政府，而不是政府养活了我们。”
“在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关系中，纳税人才是主人。”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这句话道出了税收的本质。
“但我们这些主人又是什么形象呢？”岑科忍不住反问。
他曾经到北京市某地税局办事，看到的是这样的场面：有人皱着眉头，在场地中央填写表格；有人满脸虔诚，向工作人员咨询着什么问题；更多的人排成长龙，以焦急的心情张望前方，希望尽快完成任务。至于他本人，则“像孙子一样”点头哈腰，跑了好几趟才缴完一笔税款。
郭玉闪也享受过类似的“主人”待遇。为了开办“传知行”，他到工商部门去注册，被告知必须到指定厂家购买一台价值2000多元的税控机。其实那只是个普通的打印机，市场价不过数百元，但对方对郭玉闪说：“如果不买的话，你就缴不了税。”
“目前的整套税制是国家本位的，而非民众本位。”岑科这样解释这些现象的根源。
茅于轼则从中看到了纳税人与征税人地位的不平等——“本来纳税人才是主人，征税、税务作为政府的一个部门，他是代理人，我们是委托方，他是代理方，我们委托他办事，他得听我们的。但现在我们的纳税变成了反过来的关系。”
“要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
通过这本税权手册，唤醒纳税人意识，从而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态，是郭玉闪等人的初衷。
“就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有这么大的用处吗？”有人不免疑惑。
岑科并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谈起了自己一次到银行办事的经历。当时排队办事的人越来越多，而业务窗口并没有相应打开。他忍不住和大堂经理理论起来，并当场拨打了投诉电话，在场的其他储户也站出来支持他。最终，银行打开了其他的业务窗口。
“你看，当更多的人开始维护自己的权利时，情况就会发生变化。”岑科说。
这个自称喜欢“较真儿”的小伙子，曾经是同学聚会上“不受欢迎的常客”。因为他常常指责那些当上公务员的朋友“花公家的钱不知道心疼”。
“开始我就是很愤怒！”岑科回忆，“时间长了也觉得挺没劲，因为有人会说，这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又不是国家总理！”
“现在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怎么不关我的事儿，你们花的钱都是纳税人腰包里掏出去的钱！”
这也是他参与郭玉闪写作团队的原因。这个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职员，利用业余时间和其他4名作者一起，花费半年时间完成了这本税权手册。
他认为纳税人教育是公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纳税人意识的觉醒及其对税赋制度改革的关注和推动，非常值得经济学家们予以重视。“你老是跟人提公民权利，不如说纳税人，这起码和钱有关，还能引起大家的关注。”他快人快语地说。
郭玉闪透露，这本书的成本在6万元左右，是一家基金会提供的赞助。除了支付稿费外，他们还复印了1000本。为了让更多的人阅读，这本税权手册的内容直接公布在网络上。一个热心网友还据此编写了精华版，发布到各大论坛。
这个福建人还计划推出系列读物：“2007年的侧重于理念；2008年重点是数字，比如中国政府都收了多少税之类的；2009年将重点介绍政府的钱都花在了哪儿，我们准备以出版业的税收情况为例子。”
“我们会坚持做下去，直到大家能够像关注自己的钱包一样，关注税收状况的变化。”郭玉闪说。
就在《2008公民税权手册》发表之后，不少企业家来信诉苦，认为其中揭露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
一位企业主说：“您来信要求我列举苛捐杂税的详细数据，实在是太多了，我没有办法一一写出，不过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上个星期又缴了一笔，那天我一上班就看见厂里停了消防车，过去一问，才知道要订阅《消防报》200多元。我马上就给了，因为我知道如果不给，马上会有人来查‘消防’，而且检查完肯定不合格，到时损失更大。”
“民众自身才是税制改良的未来。”郭玉闪这样安慰这些诉苦者。他最常提的故事是来自深圳的3位公民，他们从2006年起向十几个中央部委和十几个地方政府提出了查看预算的申请。2008年5月，他们终于看到了深圳市政府的2008年度部门预算草案；同年10月，卫生部向他们公布了一份接近完备的本级部门预算。
“人民开始相信，政府的钱取之于民，需要首先得到民众的同意，而民众对于政府怎样花钱，也应当享有监督权和控制权。”岑科在自己主编的税权手册里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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