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1、早期的网络舆论发源地是论坛/BBS、博客，那时候网络信息载体不像今天的微博、微信这样激情四溅，动辄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个人的恩怨。我主张，在微博微信时代不要丢掉博客，用博客为微博疗毒。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微传播是有一定毒性的。
2、今天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某种程度上使智力递减，戾气递增，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讨论问题的课堂。一方面它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这种讨论不容易凝聚成理性的社会认知。
3、互联网一方面扩大了公共空间，但另一方面很可能以微博微信微传播为代表，又壅塞了公共空间。互联网上网友无节制、无规范的网络讨论，并不必然导向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些时候还会使一些暴力的气氛蔓延，甚至污染了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大度的大国风范。
4、关键“网络意见领袖”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与体制的合作性、建设性，或者对抗性。体制的边界在哪？我觉得不是眼前的某个具体的管理政策，能不能说就是两条边界。第一条边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2年宪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二条边界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据此，分成“浅左”、“深左”、“浅右”、“深右”。
本文作者祝华新先生系人民网舆情监测室秘书长，这是他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政治传播研究中心首届论坛的演讲，根据演讲速记整理而成。摘自共识网2014年10月6日，原题为《网络社群：政治引领与政治吸纳》。
对基于互联网的新型知识分子，加强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是今年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提出的一个新的理念。这体现了政府对网络管理也是社会管理的一种新姿态，承认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他们借助互联网对政府的公共治理提出批评，提出建议。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蓝皮书》2008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中提出，在中国已经出现了一个“新意见阶层”，这就是主要依托于互联网产生的阶层。中央统战部提出在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出现了“新社会阶层”，即5000万在非公经济企业中投资和做高管的人群。如果说“新社会阶层”是新兴的民间经济力量，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同盟军；那么在新闻宣传、意识形态、社会管理领域的“新意见阶层”，就是公共治理、国家治理的一个重要依靠力量，至少是“统一战线”可以争取的同盟力量。
论坛博客：思想的梳理，情感的沉淀
早期的网络舆论发源地是论坛/BBS、博客，那时候网络信息载体不像今天的微博、微信这样激情四溅，动辄擦出思想的火花，甚至个人的恩怨。论坛/BBS以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海南的天涯社区为代表；博客作者有两位代表性人物：韩寒和柴静。
央视主持人柴静至今还坚守在博客，微博上的账户都是假的，我认为她的人文气质也不适合微博言论场。柴静去年写过一篇博文，针对微博热议的医患关系、医闹、弑医事件，从历史角度回顾一百多年前杭州广济医院，对医患关系做出思考。这张照片很震撼，当年在杭州广济医院一个中国的小患者与苏格兰医生双方行礼，这是我们理想的医患关系。柴静在博客写道：患者将自己的生命交到你的手中，你就必须全心的给他仁爱，一丝不苟的对他负责，无论他吃进去，吐出来还是拉出来的，你都必须仔细观察，从头负责到脚。另一方面，病人也对护士报以毫无保留的信任和尊敬。她讲了我们传统的行医理念：“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在今天喧闹的网络舆论场上，对常常是带血的医患关系热点舆情，柴静做出了非常冷静的人文思考。
