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派NPI下属《社会创业家》杂志举办的“公益相亲会”，从公告创意，到征集报名，已经过了一段时间，最近听说，该活动已经确定将于4月15日在北京举办了。
在微博看到最早的消息时，曾表示过批评的看法，也围观了其他人的评论和主办者的回应，此后，就此活动，与一些相熟的公益同人们有过多番坦率的讨论。于此活动将举办之际，希望能更全面地表示一下个人的看法，或者说，整理一下思路：为什么我要反对举办此“公益相亲会”和“新幸福主义”？
A、相亲不是公共利益
相亲没什么不对，但纯属个人需求，而且，只是一部分人的需求，不属于公共利益——个人需求不会因为出自公益工作者就成为公共利益。
说公益人相亲不是公共利益，有两个理由：1、只有一部分公益人需要以结婚为目的的相亲，另外有些人，可能是不婚者，可能不认同相亲的方式，可能无权结婚——同性恋者，当然也可能已经结婚了。2、除部分贫困社区一线工作者，很多在北京的公益人其实是职员甚至白领阶层，这个阶层超出权利层面的个人需求，无论是想结婚还是想搞一夜情，我认为都不具有公共性。
既然不属于公共利益，为什么公益组织要为之投入？
公益组织从资金到人力、品牌、平台、公信的投入，应该划出公共利益的底线，否则就是滥用。为部分公益工作者的个人需求，而动用公益资源，是滥用行为。
此前，为推广此公益相亲会，某期《社会创业家》杂志用许多篇幅发布参与者的的介绍。这是我颇不能理解的：一个靠公益资助维持的公益杂志，花这么多来之不易的资源帮人解决个人需求，合适吗？
公益工作者有相亲的需求，并不需要通过动用公益资源来解决，可以通过个人渠道，也可以利用市场化的服务，现在，市场化的相亲服务并不昂贵，以北京市内一般全职公益工作者的收入，完全可以购买得起，而且，相亲平台也提供“公益”职业选项，方便找到认同公益的伴侣。
所以，公益人为什么要占用公益资源相亲？公益满足的应该是市场无法满足的需求，进入已有许多商业机构充分竞争的相亲市场不是公益组织该做的事情。
C、公益活动不应搞排斥
在早期的争论中，一些同志志愿者表示TA们也希望参加！组织者答复说或许以后会考虑。而我怀疑的是此活动对待丧偶、离婚者的态度。在此前，《社会创业家》发布了一份配套的网上婚恋观调查，明示只针对“未婚”者，我为试验而填写状态为“丧偶”，即被系统自动请出。
都是单身，若一部分“未婚”公益人需要相亲，也总有一部分丧偶、离婚的公益人需要吧，公益组织怎么就不关心他们的婚恋需求？排斥这些人的理由是什么？
在同一阶层中，离婚、丧偶、同性恋者更少找到伴侣的机会，既然是公益相亲，为何不首先满足他们？多数人优先、主流群体优先、更有机会者优先，这不是公益精神。
对相亲这种事，有人视为机会，有人不以为然，后者的理由往往是，相亲太功利。通过相亲找到配偶的例子很多，但共识的恐怕是，相亲本身不是浪漫爱，相亲要讲条件，至少在起点上必须是，条件匹配的人才应该坐到一起相。至于条件，身高、相貌、教育程度、收入、家庭背景……往往是基于等级的标准，以及刻板的性别期待。
在2月9日发布的一则宣传通告中，组织者将活动描述为“卖女孩”、“抢亲”，受质疑后解释只是为了轻松活泼（大意）。奈何即使是玩笑，也有性别意识的真实流露，女人开价男人收购，男人主动女人被动，这正是渗透父权制的主流婚姻市场上的互动模式，却被公益组织照搬。在某期《社会创业家》杂志上，还介绍NGO女孩不计俗利（大意），联系起来，令我产生NGO女孩比较便宜的联想——不重物质是美德，但被作为在婚恋市场上受男人赏识的集体价值却感觉怪怪，须知“拜金”本来就是主流社会加诸妇女的污名。通告又形容NGO女孩“害羞”、“知性、温暖、爱心”等等，除了“爱心”无可争议之外，其他描述暗合阶级化的、刻板的男性欣赏趣味，不符合性别平等—性别气质多元化的主张，也不符合公益女的真实面貌——爽朗的、假小子式的、野性的、粗朴的、峻厉的……公益女都被无视了。
（“知性”一词是性别化及阶级化的标签，一般只用于赞美受过相当教育的中等以上阶层的妇女。）
公益相亲会组织者在最初的文案中曾说，欢迎金融男、IT男、媒体男。为什么不欢迎务工男、农民男？这让我想起鲁迅说过的：林黛玉不可能爱焦大。相亲已经公益了，却仍然在复制主流社会的阶级区隔，但我们的工作，不就是要打破这种区隔吗，莫非公益组织的平等及促进边缘者融入的理念，不适用于其组织的相亲活动。
另外，“公益相亲会”的组织者貌似一直都在使用“未婚”一词。此词假设所有人都最终会结婚——但这不是事实，以“未婚”描述所有单身者是狭隘的。
以上，或许难免被认为有些吹毛求疵，奈何女权主义的文化批判就是从字字细究起步，由此回应到对整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的批判。而且，这些意见也并非纯属个人观点，我所在的组织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在过去多年中积累了许多这方面的辩论资料，很多社会性别意识提升培训也会涉及。
