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麻风村”的第二代孩子，他饱受歧视。长大后，他成了“麻风村”唯一的老师。他常常告诉学生：“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命运。”事实上，他坚守了12年，的确改变了很多学生的命运。
彭绍贵是云南省凤庆县郭大寨乡藤蔑河村这个“麻风村”唯一的老师。学生只有3个，两男一女，都是小学二年级学生。
如今，在大山里坚守12年的他教了80多个麻风病人后代。他的学生中，有两名大学生和4名中专生。
“我们这一代已经毁掉了，我不能看着下一代也毁掉。”这名中年老师说。他每说几个字就要停顿一下，黝黑的脸憋得发红。而在课堂上，他讲话流利，没有一点磕巴。
这名小学老师37岁，是这个“麻风村”的第二代，他的学生是第三代。1953年，部分麻风病人被集中到崇山峻岭中“隔离”，并有专人在路口设卡，限制麻风病人出去。他的父母均是麻风病人。早在他7岁时，父亲的手掌就全部烂掉，只能爬着走。母亲的手掌也只剩大拇指，勉强能提东西。彭绍贵身体健康。
1999年春节，村里一名代课老师对彭绍贵说，他和另一个同事，都不想干了，问彭绍贵能不能到村里任教。
“你不干的话，这个学校就要关门。”代课老师对他说。当时学校有30多个学生。
没多久他就上岗了，成为村里的代课老师，月工资138.5元。此前打工3年间，他的月工资最高可拿到2000元。
“不是这个村的人，很难理解我当时的心理。”彭绍贵说。
和村里其他人一样，这名小学老师从小就背着“麻风病人”的重负。一次他和小伙伴沿着羊肠小道，偷偷跑到10多公里外的集市。卖东西的人不敢用手接他们递过去的钱，一边用镊子夹住，一边念叨：“麻风儿还出来祸害人”。
还有一次，他跑到乡政府所在地寄信。工作人员一看信封上的落款，大声叫嚷着赶他出去：“麻风儿，谁叫你来的？叫你们管理员来。”他哭着跑回家。一路上，树枝被他折得七零八落。
两次下山经历，都让彭绍贵感觉到“屈辱”。那时他常听岳飞、杨家将等故事。他暗暗发誓要当个英雄。
这种“屈辱”感一直延续到他成年。打工时，他身份证上印的住址是“康复社”。当别人问起康复社是什么地方时，他就扯开话题，不敢和对方对视。
当他选择当代课老师后，家里没人劝阻他。即便妻子也没抱怨几句。妻子是同村麻风病人后代，不识字，结婚之前，她只走出过村子一次，为自己置办嫁妆。就那一次，她也被人称为“麻风病人”。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中期，这里的人就经过治疗，疾病得以控制。
“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彭绍贵的妻子说。她眼中的丈夫是一个“见过世面、有学问”的人，他的选择“自然有道理”。
上课之余，彭绍贵种核桃树、茶树，以填补生活。妻子偶尔埋怨一句，他笑着说：“等树长大了，日子就会好过。”
作为麻风病人的后代，彭绍贵深知上学艰难。直到1992年，村子才有了第一所小学。长期以来，学生不被允许参加小升初考试。
这名小学老师没上过学，很小的时候，当民间医生的父亲逼着他认字。放牛时，他常用树枝在地上写字。
后来，他拜在村里一人门下学习。 他白天放牛，捡一些干柴，晚上带到老师家，算是学费。老师就在油灯下支起黑板讲课。
课本是托人辗转带进村子的。《语文》课本有12册，《算术》及《数学》课本只有7册。和他一起拜师的还有几名同伴，晚上他们总是点着油灯，一字一句轮流抄写课本。2000年1月1日，这个村子才通电。
现在完全不一样。两年前竣工的小学校舍，是一栋淡粉色的两层楼，有4个教室。楼前是一块水泥地。彭绍贵向人要了一根10多米长的竹子，等竹子干了，他计划竖起来当旗杆。
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彭绍贵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皮鞋走进教室。这节课是语文课。他要孩子们背诵课文。
两个孩子流利地背下来，他微笑着点头赞许。最后一个孩子背诵得有点磕磕巴巴，这名小学老师不再微笑，他站在讲桌前严肃地说：“好好读书，你们才能改变命运。”
