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三晚，新媒体女性网络《不能说的夏天》公益观影会北京媒体NGO专场顺利举行，近100名北京媒体人，NGO工作人员，高校教师学者入场观看。映后，电影监制徐小明先生，出品方陈老师，以及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磐老师与观众们一起，就电影情节，高校性骚扰等方面进行讨论与解答。以下为映后交流会谈话记录。
(左起）制片人徐小明先生、出品方陈老师、新媒体女性网络召集人李思磐老师。
李麦子（NGO）：
看完之后有点不是很懂，可不可以问，那个男的为什么要死呢？大男孩挺蠢的，挺天真的。
徐小明（制片人）：
真实的这个女孩子一直在面对着她的伤痛，就我们做的调研，有这样经历的女孩子几乎走不出这样的伤痛。希望借由这个男孩子的死亡来换取女孩子的重生，这是我从男性观点出发的。另外一个，我们希望让这个男孩子的死让别人都觉得他那么蠢，为什么这样子，有非常多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为什么我们希望能留下来给大家思考。
陈老师（出品人）：
我们有一位年纪很大的、资深的观众，一位老校长，看完以后跟编剧分享，他说最后这个小孩必须死掉，我的解读是，正义到来是要付出代价的。编剧觉得，找到一个知音。
李思磐：
其实今天有非常多的律师在场，其中就有厦大案当事人的律师李莹律师，还有正在办相关案子的张玮玮（音），李莹律师有什么问题？
李莹（律师）：
其实我看完有几个感想，第一，这样的案子在台湾能判罪，这个是很难的；还有就是方律师一开始想和解撤诉的，为什么后面又继续？另外，男孩子死掉是换取正义的代价，那么有代价一定会有正义吗？
徐小明：
方律师为什么一开始和解，后来决定继续打这个官司，我觉得不外乎这么几个问题。第一个，她第一次下来只是想还她高中同学的情。所以当她没法拒绝老朋友的请求时，她速战速决，逼着教授和解，完成她的任务可以离开，当时她认为这是最好的。
但是当她去找林律师和解的时候，碰到她的同学，她的同学重新把她推回到年青时候的心理状态。本来想要离开的她思考，是不是给她自己一个机会重新来面对这个案子，所以她准备继续往下打这个官司。她问白白说，那时候你为什么不跑不叫？白白没有正面回答，只是告诉她，她准备继续打下去这个官司。所以她觉得她必须要为这个女孩子打下去，因为当时这个女孩子的情况很复杂，在医学病理和心里上都是复杂的状态，她没有办法厘清关系，她心里可能有对父亲的爱的渴望，另外，教授强暴她是她的第一次，她都不知道这种生理的经验，她的感受来自什么。
所以在那个复杂的情况下，律师决定咬着牙走下去。我们不希望将这个电影排成一个闹剧，我们希望带着一点点气孔，就是因为不懂，没有那么容易往前推进，要让大家思考。
张律师：
我看了挺震撼的，让我了解到台湾他们也有这样的问题，这种权力关系的性侵犯是最难证明的。我简单分享一个发生在北京房山的案例，她的老师是班主任，骚扰过好多个女孩了，到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14岁。他就对她勾引、骚扰，说我老婆不好，我要离婚娶你。女孩对老师发生了一点感情，后来老师把这个女孩领回家里强暴了。这个女孩日记里记录了整个过程，是强暴的，但是也反映了女孩的心理过程，她有点喜欢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在学校里声名狼藉，但是最后学校出假证明包庇他，把他调离了，逃之夭夭了。警察认为他不构成性侵犯。我们接到案子的时候刑事上不立案，他们诉学校民事侵权案子，法庭对关键证据，如女孩的证据，警察对她的最初的询问都没有当庭质证，所以女方败诉，所以最后女孩被迫害得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
陈：
今年的《北京青年报》有一个整版穿插讲韩国、日本等国的师生恋和法律，还有讲喜剧，但是我们的电影正好相反，一点都不浪漫。
肖鲁（艺术家）：
我今天看到这个片子感觉非常真实，在我年青时候有个相同的情景，但是在我四十多岁的时候才能去面对。我看了这个电影我想起我当年发生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更难以面对。艺术是一种发泄的渠道，就像最后白白割手腕是一样的。我写了一部小说叫《对话》，是香港大学出版的。