再看韩寒，虽然近年来他的声音日趋平淡，2013年初他在微博谈了微博微信“双微”的得失，对今天的微传播文化舆论场的思考给人启迪。他说，微博让新闻不再封锁，让言论更加自由；但同时也让我们自身虚妄。如果哪天说句什么话或者摘录了一个段子，转发了几万，就会觉得满大街都在传颂你的名句，赶上个什么事件，人们总是情不自禁的投身其中，而且会以为塔克拉玛干的仙人掌都在讨论此事。如果你沉迷在微博微信中，你收获的全是情绪。如果你想保持客观冷静，甄别各种信息的真假，会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反而是和朋友的一次长谈，和家人的一次聚餐，和女儿的一次外出，更加触动人心。所以他主张微博微信固然不错，但不要轻视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觉得，柴静和韩寒都代表早期网友一种相对的人文态度，不像今天的微传播时代这么浮躁。早期的BBS和博客，是一种思想的梳理，情感的沉淀，它具有个性化的表达，披露内心的声音。比如博客，相当于一个开了锁的日记本，相当程度上还是自言自语，与自己的心灵对话居多。而现在的微信朋友圈，更多的是秀生活，是活给别人看、写给别人看。所以我主张，在微博微信时代不要丢掉博客，用博客为微博疗毒。某种程度上，今天的微传播是有一定毒性的。
微传播：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
这是微传播时代的最新数据。微博客账号12亿，新浪微博、腾讯微博每天发帖2.3亿条；微信账户6亿，其中境外账户1亿，微信日均发送160亿条。微信没有取代微博，但至少势头压倒微博，它的传播量是非常恐怖的海量信息。而QQ日均发送量60亿条，都超过了微博。手机客户端日均启动20亿次。
今天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生态，一方面实现了知情权、表达权的均等化，任何一个农民工都可以在微博上指点江山；但另一方面，它让边缘文化也能登堂入室。在微博上那些激进的左翼网友、右翼网友，在相当程度上是被社会主流生活摒弃了，处于无法与政府对话也无法在报纸电视台等传统媒体表达的边缘化状态。很多极端的网友越是边缘化，越容易激进化。
另外，能不能这样说，在网上，海量信息价值密度是不均匀的。博客的思想价值密度相对较高，高于BBS，更高于微博客。微博客言论的价值密度最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网络表达，带有表演化的痕迹。我最近去台湾旅游有这样一个强烈感觉：从大陆报道中感觉台湾政治太乱，但我参观了台北议会后，发现蓝绿两党议员其实都带有相当程度的表演痕迹，在议会辩论后，在议员办公室可以称兄道弟，还可以一起去喝啤酒。当然，我对台湾的了解很肤浅。我感觉今天网友的表达，无论左翼右翼，其实在相当程度上带有一些表演的痕迹，专业素养欠缺，趋名逐利倾向严重。
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包容度，我感觉微博客最低，远远低于BBS和博客。今天互联网上信口开河、好勇斗狠的痕迹比较严重。政府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后，网络社群抱团取暖的倾向非常厉害。至少现阶段还并没有实现把左翼右翼激进的声音完全打压下去，中道理性的声音凸显出来。实际上，我感觉今天在微博上，左的更左，右的更右了。
互联网并不必然导向公民社会
比较两个事件：彭宇案和当年的潘晓来信。有人觉得南京彭宇案导致中华民族倒退了五千年，老人跌倒不敢扶。但这是一个被误读的案件，南京政法委后来披露，彭宇的确就是撞倒徐老太的那个人，不是因为见义勇为被徐老太一家敲诈，但是更大的问题出在鼓楼区法院的判决书。法院不是根据查明的事实，而是根据人性恶的推断，认为：“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这个被误读的彭宇案，加上法院不当的判决理由，让大家对社会道德失去了信心。
今天互联网上的议论多为事件导向，缺少对公共话题持续、理性、深入的讨论。在这一点上，我觉得今天的网络热点不如当年《中国青年》杂志发起的“潘晓讨论”（人生观讨论）。当年是围绕一个公共议题持续的讨论，各方都动了感情，但同时又是非常克制理性的讨论。无论主张人生价值是为自己还是为他人，都不像今天在微博上把对方贬为“脑残”或者贬为“带路党”。
