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并不是所有的意外，都叫惊喜。
当“怀孕”意外来临，
也许你期待已久，视为上帝的恩赐；
也许你毫无准备，并因此陷入痛苦。
这时，你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
但是，这世上没有任何女人应该被迫堕胎。
女人，有绝对的权利来决定要不要生孩子、什么时候生孩子。
自由的选择，意味着女人能够选择健康、安全、合法、经济上可以负担得起的堕胎，也可以选择抱着她决定生下来的孩子，而不必为此付出非人的代价。
非人的代价包括：必须辍学，失业，无家庭和亲人的支持，遭到歧视、嘲讽等。
堕胎不是谋杀，而是终止怀孕。如果女人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决定自己怀的是未来的宝宝还是无法承受的负荷，那么其他的权利保护都是徒然。
女人必须有权利决定要不要当母亲、什么时候当母亲——而不只是在她生命或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才有权利选择堕胎。
令人震惊的数字：1300万
2012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每年人工流产1300万例以上，位居世界第一，其中反复人流占50%。但上述数据并不包括1000万药物流产和在民营医院所做人流的数字。
小倩来深圳快三年了，她有点后悔当初来深圳打工，却说不上为什么。她现在住在宝安区和平社区，虽然工作不忙，但因为少了加班挣钱的机会，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上班、下班，这是她远离亲人之后每天的日常生活。去年，在做完一次人流手术后，她便搬去男友租的房子与他同住。虽然她说人流手术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生活还是照常继续着，但她也明白，如果没有这次人流，自己会少了很多麻烦——她可能不会辞掉之前的工作。
实际上，和小倩一样有人流经历的女工在工业区并不少见，但这次访谈却几经曲折，实为不易。对女工们来说，牵涉到性的话题仍然是个难言之“隐”。然而越避讳，其间的隐患就越深，女工人流现象背后的种种问题也常常被政府和社会所忽视，得不到真正有效的解决。
2013年数据显示，深圳宝安区全区大型企业118家，小型企业1347家，2012年宝安区常住人口为268.4万，其中非户籍人口占比85%以上。这里指的非户籍人口多是从外地来深圳打工的青年人，年龄介乎20岁上下，分散于各个工业区中。
和平社区，是宝安区聚集了大量年轻打工者的一个生活区。从这里出发去市区，需要1-2个小时。由永和路向北，500米的路上就能看见至少4家诊所，诊所门口都打出了“无痛人流”的广告，其中还有一家甚至是中医诊所。
深圳宝安区桥和路与永和路的交界处，便是一家妇科诊所
工厂就在马路的对面。沿着工业区，但凡有布告栏的位置均贴满了不同诊所的人流手术、性病治疗的广告。广告花花绿绿，掺杂在黑白色的工厂招聘广告里面，醒目而招摇。而比诊所更为密集的，则是楼上旅馆。很多旅馆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只在窗口挂了一块简单的“住宿”招牌。凡此种种，也让和平社区充斥性的气息，暧昧而旺盛。
青春之痛
这段感情是小倩的初恋。回忆起两人的爱情，小倩心中仍觉甜蜜：“他对我很好，很照顾我。”但两人初次发生性关系时，小倩对避孕一无所知。她发现自己怀孕后紧张无措，也觉得奇怪：“明明在那次之后买了紧急避孕药呀。”她和男友认为当时不具备将孩子生下来的条件，于是决定打掉。她说：“男朋友在刚刚知道我怀孕的时候流露出特别悔恨的样子。”
小倩并不怪责男朋友，她性格温顺，当下接受了男友的悔意。但是现在回忆起来，又觉得事情并非如她所想。她说，男朋友”也就只有那时才悔恨”。
为什么一些女工认为自己已经避了孕却还会怀孕？作为一名社工，宝钰与女工群体打了7-8年的交道，期间也接触到不少女工人流的个案。宝钰说：“很多女工对避孕方法的了解并不多。暂且不说她们不懂得区分避孕药的类型，连避孕套怎么使用甚至也不清楚。有些人经过交流之后，才知道自己的男朋友平时使用避孕套的时候竟然戴反了，有些人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戴上避孕套，还有的不知道使用避孕套时如何排掉里面的空气。”