陈：
谢谢分享。我们的电影放映到现在还不到两周，有许多女生讲到在懵懂的时候发生类似的情况，这也是当时要做这个电影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表面上看男女是平等的，在公领域来讲，工作等等。片子里的这种私领域中没有人看到的时候，女生还是弱势的。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如果你看到周围不好的事情，你要不要发出正义的声音来帮助她。原来片名叫《寒蝉效应》，在内地为了让更多的人去看，所以叫《不能说的夏天》，意思其实一样，周围的事情你能说还是不能说？你要不要说？我刚才讲到《北京青年报》的文章，在国外很多国家对此是有立法的，尤其是未成年人保护方面。我们其实也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更多人看到女生你要学会怎样保护自己，父母要怎样教会女儿怎样保护自己，也是希望普及对自己身体自主权的知识。
刘霞（妇女报）：
一个建议，一个问题。建议是木宏冲进教室打那个教授，打得好，但是打得轻了，狠打。问题是像利亚这种遭受性侵的女学生多吗？
徐小明：
但是我们拍这样的电影并不是在表达情绪，那太简单了，还是希望动员大家来思考问题。像利亚这样的女孩子多不多？我不知道在大陆怎么处理，在台湾这样的事情在处理的时候我们是非常小心的，我们如何尽可能不去打搅当事人，因为她们每次面对一双好奇的眼睛和很多的问题时，她们是不断被鞭挞的。利亚这样的女孩子多不多，我不敢说，我从调研的过程中知道，当女孩子没有办法面对社会的时候，她只好得过且过。之前我在广州与新媒体的人交流，白白能复原吗？当我们的社会健康了，白白就能复原了。
现场参与交流会的观众们
学生：
我现在还是一个大学生，我周围可能不会出现这么夸张的性侵，但确实有导师要求学生出去陪酒应酬。您可以介绍一下您调研时候的情况吗？还有，女学生如果要调研的话，到底困难在哪些方面？
徐小明：
首先我们要健康地面对外部世界和我们的关系，这是个抽象的描述。你刚才提到老师让你出去应酬，你大可以拒绝。
陈：
她的意思是这是个权力结构。
徐小明：
电影讲的就是权力关系，得利的人与还没有得利的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健康地建立关系。你刚才的问题我没办法回答，我不是社工工作者，但是当有这样的问题，你不用担心，你健康地去面对，因为你是端正的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如果老师让你明天要去，你可以说，老师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明天我们要去哪里，跟谁碰面。只要我们能健康地面对，可以躲过一些问题。
陈：
我是女生，我说一下。如果你心里已经知道这是有问题的场合，那你可以直接说你没有办法去，家里爸爸妈妈有事，这件事变成你必须向你的父母交待你要和老师去做这样的事情。其实在企业里面也一样的，如果你真心不想去，你完全可以不去，至于你想让他完全没面子还是保护好自己又给他台阶下，这也需要动脑子了。
李思磐：
这就是我们不能仅仅靠自己的原因。片子里的女生并没有坦然接受这件事，她没有办法。就拿厦大的案件来说，如果没有外界的支持，没有李律师，没有其他的学者，李芙蕊，没有女权组织的支持，厦大的案子不会走到这一步的。这就是为什么不能仅仅靠自救，一定要有立法，要有司法人员的培训，一定要建立校内的性骚扰的防范机制，因为不是可以拒绝就能拒绝的。
徐小明：
