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会坚持维权到底”。全国两百多户失独家庭的代表姜丽告诉财新记者，8月20日上午，他们派代表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诉讼状，起诉国家卫生计生委（下称卫计委）行政不作为。
行政诉讼状中表示，针对2012年千余名申请者共同递交的一份失独家庭赔偿申请，卫计委没有按照行政程序给予行政决定，“已构成行政不作为”。
法院的三名工作人员同失独者代表约谈，并拒绝予以立案。“我们今晚将商讨具体对策，坚持诉讼”，姜丽称。
维权之路
来自辽宁的姜丽今年59岁，她的独子笛儿于2008年因车祸去世，年仅25岁。在网上，她结识了越来越多与她遭遇相似的人。交流中，他们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一系列包括老年时被赡养在内的权益。而这些权益的失去是因为计生政策的风险所致。
“我们作为公民尽了我们的义务，承担了这种政策造成的风险，国家应该对此进行补偿”，姜丽对财新记者说。
姜丽于2009年走上了维权道路。与她有类似想法的失独者们也渐渐聚集到一起。早在2012年6月，全国100多名失独者亲自来京，向原国家计生委递交了失独家庭赔偿申请，随后得到了2000多名失独者的签名支持。目前，申请人已增加到3435人。
申请赔偿遇挫折
然而，维权之路并不顺利。
在此期间，卫计委仅于2013年12月26日发布了《国家卫生计生委等5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计划生育特殊困难家庭扶助工作的通知》一份相关文件。而失独家庭发现，在这一通知中，缺少对申请人权益保障的内容，也没有行政补偿方面的内容。
为此，失独者代表在2014年1月、3月又向计生委就申请补偿事项进行了询问和沟通。
4月21日，240余名失独者代表再次进京，就申请国家补偿事宜要求卫计委表态。迫于压力，卫计委终于在4月25日出具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该答复书称，“对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给予国家行政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吴有水认为，国家行政补偿是基于一定的国家政策，对满足政策要求的特定对象或群体实行补助。就该事件而言，家属要求补偿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根据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因计划生育而导致家庭困难，国家应予以帮助。
几天后，当时的2391名失独者联名向卫计委提交行政复议申请，表示对上述答复不服。申请中称，“尽快制定对公民权益的保障制度和补偿条款，是国家卫计委必须履行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行政诉讼遇阻
5月14日，卫计委给出了《行政复议告知书》，告知申请者们根据《信访条例》的规定进行复查。
行政复议戛然而止。姜丽对此感到恼火和不解，“我们当时的申请是交给卫计委领导而不是信访部门，行政机关应当以行政程序对待。”
行政复议期满后，姜丽等人曾于8月11日试图起诉卫计委未在期限内受理行政复议。但是北京一中院据最高法2005年的一份司法解释，拒绝受理此案。该司法解释称，由于信访机构对信访人不具有强制力、对信访人的实体权利不产生实质影响，信访人不能对信访机构提起行政诉讼。
对此，吴有水表示，信访答复是行政行为，可以对此进行诉讼，至于是否有实质影响，要经过法院审理才知，“最高法发布的司法解释有时会突破现有法律的规定”。
8月20日，姜丽等三名失独家庭代表再次起草了一份行政诉讼状，递交给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卫计委行政不作为。但法院再次拒绝受理此案，理由是卫计委已针对失独家庭代表们的申请给出了信访答复，但并没有出具书面裁定。
吴有水告诉财新记者，失独者代表们的行为属于直接向政府机关申请行政赔偿，并不能算作信访，卫计委理应对该申请作一个决定，明确表示同意或驳回。
“在法院既不立案又不出具书面裁定的情况下，可以到上一级法院继续进行起诉”，吴有水称，但是在中国，行政诉讼立案是很难的。
姜丽则表示，再难他们也会继续诉讼之路。“公民权利要捍卫下去”，姜丽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