一对情侣在路上
2010年开展的第一次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发现，在15-24岁未婚青少年，60%接受婚前性行为，22.4%曾有性行为;在首次性行为中，超过一半的青少年未采取任何避孕措施，在使用避孕措施的青少年中，近15%采用了“体外射精”、“安全期避孕”等高失败率的避孕方式。
之前也曾经有媒体对女工避孕知识的掌握程度进行了调查。比上述情况更为夸张的是，有些女工甚至以为避孕套是用来泡水喝而实现避孕的，而一些花露水、凉茶避孕的错误观念也曾在女工群体中流传过。时至今日，虽然性知识普及情况有所改善，但仍然不算乐观。
路边的安全套售货机
也许让小倩感到心凉的是，男友甚至没有陪小倩去做人流手术。那时他因为家里临时有事而回去广西。
小倩从小到大接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中，对性都是避而不谈的，她所能接触到的性知识几乎来自宿舍的女生夜话。这次意外怀孕，她只告诉了和她关系最为亲密的一个女伴，并由她陪着去做人流手术。之所以没有告诉家人和朋友，甚至和她住在一起的室友也不知道，小倩解释说：“总觉得说出来不是很好，也没有必要说。”
手术在哪做？
小倩的妊娠检查是在一家私立医院做的，但她仍选择去公立医院做手术。“听说私立医院会在手术台上向病人收附加费，那时候你不答应也不行。”小倩不无担忧地说。
私立妇科诊所通常在外部装修上使用明亮的暖色调，广告包装也给人柔和、易亲近的感觉，服务态度也好于公立医院。但是因为监管不严，难免出现医疗陷阱。
另外，私立诊所中也存在夸大人流手术恢复时间的情况。女工志愿者陈西曾经对深圳清梅秋云妇科做了暗访。该诊所潘主任向陈西承诺，无论采用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做完手术都能隔天上班：“做人流就两三分钟的时间，做完以后就和平时一样，只是当时头有点晕，其它和正常一模一样”“你做无痛的，(手术)不会超过三分钟的”。潘主任多次解释，打消陈西的顾虑。当陈西再次质疑手术是否如潘主任所说那么简单，潘主任拿出了100多张签单表给陈西看。上面均是近几个月来这家妇科医院做人流手术的患者签字记录。“现在年轻女孩子做人流想请假都不会写人流了，有一个女孩在我们这里打了十多胎，几个月打一次。你放心!”
小倩的一位同事怀孕6个月后才去做人流手术。她的孕期已经不适合做刮宫手术，而需要做风险性更高的引产。怀孕后她一度每天晚上都去工厂宿舍的天台上坐一会儿，宿舍一共八层楼高，“工厂甚至还专门派了两个员工每天跟着她，怕她发生什么不测，给工厂带来麻烦。”
避孕的自我审查
身处女工生活、工作的环境，听女工们讲述自己和朋友怀孕又流产的故事，笔者也不由觉得，人流手术在这里是一件时常发生、不足为奇的事。为什么人流手术在女工群体中会这么普遍?女工群体是否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自卑，所以不敢保护自己、不敢和男友或丈夫提避孕的要求呢?作为社工，宝钰并不同意这个说法。她更多地会将这种“不主动提”归结为自我审查的原因。她说，她所认识的很多女工，在面对避孕问题时，会承受更大的道德压力。女工中间甚至存在一种认同——主动提出“用套”，代表自己的性经验比较丰富。而这不符合男友或丈夫预期的反应。
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的丁当也认为，这和女工在恋爱关系中的地位关系不大。丁当相信，部分女工的意外怀孕源于对后果预计不足。避孕是男女双方的责任。人流个案中，处于恋爱关系的男性一方，因在外地打工，失去了当他在老家时的家庭网络、熟人圈子的责任约束，他们的流动性变得更大，因女伴怀孕产生的压力便更小。因此女工群体的人流情况也变得更为多见。
已婚妈妈的无奈抉择
人流手术不仅常见于未婚的年轻女工之中，一些已婚妈妈也因为意外怀孕而需要人工流产。在国家计生政策影响下，工厂中已婚女性的流产案例一直存在。在广东云浮，已是11岁孩子妈妈的阿兰2010年发现自己再次怀孕。阿兰当时已经32岁了。因为在印花厂工作，时常会接触天拿水，阿兰认为这个环境对腹中的孩子很不好，于是决定去做流产。据她所知，也有其他的同厂工友因为对工作环境的顾虑而选择做人流手术。