E、公益人应该警惕主流婚姻强迫症
中国的主流社会深患婚姻强迫症，最直接的表现是认为人人都要在所谓“适龄”结婚，不结婚就是不忠不孝不成年，针对单身妇女还特别发明了“剩女”一词，暗示没男人要就是没价值。相对间接的表现，则是赞美婚姻生活，宣扬浪漫爱，仿佛单身就不是“幸福”和享受生活。
然而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在争取和维护单身的自由，从家庭暴力到男性性特权到财产和责任的不平等，则正在让越来越多的人特别是妇女认识到，在这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里，浪漫爱之承诺的兑现往往要靠幸运，婚姻不是什么幸福的终点站。如果我们真的相信多元选择，相信人真的不一定要结婚，那么相应地，我们也会相信结婚并不值得什么特别的推崇和鼓励。多元理念理应包括对各种生活方式的彻底平等对待的态度，像鼓励结婚一样鼓励一夜情，像反对结婚一样反对婚外情，为什么不呢？
从制度层面来说，婚姻制度与父权制如影随形，正因如此，随着父权制的松动，婚姻越来越不是必然的选择，这在性别平等程度很高的欧洲有显著的迹象。
公益意味着变革取向，在个人层面，公益人想结婚无可厚非，但在组织层面，或许有必要反思，如果我们真相信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并致力于创造它，那么，在婚姻这个问题上，为什么还要理所当然地加入宣扬主流生活方式的大合唱？在这个层面上主流保守的热心活动，真的不会牵制其他层面工作的创新与变革吗？我们怎么看待个人，和我们怎么看待社会，是相关的。
F、要“幸福”还是要忧思
“公益相亲会”是一次“新幸福主义”的实践，什么是“新幸福主义”，组织者解释说，是梦想、爱、信仰、希望。
个人认为“梦想”、“爱”、“信仰”、“希望”都是看似美好，实则渲染而浮泛的空词，这一类空词的流行有逃离极权压迫的前因，后果却是回到拒绝思辨特别是社会批判的另一种虚假意识，这在商业广告对此类词的喜爱中可见脉络。这一点仅供参考。
至于“幸福”，我要说它简直跟“和谐”一样，是看着好实则坏的说辞，是在一个问题重重甚至危机四伏的社会中特别需要注射给人民的思想麻醉剂。今日之中国，“幸福”作为一种奢侈品，往往属于那些安心做在问题社会中尽可能扩展了个人舒适的特权者或幸运者；作为一种替代品，则属于那些只能在无力中求一份自我安慰的中下阶层——看看各种调查，常见是这些人对生活最满意，不是因为他们真的最满意，而是因为他们的生活还能维持，同时没有改变现状的资源和权力；至于那些遭遇严重权利侵害、被剥夺到近乎一无所有的人，是全在“幸福”话语之外的，因为他们的生活真相太残酷，无法与“幸福”媾和。在如此社会，个人谈“幸福”，虽然我要愤愤地说是乏味自私的，但纯属个人自由；但以组织化的方式来推崇“幸福”，那很可能意味着消解对不平等的认识和社会关怀，消解平等、赋权、变革等等公益理念。
公益人应有忧国忧民的情怀，否则我们不会投身这样一份事业，不说要先天下而忧，至少也得有与弱势群体同甘共苦的思想准备。公益人也得有担当，承担起自己的人生选择，没必要自我感动自我表演。公益人还总得有些批判性眼光……不知道这是多高的要求，但哈维尔说过，极权社会中，人仍要努力活得真实。我们每个人在个人生活中都有需要安慰舒适满足的时刻，但同时，在这种社会里，痛苦、悲哀、恐惧、失望甚至绝望，这种种灰暗甚至黑暗的体验，或许不仅是真实的、无可逃避的，而且，甚至是一种有正义感、良知未泯的体现。——“在俄罗斯谁能自由而快乐？”凭什么我们的服务对象还在苦苦挣扎，我们就先“幸福”起来了呢。
在“新幸福主义”的背后，我看到价值绥靖的身影，或者说，不是绥靖，而是位置和取向本就如此。这又牵涉到公益组织的分化：一个公益的笼统概念，其间何止是百变差异光谱，还有远未充分公开的相背甚至矛盾，一些在政府、国际资助者、企业之间左右逢源的组织，以丰厚资源和合法身份占据公益圈中的高调话语权，“新幸福主义”莫非是这类组织发明的对公益理念的收编/解构，以及对“和谐”话语的自觉？软化翻版。
至少，说出来很重要，在公益圈中，很多话题私下议论纷纷，在公开场合却被讳言，有很多理由，诸如公益组织都都不容易愿望都是好的，要团结多相互肯定等等。但是，且不说说出来也是一种权利，而且公民社会理应经历公开辩论的考验，或许不是为了分对错，而是为了分怎样更好？或许不是为了让对方改变观点，而是为了与更多其他人分享一种思维的选择？……
最后，还想对“公益相亲会”的组织者说，我们都需要正直、严肃地对待批评，不需要害怕别人“太当真”，共勉。
吕频，妇女权利工作者
(本文不代表所在组织的观点)
http://gongyi.qq.com/zt2012/gywxq/index.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