台湾在八十年代就开始了。台湾有两个很好的公益组织，妇女新知和妇女救援基金会，大量的学者和专家。我们故事里的方安昱的原型是赖芳玉，她一辈子都在为弱势妇女奋斗，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社会要改变不可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必须是我们每个人自发地有了自省，我们这一步不踩出去，这个社会永远不会改变，我觉得重点是这个。打动大众去关注弱势群体，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我们要坚持奋斗二十年、三十年才会改变。台湾今天法庭里面的单面镜也是赖芳玉妇女救援基金会跟台湾的司法单位奋斗了十几年最后才有的。法庭上，受害人和当事人在同一个空间里，台湾没有陪审团制度，所以只能靠两边的律师相互攻防，非常残忍，很多女孩子在辩论的过程中就崩溃了，精神上崩溃了，官司根本不用打到最后了。这面镜子是台湾非常多替妇女维权的组织争来的。想改变不能乐观地去等，只有去努力才会改变。另外我想说的是，这个电影的母题是爱，为什么所有角色都缺了父亲，这也是我们是希望给男性观众提醒。这是我们的一个希望，但是作为一部电影的影响是有限的，我做电影的坚持是，今天看，五年后看，十年后看，五十年后看，它都是可以被作为标的，让我们在艰难的人生道路往前走的一盏明灯。
女生提问：
今天我们讨论的是性侵犯为界定的吗？很多权力结构中是利诱，第一次就利诱成功了，是不是就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之内？
徐小明：
也有这样的事情，老师与学生之间是真爱的，那就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美国已经有法律出来，只要有权力关系是不能发生感情的，办公室里也不允许，避免当时男女是真爱，但是在真爱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利益问题，所以先界定这是不允许的。一旦发生了，权力者要承受最大的责任，这是比较健康的方式，但并不能全部解决问题。片中教授一直在对白白说，我可以把你留在乐团，并且在白白应征助教之后对她动手，这都是权力关系。当事件突然来的时候，她只能说“不”，美国讲“NO MEANS NO”，“不”的意思不是“YES”，这是很清楚的。我们华人社会里面应该慢慢去补偿这些问题，很多人讲这是感情问题，肯定有纯爱。
女生补充：
有些女孩子会崇拜在自己领域里比较成功的男性，比较报社的资深编辑经常会诱骗小实习生，这算不算也是封闭的权力结构？
徐小明：
但是我刚才讲了，现在国内很多企业也已经公布禁止了，其实就是告诉有权力的人不要利用你的权力诱骗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这是需要时间的。我们希望电影在国内的社群里面激起涟漪，必须多面地去面对这个问题。女孩子面对这个事件的时候首先自己心态是要健康的，你也侥幸的话便会掉进他的沟子里面。观念先传播出去才有机会改变。
李莹：
现在台湾方面有什么改变呢？
徐小明：
在法律上还没有美国和韩国那么具体，但是因为有很多NGO的努力，在很多办法上都有了补强，包括单面镜的问题，这种性侵的辩论必须是封闭的，除了当事人和当事律师之外和主审法官、书记与记录员之外，不能有任何人，希望不让受害人在大庭广众下。台湾只是在手段上补强，最根本的还没有，我们希望电影能引起讨论吧。社会上的各个角落里都有一些热心的人在做这些事情，但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变成一股力量，比如厦大的事情，大家会觉得是阴暗的东西，聚会的时候有人讲到这个事情，大家会说，别讲这个事情太难受了！电影的好处是我们可以通过抒情的手段，有距离地让大家看到一个事件，只能是一个影子，我们希望借助这个影子让社会的力量联系起来，鼓励关心这些事情的人坚持下去，坚持到我们认为的美好的境界出现的时候它才会出现。
李莹：
我们了解到台湾现在出了三部法律，一个是反家暴，一个反性骚扰，一个是反性侵害。
中国青年报记者：
电影有没有进高校的打算？
陈：
我们会有第二波大学院线排片的事情，很有必要，有专门的机构来做。
徐小明：
从市场的反响上可以看出来主流市场不关注这个东西，观众寥寥无几，他们认为电影就是娱乐，我们认为电影就像好的文章一样，在好的文章里表达出你的东西。
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驻河南社工：