天拿水又称香蕉水，挥发性强，仅次于汽油。工人在工作环境中长时间接触天拿水导致工伤已不是新闻，这样的事情一直都在发生。2013年，深圳宝安区金顺台艺品厂曾有工人因长期在有天拿水、油漆、丙酮等化学物品的环境下工作，体检证实染上苯中毒。在这种情况下，女工被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女工小秋在深圳打工时曾流掉过两个孩子。小秋对人流的经历并不避忌，也许因为她两次流产都是自然流产，没有承受什么道德负担。第一次，她因为打了工厂入职的一种免疫预防针，医生建议打完针的三个月内不要怀孕。她没有留意，怀孕后经检查是一个葡萄胎，只好采用药流的方法将胎儿流掉。而第二个自然流产掉的孩子，是因为工作需要搬重物而导致流产的。
两次流产，小秋都十分伤心，毕竟她是一直抱着怀孕了就生下来的心态，并和丈夫达成了共识。其后她再次怀孕，就按家里老人家的建议，彻底辞职在家养胎了。虽然女工如果向上级打报告证明有孕，可以申请调岗，但据小秋回忆，真正这样做的女工并不多。而那时的自己也并未意识到，重体力活会对孕妇有多么严重的影响。她所了解的普遍情况是，女工如果对工作环境有顾虑，一般会主动辞工或在工厂的建议下被劝退。对工厂来说，重新招一名新工并不费事，而即使上级同意调岗，“也是去坐冷板凳嘛，就是逼着你自己辞职”，小秋说。她虽然深谙其中潜规则，但也坦然接受，毕竟她想不到还能怎样和用人单位据理力争。
“上环”的困惑
另一位妈妈阿丹，三年前去广州打工。在广州打工时，她也有过人工流产的经历。在得知自己怀孕时，阿丹已经有一个1岁多的孩子。虽然夫妻双方都想把孩子生下来，但是他们知道，俩人都不符合二胎政策，只好忍痛割爱。
在向工厂请假后，阿丹去了离工厂较近的惠民医院做手术。工厂只准了她一个星期的假。虽然她承认人流手术很普遍，但她仍然对这次手术感到介意。因为她在这之后经期一直紊乱，一个星期的休养对她来说是很不够的。为了避免再次怀孕，她随后又去做了“上环”手术。
阿丹提到的“上环”避孕可能会给女性带来一些不适反应，也无法避免宫外孕情况。近年民间已发起了不少女性抵制上环的行动，然而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不上环计生部门就不发独生子女证、甚至不让女性工作的政策。
丁当反映，她曾经访问了很多女工，有的女工出现了身体不适应宫内节育器的症状，进而导致月经不规律，或腰酸背痛，严重者会引起感染。但政府仍然强制她们上环。外来女工如果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当地读幼儿园或享受义务教育需提供5+1证件，其中的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就需要上环证明。丁当说：“极少数城市白领如果不想上环，也可以托关系、走后门避开这个麻烦，但对没有关系网络的女工来说，她们没有什么选择权，只能去上环。”
丁当还认为，上环这种通过控制女性的身体来减少生育的方式不甚公平。避孕是男女双方的共同责任，男性也可以节育。女性有对身体的自主权，而不是被要求强制上环。
知识漩涡
第一次全国青少年生殖健康调查报告显示，有性行为女孩中21.3%怀过孕，其中有过人流经历的占90.9%，多次怀孕者占4.9%。“认为不好意思”、“觉得问题不严重”和“不知道找谁咨询或到哪里治疗”成为阻碍青少年寻求咨询与治疗的主要因素。
对缺乏避孕知识的女工群体来说，初历性事，来自外界不同途径的性知识很容易被她们所接受。在工厂区，除了宣传板上会介绍避孕常识，一些私立诊所也会在厂区或生活区的路边免费派送一些女性刊物给她们。这些刊物采用了报刊亭常见的女性刊物的版式，但以性生活的健康知识和情感短文为主要内容，配上耸动的文章标题比如“那些不守妇道的女明星”、“几件事偷走女人的性爱高潮”等，并在每一页都嵌入诊所的妇科(包括人流手术)广告。他们自称刊物为DM直投。
宝钰说，这类宣传品在工人社区已是见怪不怪。“但始终是利益趋向。正是这些不正规的宣传，把无痛人流说的很简单。”
一方面，这些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品中有少量妇产科的知识，也代表了一种性释放，比如它会刊登一些黄色笑话，类似内容是无法在其它正规报刊见到的。但另一方面它也传递了一些刻板印象，部分信息有夸大之嫌。比如它们会强调“女性初夜”的重要性，鼓动女性去医院做处女膜修复手术等。
诊所门口的宣传栏
感情暴力
小宋是这次采访中最年轻的受访者，今年只有21岁。她在第一次发生性关系前，不知道避孕套怎么使用、更加不知道避孕药的存在，她所掌握的性知识几乎全是从男友那里获取的。她曾经看过上述的广告报刊，却不信任那些医院，“那些医院很黑的”她说。然而在小宋的理解，“很黑”的意思就是乱收费、价格高昂。