今天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网络舆论场，某种程度上使智力递减，戾气递增，不是一个很理性的讨论问题的课堂。一方面它保障了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另一方面这种讨论不容易凝聚成理性的社会认知。正如《中国青年报》一篇评论分析：很多人在互联网上是听一半，只理解了四分之一，零思考，却做出了双倍的反应。
互联网一方面扩大了公共空间，但另一方面很可能以微博微信微传播为代表，又壅塞了公共空间。互联网上网友无节制、无规范的网络讨论，并不必然导向公民社会的成长。有些时候还会使一些暴力的气氛蔓延，甚至污染了中国传统文化雍容大度的大国风范。
“意见领袖”与体制的合作性或对抗性
人民网舆情监测室正在做一个网络社群的研究，从几百位活跃网友中，对今天的网络社群意见领袖试图做一个梳理。我们想能不能从这么几个价值观维度做一些分析。第一，对文革的态度；第二，对市场经济的态度；第三，对宪政和普世价值的态度。这三方面是价值取向的分析，再增加两个维度：第四，是不是参与热点个案，还只是学理上的批评和表达；第五，有没有网下行动。
这里关键“网络意见领袖”与体制之间的关系，他们与体制的合作性、建设性，或者对抗性。体制的边界在哪？我觉得不是眼前的某个具体的管理政策，能不能说就是两条边界。第一条边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1982年宪法、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第二条边界是去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据此，分成“浅左”、“深左”、“浅右”、“深右”。我主张慎用“左翼极端派”、“右翼极端派”。如果一定要这么划分，极端左翼、极端右翼只适合于行动派，就是有网下挑战社会秩序的表达。有一些学者，你可以把他划为“深右”，但我不同意他是“右翼极端派”，因为他是纯书生、纯学者，没有任何网下的行动。
网上左翼的声音略占上风
在各种网络社群中，有这么几类值得深入研究：
一类是草根民粹。近日播出的电视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研究舆情反馈如果只限于微博采样，结果是非常不乐观的，我注意到对改革开放批评的意见居多，这与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从新闻传播学的角度看，有一个“沉默的大多数”，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觉得没有必要再为这个事儿说些什么。在微博上更为活跃的是左翼网友，特别是政府加大互联网治理力度以来，右翼的声音受到削弱，左翼网友的声音超过一半。在微博帖文中，很多下岗工人认为自己在改革中经济利益受损，贪官和外国资本家受益，因而把“改开”（改革开放）妖魔化了。
所以我主张对网络舆情的监测，且不说“大数据”，还是要基于较为完整的数据，代表社会各阶层的舆情数据。
再如围绕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摩擦，如果我们只从互联网上采样，会发现主张开战的 声音居多，但我不相信这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中国民众的主流民意还是拥护政府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前年9月15日、16日、18日三天反日游行中，出现了针对日系车主和日货商店的打砸抢烧行为，参与者主要是通过QQ群、QQ空间来表达和串联。互联网管理平时比较纠结的可能是微博，微博上偏激的声音较多，实际上微博多知识分子，是坐而论道，实际上没有多少现实的社会威胁。倒恰恰是QQ群里边，农民工、城镇贫民，尤其是农民工二代和城镇贫民二代，有较强的行动能力和组织性。像西安用U型车锁重创日系车主的“农民工二代”，河南南阳人，家境极其贫困，在西安做外墙粉刷工，吊在西安外墙上两年，几次从外墙上摔下来，差点摔成脑震荡。所以他对今天的贫富差距极为不满，曾经趁人不备在项目经理的奥迪车上撒了一泼尿，事后觉得很爽。他在反日游行中的表达，有多少是民族诉求，有多少是民生诉求，还值得推敲，恐怕更多的是弱势群体对社会分配秩序不满的一种表达。
我觉得，不要低估网络舆论场上左翼的声音可能还略占上风。去年知识界网友比较关心宪政问题，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上有关宪政的帖文219万条，议论纷纷，但这是不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民意呢？同样在新浪微博、腾讯微博上，有关民生问题，老百姓关注的就业、养老、住房、医疗的帖文是宪政帖文的十倍乃至几十倍；而中高收入阶层关注的生活品质问题，如养生、保健、美容、会所的帖文也是宪政帖文的十倍乃至上百倍。这说明，在知识界关心的宪政之外，还有两个更庞大的民意底盘。