有个女孩十二岁被性侵，现在生下孩子，她自己十三岁。所以她带着自己的孩子逃离老家到北京，我们社工给她提供服务。这个女孩被性侵以后，她又多次主动去勾引别人，去卖淫，到这边还是利用微信等去勾引别人，她父亲也很生气。农村发生这种事情也很多，也会压着捂着，内地很缺这种社工，比如电影里面的王老师，她的坚持很珍贵，但是这种坚持特别困难，各方面的支持很少。内地也有很多活生生的案例，我们希望内地也呼吁起来，让更多人加入进来，鼓励更多人参与这种工作。
徐小明：
我们出品人有一个基金会叫CNEXT，他们在整个大华人区里面已经支持了不下七八十部的独立影片。我们生活周遭有太多不幸的事情，每个人都尽力吧，同情只是一个很基础的层次，如果我们不能升高到另外一个更高的层次来看待，这个事情是不会有改变的，坚持下去。仅有同情心没有办法转换成另一种力量的。我们为什么坚持下来，因为我们在艰难幽暗里面经常能看到闪亮，所以我相信它是存在的。它不是宗教上的信仰，它是价值上的信仰，你有这个信仰，你便不会放弃，如果我们由这个同情上升到慈悲心的，就是另外一个东西了。故事中的王老师，很多人都是这样一个角色，处在一个非常不堪的权力机构里面，她勇敢地打了第一枪。我们对每一个观众的暗示是，我们都在利益结构里面，我们有没有勇气去打破利益结构给我们的利益。她做这件事情，她可能最后得不到学校聘书，就离开了。因为我相信，我会一直说，你们相信也会一直坚持下去。如果我只是一个人，我有自己的事情，妈妈生病了我要回去，这个事情怎么办？但是如果我们慢慢有一个小的非营利组织，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事情上有效能地有目标有步骤地去帮助她。你刚才讲到的女孩子非常值得同情，她那么小，她唯一对自己的认识，她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去换取东西，那是我们作为现代文明人觉得最最难堪也最让人伤痛的处境。
北京益仁平法务，律师：
想问一个辩护技术上的问题，在美国至少一些洲有这样的规定，即非暴力的强奸也属于强奸，但是大陆只能是那种暴力的才能使强奸，这个案件中很多都是非暴力。法官对我们有利的判决最有力的证据是什么？医院的证词还是什么？
徐小明：
刚开始他们拿着这个档案来找我的时候我是不太想参与的，也是因为卷宗里面的档案太复杂了，对我来讲这中间里面的经历非常撒狗血的。第一审，教授判了两年零九个月，教授和太太都不服，他们在当地都是很有声望的，上诉；二审教授是无罪的。这个时候赖芳玉就再上诉，这时候教授心肌梗塞去世了。我们片中沿用的完全是真实的资料。我自己认为教授最后在道德上是受不了了，他是心肌梗塞，长期服药的，他开始拒绝服药了，这就符合我对人性的认识了，我觉得这个可以拍这个片子。这个在当时没有做出最后的判决，他在急救中，他太太主张以教授的声望、对社会的贡献，定性这个事情为女生勾引他。法官没有被说服，法官说除非是免刑，他的潜台词是他不应该是无罪的，除非免刑我才可以不到庭宣判，等他出庭我们再来宣判，已经间接证明教授有罪。虽然后来七次都是女孩子同意的，方律师也在争，第一次你是不是强暴她，你第一次强暴她之后女孩子就掉进陷阱里了，所以她以为他爱她，愿意与他发生关系。我们不是在争后面的七次，我们在争第一次。我们只能从历史资料去推敲这个东西。当事人死亡，这个案子就终结了，但是女孩子在这个之后连续自杀了四次，她没有办法跳出来。
李莹：
刚才律师谈到必须是暴力胁迫等方式去强奸，其实宋山木还有东莞那个案子，都有了突破。宋山木在开庭的时候一直在说，他有性功能障碍，如果那个女孩子不同意不可能发生性行为，但是最后案子判定强奸。他们有几种方式去判定，一个是没有感情基础，一个是当时封闭的环境，孤立无援，所以是被迫的，另一个是事后女孩子的反应，女孩子回去后把脏的衣裤扔掉了，显出一种厌恶之情，当天晚上九点多发生，第二天六点去报案，所以认定是强奸案。关键是我们怎么样分析是违背妇女的意志的，这就是强奸案。温柔的强奸即强奸。
提问：
电影里面，男孩说，谁要跟你在一起。要是男孩说的是，我肯定要跟你在一起，是不是女孩就不会自杀了？
徐小明：
不是，那是反的意思。年青男生很多看不懂这个电影，会直接说这个女生傻逼。女生自杀是她对整个过程是失望的，木宏打电话给她，那么多的安眠药片都吃下去了，她在离开世间的时候她舍不得木宏，她在安慰木宏。木宏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她想说你其实什么都没有做错，她说，如果我没有那么大小姐你还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她是希望重新给这个男孩子一点希望，那时候她已经吃了几十颗安眠药，我们没有用割腕血流成河的画面，太残忍了。我们想要讲的是，她要走了，她唯一放不下的是木宏。
