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坐在那里，喝着淡淡的咖啡，听对面的年轻女子唠叨她自己喝酒抽烟过多，花大把钞票买衣服，自己又如何自私，想不起打电话给妈妈。第二天，我又和一位留着刺头、戴着偏光太阳镜、身着紧身牛仔裤的年轻男子开聊，听他侃他追捧的明星多么有名气和社会影响力，同时也不忘抱怨他自己的生活。而一周前和我交谈的另一位男子，语调轻柔而诚恳，他的话题在环保问题和最新一款让人爱不释手的苹果产品之间来回打转。这三个人的共同点在哪里？他们曾经是，现在也仍然是持之以恒的志愿者，他们都为草根NGO工作，是中国巨大而多元的公民社会群落的一小部分。
迄今为止，针对中国公民社会的研究已有不少，但这些研究却极少将眼光投向在NGO中工作的“普通”个人。这是一个被忽略但重要的关注点。经过过去十年的发展，中国出现了数百万NGO，从这个数字推算，与NGO相关的从业者和参与者的数量可达千万。其中有很多人是以志愿者的形式提供服务，这是一个为数众多的群体。
从业者的经历是研究、分析公民社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首先，对这个议题的研究能够为我们洞察当代中国人的社会价值观提供依据。正如公民社会和志愿服务专家Helmut K. Anheier和Lester M. Salamon所指出的：“志愿服务是社会凝聚自身、进行自我组织的一种方式，它与如何分担社会责任，以及社会对其成员参与公共事务的程度的期望高低有关。”[1]其次，这项研究能够揭示公民社会的发展状况，帮我们理解公民社会如何影响社会的价值观念。尽管这个议题不像“资助”或者“项目管理”这类问题那么直观，但将个人参与NGO的经历，以及个人与NGO两者之间互为助益的关系加以梳理和总结，对公民社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非常重要。最后，关注志愿者个体的状况，也跨越了西方媒体只专注于“活动家”（Activist）个体的做法。其实每一位“活动家”背后，都有成千上万名志愿者在志愿组织中默默工作。而且，正是更为广大的志愿者们“润物细无声”的努力，才使得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发生缓慢的转变，从而改变社会和公民社会之间的关系。
2011~2012年期间，笔者为完成以“中国NGO的志愿活动”为主题的博士论文进行了调研，本文将对其中最主要的研究发现进行介绍。调研所获数据主要来自深度的半结构访谈，访谈对象是在中国草根NGO中参与志愿活动的城市青年人。从人口学样本的角度，笔者所接触的访谈对象，对中国的总体人口而言并无代表性，但是可以说，他们代表了正在兴起的介入志愿活动、参与公民社会的一类城市人群。[2]
重新定义志愿者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访谈了60多位在中国西南一座城市的草根NGO中参与志愿活动的志愿者。我请他们谈谈他们的志愿服务经历、他们对志愿服务的看法，以及参与志愿服务如何改变了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也许，从这些访谈中得到的最引人注意的发现，是受访者都拥有强烈的个人意识，基于重新构建的责任感自下而上地创造了志愿服务和志愿结社的身份认同。这种不同以往的身份认同包含了Anheier和Salamon提出的“社会义务”、“责任”和“参与度”等概念，与中国过去和当代对志愿者的描述有了极大差别，同时也与如下几种常规的意见相左：1. 历史文献强调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2. 当代的主流观点则往往强调中国人是没有道德感、自私自利的个体；3. 全球共识认为，个人主义的增长与公民参与的衰落相关。
首先，让我们看看历史文献的情况。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就是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进行二元对立的划分。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长期被置于集体主义的控制下。[3]而在过去，中国的志愿精神被表现为“无私”、“奉献”的雷锋形象，他是理想的社会主义的代表，是一个完全的集体主义者，将无私精神献给了党。雷锋的“螺丝钉”精神，“无私地为党和人民服务”，被国家大力宣传和推广，每年的3月5日也被定为“学雷锋日”，学生和工人们被指示要去参与“志愿”活动。然而，在我调研中所访谈的对象那里，“自我”却是他们言谈的核心，以“无私奉献”的雷锋精神来开展志愿活动受到每一位受访志愿者的批评。例如，Ziqing，受访者中最为执着的一位志愿者，谈到“志愿精神是关于你自己”，“我帮助别人，但我并不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同样，Zhenyi，另一位非常执着的志愿者说：“今天的志愿精神绝对不是无私奉献。”（注：受访者均匿名。）