草根民粹的社会影响力，据我个人判断，至少显性的部分超过了自由派。对他们能不能做一个概括，他们主要是市场经济的失败者，在改革中利益受损，而不彻底的市场改革导致社会收入差距过大，让他们耿耿于怀，愤愤不平。以下岗工人为主体，抵制市场改革，怀念计划经济，怀念“文革”。他们也激烈地反对官员贪腐，同时质疑“公知”卖国；有较强的行动欲望，有较高的组织能力，更多的是一种利益驱动、情绪表达，缺乏理性的思考，缺少系统的政治诉求。更多的是借用“老路”的计划经济、“文革”时期的语言，很容易被左翼网友蛊惑。
第二大网络社群，是今天的左翼网友。他们对市场经济持否定态度，高举公平的旗帜，对百姓的感召力要远远强于自由派网友。他们主张整顿吏治和肃贪，但是又有很强的人治情结，怀念“文革”、怀念毛主席，理论底色是“文革”教科书。专业化程度极低，但是政治嗅觉极高，斗争意识强烈，否定“公知”，排斥文化层面的对外开放，相当程度上是利用了中国百姓对国外情况的信息不对称，所以能够蛊惑公众。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很多左翼网友实际上也处于社会边缘状态，他们与政府部门的对话渠道很少，内心极为期待被政府所重视和吸纳。
右翼网友的智商优越感徒增民众反感
再一类就是右翼（不一定含褒贬），对现实社会政治状况的批评与左翼网友略同，但开出的药方不一样。他们对公共权力与公共机构有深深的不信任，信奉个人自由，呼吁激进政改，但是缺少可操作的途径，建设性严重不足。另一方面，在话语策略上，一些网络上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不适应互联网带来的话语权均等化，对民众有过强的智商优越感和道德洁癖，因此激起了民众、民粹强烈的疑虑甚至反感。
再一个类别是体制内网友。今天行政官员的知识化、专业化程度很高，体制内网友有较好的文化素养、专业素养。在政务微博中，很多体制内网友诚恳地与网友对话，有当年电影《天云山传奇》《泪痕》中“文革”后官员体察民瘼的那份诚挚。他们从十年浩劫中大彻大悟，像《天云山传奇》中罗群妻子最后一封信的呼吁：“我只希望你不要做一个阻挠历史前进的人。”体制内网友大多具有这样的道德反省和良知。当然他们在体制内外有可能都显得比较另类，也比较尴尬。
消除职业网友，从边缘回归主流
对意见领袖的治理，提几个建议：
1. 经济上给出路，消除“职业网友”。有的活跃网友，一边开餐馆、开网店，一边在网上发表公共事务的看法。我觉得这是“网络意见领袖”非常好的生存之道。如果他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业，纯粹成为一个职业网友，心态可能不会是很健全的。我觉得网友首先应该是市场经济、市民社会环境中一个生活有尊严、有安全感的人，这样在网上容易理性发言。我对网友的一个基本观感：越是边缘化，越是激进化。
2.引导网友从“自媒体”回归职业媒体，为他们在报纸上写文章、在电视台亮相提供机会。这样，即便是比较激进的网友，也会较为理性的发言。我们尝试过把一些激进的自由派网友拉到《人民日报》写文章，发现只要他意识到是在给执政党中央机关报写作，全局观、大局观表现得不在党报记者之下。
3.为网友提供与政府对话的机会，用体制和主流政治生活来吸附边缘，引导他们“多建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今年拜访民主党派时提出的希望，我想这也适用于今天的“意见领袖”。
如何做强做大主流舆论？
最后，如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有以下几点想法：
第一，本届政府的议程设置非常漂亮，“八项规定”让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史上最强势中纪委”反腐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对执政党的信心。网友感慨共和国要特别感谢“三位优秀员工”，即领头人“习大大”，决心以改革代替刺激的李总理，铁腕反腐的王岐山书记。本届政府提出“中国梦”，对大飞机的宣传，对青奥会和北京申办冬奥会的宣传，有利于在年轻人中培植民族自豪感。特别是借乌克兰危机设置议程，反对激进“西化”，应该说从宣传策略上是比较成功的。
还有，在薄熙来、王立军“唱红打黑”扰乱中国法治后，最高人民法院沈德咏副院长在《人民法院报》写了一篇有历史意义的文章《如何防止冤假错案》，提出要建立“法律人共同体”，认可律师是“法律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形成诉辩对抗、法官居中裁判的诉讼格局。对于“死磕派律师”伸出了橄榄枝。
伴随网络民意的兴盛，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做出积极回应；以@人民日报 为代表，党报、国家电视台等主流媒体也前进到新媒体舆论场域，打造“网络国家队”，改变网上的舆论力量构成。我们党已经初步取得了网上舆论工作的主动权、主导权。