提问：
很惊喜里面有讨论到社会运动，这是跟导演的背景有关系吗？另外，你们这个电影有在亏钱么？
徐小明：
当时我们一直在谈这个电影怎么见微知著，一群人的事情放在什么空间里，让看的人在这个空间里折射出更大的想象。另外一个是希望能完成的是结构中间的破裂，怎么去突破结构，这个是给更多的人很重要的启发。
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这个利益结构中间，有时候真的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我知道我开这一枪，利益解体了，我的利益也没有了，所以我没有勇气开这一枪。所以我们当时希望多点笔墨在王老师和林律师中间，因为她们长期从事环保工作，如何在她们两个人相处的空间里打开这个，我们在学校里面有铁饭碗，但是我们心里又不安，学校的利益关系随时会解体。我们本来会站在自己对世界的理解和正义感要去说这件事情，但是我怕这个利益结构瓦解，我就又不说了。我们希望能把她们放在一个情境里面，让整个故事见微知著的可折射的可能性更多。
另外，这个片子确实处于一个亏损的情况，所以我们做这个事情唯一的压力就是我们是项目的负责人，我们跟投资人有约定关系，就是他们可不可以让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基础。我刚才说我敢于做这么大的一个项目等于是我把我三十几年的名誉压在这上面，因为这个看起来要赚钱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我是很浪漫的，我不是这么看这个事情的，我认为观众愿不愿意走进来看这部电影是观众的选择，我浪漫地认为观众是愿意来看这个电影的，我也认为不能再拖了，当我们看到一个东西不停在腐烂，我们必须打一针消炎针，如果我们再不打这一针，他可能真的就烂掉了。在我做这件事情的责任，除了鼓励激发大家来参加这样的活动，但我认为很重要的是，让更多对这件事情不关心的人看完电影之后有了一个小的转变，电影是可以做到的，我想的是我可不可以激起这个涟漪，如果不能，那么改变的时间可能要拉得更久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机会，如果大家能帮忙发动影响旁边的人，让我们的制片方看到原来还是有人看的，一直有人看的。
提问：
大陆的海报戴立忍的旁边写着背叛，郭采洁旁边写着得不到就毁掉，和影片没有太多关系。
徐小明：
发行方用更激烈的方法调动一些人的热血，我要去看看这个家伙为什么得不到要毁掉，虽然不太一致，但是没有离开大的题目。
陈：
本来想用唤醒装睡的人，但是想到别人可能不会关注，但是得不到就毁掉是个态度，你可认同也可不认同，里面有一句林律师的台词说，你为什么要告他，是不是因为你得不到他，所以它跟主题还是有点联系，所以为了市场的考虑就用了这个。
提问：
我们感觉到导演对社会运动的情怀，我们看到衫原湾是脏兮兮的，木宏妈妈在捡垃圾，看起来像是一个无功而终的情况，这么多人在做这个事情，反而破坏了环境。
徐小明：
这里面也是有一定指涉的，暗示的，主要是对当下大的社会价值系统的批评，一有事情大家就围上来像party一样来批评然后走了，但是事情没有变。所以我一直在讲，我们清不清楚我们在干嘛，如果我们清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只要跟我没有关系的我可以大声地说，只要跟我有关系，我就不说了，利益关系。我们清不清楚我们的时代一直在往前走的，原住民说，这是我小时候玩沙子的地方，就算把饭店拆了，我也回不到从前了，我们最后提炼成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时代一直在往前走，我们清不清楚我们要去的地方时什么，那个彼岸是什么，如果清楚，我们会很珍惜一路往前走的过程，如果说大家只是瞎起哄，那事情只会停在远处而且原来越差。
提问：
白白妈妈好像也有一个被省略的故事。
徐小明：