其二，我的访谈对象对志愿服务的定义，也与媒体中的主流定义相异，后者将中国的个人主义描述为反社会、自私和追求享乐。按照这种说法，个人和集体之间只能是“零和”关系，过度的个人主义必然损害集体。但是，尽管“个体”是受访者言谈的核心，这种观念却不是反社会和自私的。相反，个人和集体之间体现的是“正和”关系，表明更强烈的个体意识既是个人所愿，也对社会整体有益。志愿者们寻求个人和集体关系的平衡，强调两者的互利共赢。我完成的很多访谈对象所追求的“平衡”感，都与雷锋式志愿活动体现的“牺牲自我”的“不平衡”感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受访者Hongmei表示，“雷锋是无私的，但现在的志愿精神则是先帮自己再帮别人”。Ziqing也谈到帮助他人能够取得更好的平衡：“（参与志愿活动）让我思考自己是在帮助别人，我并不是在牺牲自己去提供帮助。我和受助者很可能并无不同，都面临同样的问题，我们是一同去解决问题。”
最后，放眼全球看这个问题，笔者调研的发现还让人质疑西方社区理论对个人主义所做的批评，这种理论将个人主义的风行与社会、公民社会以及亲社会态度的“衰落”联系在一起，但是，访谈对象对个人价值的强调，表明至少在中国的环境下，强调个人主义能够引导亲社会行为，加强人们对公民社会的参与。放弃“自我牺牲”的集体主义观并不必然导致反社会行为。
探索新的视野和生活方式
对志愿服务的“重新定义”——融入更多的个人主义，互惠共赢——也启发笔者在研究中思索其他发现。其一是“探索”。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参与NGO的志愿活动是为了“发现”新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对其中几位受访者而言，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的生活发生改变，甚而是出于“弥补个人愧疚”的愿望——通过做“好事”来弥补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的“不足”之处。但对更多的人来说，参与志愿活动的原因，是他们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开阔”、“更有色彩”，或者“更有意义”。受访者Wenling将志愿活动看作结识新的朋友、汲取新想法的方式：“我想参与社会团体，获得新的经历，从而能够以新的视角看待社会。”他又接着表示，“我不在意帮助的是谁，老人、生病的儿童还是其他人。最重要的是他们与我不同。”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将参与NGO的活动看作一种给个人带来改变、与NGO共生的过程，从而开阔个人视野，帮助他们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认同。受访者Xiuying的话正好对此进行了简洁的概括：“无论是从我们帮助对象的角度，还是从我们志愿者同伴的角度，从开始接触起，我就能用他们的眼光来反观世界。他们能给我带来真正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与“探索”新的想法和观念相关，一些受访者还从“生活方式”的角度谈及志愿活动。对他们而言，这表明志愿活动的行为本身，和行动的方向一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也即“成为一名志愿者”，要比“成为一名环保主义者”或者“关爱和帮助老人的志愿者”等其他角色更重要。这并不是否认他们是富有责任感的志愿者，而是说，“志愿者的生活方式”，比“环保”、“扶贫”或“LGBT”（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恋的简称）等单独指向某一具体议题的其他词语更能代表和归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很多受访者都表示，他们会参与更多的针对不同议题的NGO的工作。
受访者Chenhua参与了一家助老NGO的工作，为老人提供帮助。他说：“我在帮助老人方面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只是希望做一名志愿者。如果有其他的活动，如帮助儿童，我也愿意去参加。”Xiuying与他观点相仿：“我对某一个目标或者事情并没有特别的兴趣，我只是想做志愿者，因为，你知道，这是拓展自己生活视野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不会把自己局限在诸如救助动物或者帮助儿童等某一方面的志愿活动上。”从这个意义上，“志愿服务”本身可以被看作寻求和形成一种身份的社会运动。