《人民日报》两年前写过一篇评论，引用专家的公式：社会稳定=政治制度化÷政治参与度。当前互联网让老百姓的政治参与热情高涨，如何维持社会稳定有两个办法：第一，打压政治参与热情，缩小分母；第二，扩大制度化的参与渠道，放大分子。人民日报给出的选项是做大分子，代表了体制内清醒的声音。
第二，为互联网纠偏，有几个方面工作要做：①继续管好“大V”，对其中造谣传谣的个别人依法打击，但“网络意见领袖”的声音更多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没有群众的“意见”，何来“意见领袖”？对他们要做好“网上统一战线工作”。②管好门户网站的“标题党”。商业门户网站不能自采原创新闻，但是可以转载传统媒体的报道并重新做标题，为了吸引眼球，经常断章取义，上纲上线，耸人听闻。比如，《人民日报》最近有篇评论《裸官治理，应有跟进动作》，肯定了广州的裸官治理措施，要求各地跟进。为了客观公正，评论加了一句铺垫的话：“裸官当然不一定是贪官，甚至完全有可能是一个优秀干部，只是梳理落马贪官，不难发现裸官和贪官之间存在转换关系”，党报要求严惩裸官。这完全是一种体制内的凛然正气，但是一些门户网站断章取义，标题改为《人民日报：裸官不一定是贪官，有可能是优秀干部》。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标题党”战术，抹黑党报。③管好媒体微博和媒体微信。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大多中规中矩，但是现在开设了媒体微博和媒体微信，发声经常不谨慎，传播了一些未经证实的消息，放大了某些偏激乖张的逻辑。④管好传统媒体。无论网上存在什么乱象，传统媒体要成为把关人，用新闻专业精神来对冲网上的偏激声音，为网上的信息去伪存真，为网民的情绪扶正抑偏。我觉得，新闻出版管理部门闸门大一点，中央网信办的网络舆论压力就小一点。
再一点，我主张“意见领袖”要有谦抑的精神。从舆情监测中，我们发现，媒体人和律师这两类“意见领袖”经常成为网上“议程设置”者。一方面他们维护舆论监督，维护司法公正，但另一方面一些人也显得好勇斗狠，有违新闻专业精神，有违法律专业精神。
对今天的公民、网民，尤其是年轻网民，则需要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帮助他们鉴别网络信息的真伪，避免被网络偏激情绪牵引，有损健全的公民人格。
解决好大学生就业关系长治久安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谈谈大学生就业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本届中央政府非常强势，一方面打击贪腐，央企高管降薪，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打击“特殊利益集团”，；另一方面也拒绝“邪路”，对激进的知识分子诉求做出严厉的姿态。“中国梦”的民意基础在哪里？我觉得需要做好国民新生代的工作。今年全国727万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中国梦的主力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在北京师范大学说的。总书记今年“五四”还在北京大学说过，这代大学生将全程参与“两个一百年”，即建党100年和新中国成立100年，亲历“中国梦”的两个历史里程碑。所以，如果解决好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中国梦”就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
历史上的社会动乱，相当程度上是大学毕业生或秀才、读书人工作和生活无着，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成为社会动乱的领头人物，从洪秀全到孙中山，莫不如此。包括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袖，大多是边缘化的知识分子。从吊丝到蚁族，一个国家的青年知识分子群体，如果长期处于边缘化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心态，有损年轻人对社会、体制和国家的向心力。如何给大学生以职业的安全感，社会的温暖感，国家的归属感，关系到我们的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一篇舆情观察中，进一步提出大学生是“中国梦”的“青年近卫军”。稳住大学生，在某种程度上就夯实了“中国梦”的民意基础，奠定扎实的民众拥戴和社会稳定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