“读书很辛苦，你们怕不怕？”
“不怕。”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谁怕谁呀。”他“嘿嘿”地笑了，孩子们也笑了。他走到孩子们跟前，把他们搂在一起。
彭绍贵当老师后的第一个任务，是想方设法让学生参加小升初考试。每到乡里一次，他就到教委反映一次。每次都是同样的答复：“等等吧。”
彭绍贵并不着急。长大后，每当别人说他是“麻风病人”，他默默脱下上衣和鞋，让对方指出他身上的麻风病。对方指不出，他就说：“以后不要叫我麻风病人。”慢慢地，他赢得别人的“平等”对待。
这一次，他想用学生的成绩，来换取“公平”。“只要学生成绩上去，一定能参加统考。”他说。
因此在课堂上，学生们经常能听到“你们能行”的话。彭绍贵还常跑到别的学校，拿考过的试卷，抄在黑板上，用统一的试卷要求学生。
一次，清华大学教授郑用熙及其夫人出现在大寨乡，“麻风病村”及彭绍贵的命运也因他们得以改变。1999年，郑用熙夫妇在当地建了“马海德希望小学”。
座谈会上，彭绍贵与郑用熙说了不到10句话，却成为挚友。此后他们再没见过面，一直书信往来。郑用熙夫妇的来信多达200多封，彭绍贵将其保存在一个黑匣子里。
次年，在郑用熙夫妇的努力下，村子里四年级以上的学生，留在希望小学读书。2003年，村子的学生，第一次参加统一的小升初考试。
也是在2003年，凤庆县教师进修学校同意录取彭绍贵。当年10月，彭绍贵第一次以学生的身份坐进教室。脱产读书两年后，他接过毕业证书，“呜呜”地哭了。
“我和别人没什么两样。我通过努力得到了应有的尊重。”彭绍贵带点磕巴说道。
每当他听到村里哪个人辍学，就跑去做工作。近几年，他常带着自己读大学的侄子，现身说法。
他的行为引起村里几个年轻男子的不满。有个年轻男子想带村里一个女子外出打工。彭绍贵听说后，就劝说女子复学。年轻男子喝完酒责骂他，说他坏了自己的好事。他“嘿嘿”一笑，继续劝说。
早些年种下的核桃树开始结果，他和妻子经营的茶园也年年丰产。拿到中专文凭的彭绍贵没有生活上的后顾之忧，仍旧选择在村里教书。后来，他的月工资也提高到180元，一家基金会每月给他300元补贴。2009年12月，他转为公办教师，月工资达到2000元。
读书期间，彭绍贵写过诸如“我没有眺望过海，可海浪，早已在我的心中掀起”等句子。再次执教后，他就把这种激情传递给他的学生。
一节语文课上，讲《泉水》一文。他引导孩子们：“泉水不是简单地流入大海，一定做过很多很多事。你们想一下，泉水做过什么？”
3个孩子争先恐后回答。每一个答案，他都赞许地点点头，微笑着说“好”。
他走到学生跟前，依次问为什么会想到这个答案。3个孩子又展开想象。一个回答“泉水流过草原”的男孩说，草原上有个“漂亮的姐姐”，大家笑成一团。
“彭老师从不照本宣科，我们很喜欢上他的课。”一个学生说。
校园常有竹叶飘进来，下午放学后，彭绍贵总和3个孩子说笑着一起干活，把校园收拾得干干净净。
“营养早餐”计划实施以来，彭绍贵又多了一个任务。每周他都要骑摩托车，到14公里外领取孩子们的鸡蛋和牛奶，来回得俩小时。
早晨8点，彭绍贵的妻子给学生们煮好鸡蛋、热好牛奶。彭绍贵通常是变戏法一样，从各个口袋掏出。孩子们抢着，吞咽着，他就哈哈大笑。而这名老师，和村子里很多老人一样，通常不吃早饭。午餐通常是彭绍贵带着孩子回家吃，他不住地给3个孩子夹菜。惹得彭绍贵6岁的女儿频频撅嘴，常说她不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彭绍贵几个月没拿到工资，他想打退堂鼓。郑用熙夫妇得知后，写信、打电话鼓励他：“麻风病村的出路，在于知识。你走了，这些孩子们怎么办？”
这名代课老师到小时候常常放牛的地方想了几天，写信给郑用熙夫妇：“只要还让我教书，我就一直干下去。”
从那时起，他就老做同样的梦。在梦中，他放的牛丢了，或者死了。多年前，一次放牛时突降大雪，他抄近路回家，丢下牛不管。结果两头小牛犊冻死。此后他一直为这事懊悔。
每次梦醒，他都告诉自己，不能丢下这些孩子，“这些孩子就像那些小牛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