爱国主义
另一个调研发现的有趣的情况，是受访者成为志愿者的决定背后，并不存在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的情绪动机。西方媒体往往不惜笔墨地渲染中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趋势，但这也与形成共识的公民社会定义中的多元性相抵牾。笔者最初的研究假设，也是受访者会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作为参加志愿服务的相当重要的动机。
然而，这个假设被后来的事实完全否定了。没有任何一位受访者将他们参与志愿活动的首要动机指向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尽管他们中的多数人表示，他们是爱国的，有些人甚至说自己怀有民族情绪，但几乎所有人都明确将爱国主义和志愿活动分开。Liyun很可能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位受访者。她自认为是“愤青”，近来参加过反日游行，却并不认为自己的志愿活动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有任何关联：“是的，我爱国，我也是一名志愿者，但这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我也从来没有想过它们有任何关联。”此外，尽管多数受访者都称自己爱国，但他们中很多人都提到“全球化的身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认为“志愿者”和“非志愿者”的区别无关民族主义，作为志愿者，他们和国外志愿者的共同点比国内的“非志愿者”更多。受访志愿者的共性，是将个人置于他们志愿服务轨道的中心。正如Chende所说：“并不是因为我热爱这个国家，而是因为我热爱自己的生活，才参加志愿活动”。
结论
上述文字是对笔者调研发现的简要陈述和归纳。中国公民社会是由无数的个体构成，但愿笔者的发现，能够对这些个体的状态做出全面的呈现，甚或能为社会与公民社会的未来关系发展方向提供指向。笔者研究中的这些个人陈述，勾画了当代中国志愿者以及他们用参与公民社会来协调个人与集体的不同关注点的样貌，这与很多现在流行的来自国家及西方的相关话语论述并不吻合。
尽管本文讨论的大多数志愿者都属于“我一代”（‘me-generation’），都具有强烈的自我倾向，但他们并不自私，不反社会，也不一味“向钱看”。尽管他们并不属于不断寻求突破的行动者，但也不能仅仅用国家和民族主义的“愤青”以及“参与志愿服务为国争光”这类话语，来将他们描述为“雷锋传人”。他们是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加以平衡，在“我”和“我们”两者之间达成和谐互惠关系，以此来看待自身的志愿行动。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这样的平衡观是中国过去的年代所没有的。正如受访者Meixiu所说：“我对现代志愿精神的理解是，它必须发自个人内心……并不是因为他们仰赖他人的教导，才去帮助别人。他们是因为自己认可帮助别人的价值，才自发行动以对社会有所贡献。这样，他们才能够以更为平衡的方式解决更多的问题。”
（付涛译，作者系中国发展简报英文项目助理主任）
[1]一份联合国报告指出：“中国正在经历一波志愿服务浪潮，在社区、学校和公司中开展志愿服务已成为一个社会趋势”，UN Volunteers (2011), “State of Volunteerism in China 2011”,www.unv.org/fileadmin/docdb/pdf/2011/corporate/China%20Volunteer%20Report%20201 1_English.pdf , pp.32
[2]Anheier, H.K. and Salamon, L.M. (1999), “Volunteering in Cross-National Perspective: Initial Comparisons”,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62): 43-66, pp 43.
[3]相关例子见Hofstede, G. H. (2001), 文化之重：价值、行为、体制和组织跨国比较。(第二版),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Cao, J.X. (2009), 从集体主义到个人主义在中国的转型趋势分析, 跨文化沟通，5(4): 42-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