2011年，18岁的小宋在东莞一家文具厂打工，认识了当时的男友并交往了三年。小宋评价这任男友“很不上进、上班老是旷工”，“在文具厂工作时被老板辞退，此后大部分时间都没有工作”。男友对小宋很好，生活上对她很是照顾，但每次谈到工作，男友都会强调“自己不是干正经工作的人”。平日两个人的经济支出全由小宋承担，而男友则不时去社会上“小偷小摸”。
“那时的我不在乎他这样，因为我总是想要改变他。”小宋回忆。
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小宋所愿。随着交往的深入，男友开始经常和她争吵、并因为一些小事而打她。有一次小宋和男友吵架后、搬回工厂宿舍，男友为了挽回，又坐在宿舍门口等她。一次次的伤害伴随一次次的道歉、求合。小宋深受情感暴力之困。
交往的第二年，小宋怀孕了。当她发现怀孕后气愤不已,但没有丝毫犹豫地要打掉孩子。“我一个人上班很辛苦，而且孩子生下来还要照顾，我一个人带不可能”。她甚至“拼命打了男朋友好多下”。男友说一切决定听她的。但她非常明白，男友当时不够努力，因此没有经济实力养这个孩子，而且自己的家人也不知道她在外地的这段恋爱，怀孕的事情也根本无法向家人交代。
她选择了离工厂较近的东莞高埗女子振兴医院。“当时看到是女子医院就去了”，小宋说。在大年初二，小宋去做了人流手术。因为没有带够钱，她向男友的大哥借，但因为汇款拖延，她只好在医院躺了一晚上。此时，男友骗她说去赌场工作，实则去了广州当扒手。小宋和男友的家人都找不到他。
人流手术后一个月，男友被广州的公安机关抓了起来，关押了一个月才放出来。小宋对男友非常失望，却仍然没有下分手的决心。
私立诊所的广告遍布大街小巷
她坚持休息了一个月。经历过人流之后的她，变得更加小心，只要自己要求，男友都表现得很配合。但她仍然介意手术对自己的影响。她说：“即使感觉身体上的伤害不大，也提醒自己不要想太多，但一想起手术心理上就会有阴影。”她也对自己曾经伤害了一个小生命，至今耿耿于怀。
尽管社会越来越开放，但人流仍然是一个相对隐私的手术。在接受手术的女工之中，选择私立医院的不在少数。已婚妈妈小秋身边，就有朋友因为种种原因宁愿选择私立医院。小秋对记者说：“一方面，因为公立医院排队、术前检查等要花费较多时间，她们不想令请假太久;另一方面也担心去公立医院会留下病历。公立医院要求孕期超过三个月的孕妇提供引产证明才可以做手术，但不正规的私立医院却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那么严格。也有女孩子觉得自己年轻、身体好、恢复快，对人流手术不以为意。”
尾声
曾在广州打工的阿敏当知道自己怀孕时，却显得懵懂的多。她做人流手术的时候还是十年前，她刚来广州的那一年。因为察觉自己没有来例假，阿敏觉得很奇怪，才自己去医院做了检查。现在她承认手术对自己的身体带来了一些伤害，以致几年间腹部时有疼痛。
如今阿敏已经离开工厂的流水线，回到家乡，成为一名家庭主妇，开始了平凡的家庭生活。
此次采访中，不少受访者都正处在花样的年纪，她们美好善良，努力工作，认真恋爱。无论是工作还是爱情，她们都全情投入。现实之中，爱情的滋味并非只有甜蜜这一种，女人在受伤之后学会了如何保护自己，当然不失为成长的体会。然而女人的强大可以来得更早一点。她们如果能够更早地明白伤害为何而来，也懂得对男人做出礼貌的回应与要求——对身体的保护兴许只是避免了一次意外的怀孕、减少了一个秘密，日子不会有多大的不同。但她们的眼泪会少流一点。女人对小小生命的尊重，何尝不是潜藏在心却又与生俱来的母性之爱。
走出情感之困的小宋收获了一份新恋情。这是现在的男友送给小宋的礼物。
（本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小宋现在有了新男友，他对她呵护备至，两人的合照中洋溢着小幸福;小倩还和初恋男友在一起，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到家乡肇庆。小倩说，和她一些外出打工的姐妹们，都是趁打工的这几年攒下一笔钱，然后回家乡结婚生子去了。她自己大概也不能免这个俗。无论如何，她以后想做一个好妈妈。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有被访者均使用化名)
衷心感谢深圳手牵手工友活动中心、深圳萤火虫工友服务中心、广州映诺社区发展机构为本次访谈的顺利开展给予的诸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