其实电影讲的是故事推进过程中，我们虽然看的是当下，但是我们要看过去，希望展望未来。妈妈也是真实的，她的文化情况比我们设计的更低一点，我提议给妈妈设立一个在知识上、教育上有自己的社会位置，但她就算努力在工作上和艺术追求上不断努力，她也无法让孩子见到父亲，母亲就是人家的小三，认为自己爱着孩子的父亲，但是母亲没有看到自己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对女儿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她认为她可以保护好她的女儿，但她不知道女儿在幼儿园和小学遭受到多少的屈辱，她每次想要把在外面遭受的屈辱跟母亲说的时候，母亲总是说没有关系，我会保护好你的。所以后来她不跟妈妈沟通在成长过程中所有的伤痛，她知道跟妈妈沟通不会有结果的。
提问：
真实的呢？
徐小明：
我不知道她爸爸，我更关心她妈妈是怎么活下来的，她妈妈一直认为自己是对的。她虽然自己是小三，但是她讽刺女儿勾引人家，不要脸。她不是说她自己，她说的是社会的价值观，我们在被逼急的时候，我们讲的不是我们心里的话，我们讲的是社会压力给我们的看法。本来我想要电影排成尖端电影给尖端的人看，但是他们说，电影最想要给看的是国内的观众。但是架构已经完成了，我就说在拍摄的过程中尽可能浅显易懂，但还是相对复杂的。
李思磐：
前段时间我做了一些访谈，那些反抗性骚扰的人都挺惨的，通常跟我讲的人还没有到发生性关系这一步，但是她们反抗是自己付出代价，所以没有说女生坦然接受性骚扰，是真的代价太大了。我跟七个人聊，有三个都是单亲随母的，她们是绝对不喜欢骚扰的教授的，但是教授认为这种女孩会容易喜欢他们，他们喜欢对这样的女孩下手。我们通常会有这样的想法，没有爸爸的女生会喜欢老男人，但事实上，老男人喜欢对没有爸爸的人下手。我们永远喜欢把目光放在受害人是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很少去想加害者他们怎么想。
徐小明：
我们这里的小三难道没有人权吗？我们必须论证，我们核心的人要坚定。我们希望离开大家对这个东西的误判，我们希望把白白母亲的社经地位提上来，回到同理心去认识这些人，只有这样我们才有机会去看透这件事情，才有改变的可能。
提问：
男性角色的缺失，但是唯一没有缺失的角色是那个男性法官，但是那个小伙子那个很傻很天真，您是为了批判男性没有参与这件事还是批判社会结构？听过您说我才知道这个电影埋了好多好多线，但是观众在两个小时观影过程中，这个沟通是怎么想的把它变成最后的这样一种呈现。
徐小明：
这部片子的导演和编剧希望拿这部电影跟国内的观众沟通，但是终究我们在做剧本的两三年的时间里已经定型了，审美东西已经在了，所以在叙事的过程，我希望他们尽量地平实。电影是个多维前进的艺术形式，导演也是第一次，这像一个编织的麻花。多维的线头在里面滚动，隐藏在故事后面的线。我没办法知道一般观众看到这个东西的能力有多少，我们剪完之后尽可能做了几次试片，但是时间很紧张，用什么方式让多维线头明示化，更加明显，这个部分我们确实做的不够好，不够浅显。另外也是因为厦大这个事情跟我们片子宣传的时候碰在一起，因为我承担的是投资人给我的几千万的压力，怎么样让这个推进市场里，在整个的媒体策略上，我们没有碰议题这块儿，还是主要用商业的现有的市场规律往前推进。如果我们当时敢勇敢地全国高校里面选十所高校提前发酵，然后推出去。主流观众根本不看这个电影的，还是在讲那些我们根本不想碰的事情，最后可能就是两三百万票房，但也有可能带来更多的效应。我最后分享一下，我到广州和新媒体女性聊，我问她们这部电影对妇女维权、两性平等方面有帮助，你们可以发动企业做公益放映，一方面帮助我们，一方面用更多手段让更多人关注这个事情。
李思磐：
企业基金会不太可能做，因为中国的企业家只资助环保领域和很好一部分的慈善性质的扶贫领域，他们不去碰权力的议题，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受鼓舞的，这个片子对我们很有用的，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什么我们一群人会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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