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是由福特基金会支持的，由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提供研究支持，由天津信爱文化传播机构制作的研究报告。这份研究报告由性工作者社区自己组织开展和进行调研，并且最终产出；研究报告内容丰富翔实，并且真实地记录了1970年前后出生的农村女性的职业生涯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切入角度新颖，属于社会学类的比较研究。在中国发展简报编辑参与的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研究报告发布会上，天津信爱文化传播机构的负责人说道，在性工作领域的研究与社群投入多是与疾病相关，而这次报告的推出则是她们共同的一个愿景，希望人们同样也关注到性工作领域的其他部分，关注性工作者的真实生命体验，消除偏见和歧视。因此，简报将这份报告推送于工具资料库，节选摘要，并附件研究报告的全文链接。
《70年代生农村进城务工女性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报告全文阅读
摘 要
本报告以1970年前后出生于农村的女性为研究对象，关注她们的职业生涯选择及其影响因素。本报告的初衷是试图对社会上流行的一个主要问题做出回应：为什么同样是70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有部分人选择了低收入性工作，而另外一些人则选择了其他的工作？但是这样的问题过于复杂，而且本身带有很强的倾向性。因此，我们把具体的研究问题修正为：在同样的大社会背景之下，有什么具体的情境因素、个人生活经历影响了70年代农村女性不同的职业选择？性工作究竟给这些农村女性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又是什么因素促使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鉴于大多数文献已经关注到这些女性所面临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以及性工作的风险，本报告尤其倾向于从正面的角度去探索性工作对于这些女性的意义。
本报告以深度访谈法为主，观察法为辅收集资料。在2014年1月至12月间共访谈了37位70后出生目前在天津工作的农村女性，其中女性性工作者21人，非性工作者16人。女性性工作者主要来自低档场所，非性工作者主要涉及小摊贩、工厂女工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本报告的研究者与访谈员来自女性性工作者草根组织。她们有多年接触当地性工作者的经验，与本地性工作者群体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这样的关系，不仅有利于访谈，也有利于日常观察以及对于被访者工作及生活情境的体验。访谈的内容偏向女性个人生活史，主要涉及访谈对象的原生家庭、受教育情况、婚姻、工作经历四大块的内容。扎根于访谈对象的这些具体生活经历，通过比较分析女性性工作者与非性工作者在这些方面的异同，更好地理解这些女性的不同职业选择。
本研究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发现：
主要发现之一：生于七十年代的农村进城务工女性，不管是否选择做性工作，她们大部分人在童年经历、受教育情况、进城务工原因和过程、择偶结婚等方面存在相似性。
具体来讲，首先，她们对于大的社会与经济背景的体会具有相似性。她们对家乡有着相似的记忆：农村经济逐渐凋敝，务农收入无法负担生活成本和未来发展。艰苦的劳动、农村匮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让她们想要脱离农村和农业劳动。外出打工者衣锦还乡的表象，也让她们对城市充满向往。亲戚、同学或朋友在她们外出打工方面（包括目的地城市的选择和行业的选择方面），扮演者重要他者的角色。但是，随着城市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她们在城市的境况也不好。
其次，农村地区受传统男尊女卑思想观念的影响，大部分受访者都在成长经历中遭受过基于性别的区别对待，在受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工作权和继续教育权等方面，都体现出弱势。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最初对待性工作者的态度上（最早听说小姐的时候），她们是没什么区别，看法和态度都是一致的。都有看不起性工作者的，有羡慕性工作者的，也有觉得无所谓的。
主要发现之二：社会支持系统是影响某些女性选择了性工作、而另外一女性没有进入性产业的重要具体的情境因素。本报告总结的社会支持系统具体包括家庭支持、经济压力、就业保障与社会保障。
相比于非女性性工作者，在低档性工作场所从业的女性，她们无论在原生家庭还是婚后家庭中，都更加缺乏必要的支持系统。尤其是在她们离婚之后，缺乏来自原生家庭的情感支持，农村社区对失婚女性的歧视也加剧了她们的孤立困境。
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的家庭有更大的经济压力。她们通常是原生家庭和婚后家庭的经济支柱。虽然1970年代生农村女性都面临家庭经济压力，但非性工作的女性通常有家庭成员共同分担，而性工作者则需要独立支撑整个家庭的发展。
低文化程度、缺乏必要的职业培训和就业保障，使得现在进入中年的女性性工作者很难找到工资较高社保完善的工作。这是她们目前依然留在性产业的原因之一。缺乏社会保障，也是她们努力多赚钱的动力之一。
主要发现之三：低档场所女性性工作者在从业过程中，面临着很多的职业风险（比如被打、被抢、被抓，感染性病等等），但是性工作也有很多的积极因素吸引她们继续留在性产业。
首先，相比于非性工作者，性工作者在自我健康、自我形象、自我情绪和自我性欲上都有更多的知识与关注。这些女性性工作者认为自己比之前更加会关注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性欲望。包括平时的健康保健、身体打扮与处理性关系、性技巧方面都更加具有自主性。
其次，随着性工作者经济收入的增加和各方面的变化，她们的家庭地位开始上升，开始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她们能更加自主地支配自己的钱。而非性工作者虽然也掌握家里的钱，但是在如何支配钱上，她们并没有太多的自主性。
再则，女性性工作者明显察觉到自己的生活圈和朋友圈扩大了，因为工作的原因她们可以和更多人的接触，了解更多的东西，她们的支持网络广度和强度也在增加。而这点，在非女性性工作者中并不显见。
此外，有部分女性在性工作这个行业里才开始体会到亲密关系的美好，也学得了更多的性技巧与处理亲密关系的能力。
概括而言，1970年代出生的农村女性身上具有很强的共性特征，她们都处在社会的底层。但是，相比于非性工作者，女性性工作者所能获得的社会支持更加弱。在理解“为什么做/不做小姐”这个问题时，城乡二元结构对于农村的排挤、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视、生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因素都不能忽略。进入性产业之后，在经受着性工作因为其劣势的工作环境给她们带来的痛苦的时候，这些农村出来的女性也经常谈到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的好处和快乐。这个行业给她们带来了经济上的改变，让她们能养活自己和家庭，也提高了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决策权；性工作也扩大了她们的生活圈与朋友圈；她们在健康、身体打扮、性欲望、处理亲密关系等方面也更加具有独立性与自主性。而这些不同层面的“吸引力”、性工作之于70后农村女性的这些正向意义往往是社会主流及研究者们所忽略的，也是本报告要重点强调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