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一晚的第四届全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于11月15日在成都圆满闭幕，数百家教育公益组织及相关业界代表参会，开展了精彩纷呈的主题演讲、圆桌对话、分论坛分享、自主沙龙交流等活动。年会内容丰富度高、含金量大、闪光点频现。给人的感受层次丰富，可挖掘的维度太多太多，难以尽述。
本届年会的一大亮点是，提出了基于“互联网+”的“教育公益+”，在当今“互联网+工业4.0+中国经济社会全面崛起”的大的语境之下，在中国教育改革呼声日益强劲、互联网所带动的全球化浪潮席卷中国教育领域的当下，“教育公益+”所涵盖的意义范畴，宽广而多元。
那么，我们不妨探讨一下，与教育公益相关的几个耳熟能详的名词，应该是什么与不是什么。当然，相信许多看法都早已是共识，但通过与教育公益人们的切身实践相结合，这些认知，会更加真切与具有说服力。
教育是什么，不是什么
教育能改变吗？
教育本身是一种人类的活动，关于教育应该是什么及不是什么，我们可以先看看马克思对于人的活动被“异化”的表述：“异化”是指人的这样一种状态“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将此引入对教育的审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教育应该是一种顺应人的本质需求的、服务于人的发展的活动，而在教育的活动中，人应该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自发地、创造性地投入教与学的互动中。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教育使人工具化、物化或者屈从于外在强制的力量，那么这样的所谓的教育不但是“反教育”的，而且是“反人性”的。
由此，我们进一步问：教育仅仅是为了使人更适应于社会的需求吗？无论社会本身是否健康合宜？
关于这个问题，无数的哲人先贤，早已给了我们答案。
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在两千多年前就曾说过，“教育的目的是让人摆脱现实的奴役，而非适应现实。”
JR. Warren说，“教育是帮助一个孩子在未来的生活中更好地追寻幸福，而不是为社会机器塑造一个合适的螺丝钉。”
日本著名教育家池田大作说，“教育的意义，在于给人战胜自己的力量以及开拓未来的能力。”
同样的，本届年会中，每一个主题演讲者和分享、讨论者体现出的共识是：真正的教育，其前提是顺应和支持人性的健康发展需求，而非再如规模化工业时代一般，单向度地要求人顺应社会，无论社会现状如何，都以所谓的教育去塑造标准化的个体以屈从于社会的需要。
恰如《健全的社会》中说，“我们不能从个人是否‘适应’社会这一点出发……恰恰相反，我们必须先看社会是否适应人的需要……健康的社会能促进人的如下能力：爱他的同胞，创造性地工作，发展他的理性与客观性，获得自我感，而自我感的基础是对自己的创造性力量的体验。不健康的社会则造成人们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将人变成供他人利用的工具，剥夺他的自我感，直至他屈从于人……社会可以具有两种功能：它可以促进人的健康发展，也可以阻碍它。”
然而，在现实社会中，我们不得不正视的是，认为“受教育就是为了将来适应社会（无论社会状态如何）”，却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流。如父母让孩子好好学习，将来找个高薪工作或者混个公务员铁饭碗。老师说，高考复习让你吃尽苦头，是为了“提高一分，干掉千人”。还有网络疯传的让人脑洞大开的高考雷人口号“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宁可血流成河，也不落榜一个”、“考过高富帅，战胜官二代”等等，可以看出，我们当今主流的应试教育所诉求的，非但不是拥有某种超越的价值观、某种人性的探索与追求，反而是随波逐流、苟且偷生于暗流汹涌的社会大潮之中。
而拒绝随波逐流、选择逆流而上，需要洞见、需要勇气、需要坚守。我们的教育公益人，他们虽然来自民间，虽然是草根组织，却有勇气。用21世纪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的话说————如“唐吉诃德对抗大风车”一般，秉持着追求教育本真的信念，以民间力量，向主流意识形态提出挑战，进行对抗。践行着某种理想主义的行为准则。 下面这段话，引用自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在年会上的以《一个民间智库在教育变革中的自我定位》为主题的发言，听来让人慨叹不已：
“教育能改变吗？这是我们研究院从2002年成立迄今、包括我自己从事教育公益近10年的过程当中，一直追问的终极问题。我们相信教育是能改变的。虽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以东平老师为首的我们的团队，经历过很多的质疑、诽谤甚至谩骂，这都是有记录的。我们在教育变革中，在跟现有的教育体制做对抗的过程当中，确实受到了各种质疑。但是我们依然一如既往地、正如我们认定的使命一样‘以独立的视角研究教育问题，以社会的力量推动教育变革’。”
黄胜利，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在会上，黄院长与大家分享了他们近十多年工作中的几个典型项目案例。
其中之一是，在多年的“以社会力量推动教育变革”的实践中，他们推出了“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以推动和传播倡导地方教育创新中好的典型、好的案例，让我们认为几乎不可能改变的政府做出改变。这个奖项至今已经做了4年，并以此为契机，创办了让许多有创新意识、改革意识、力图改变当地教育环境而又倍感形只影单的“先锋派”地区教育局长们切磋交流、抱团取暖的“局长沙龙”。这一举动，在教育系统中，开了“以民间评价地方政府绩效”的先河。
这是一个典型的底层驱动型变革的案例。并且是一个难得的，具有双重叠加效果的变革案例。先说黄院长所提及的“很多的教育问题，在地方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当前许多中小城镇学校，进行的课改试验、教师工作改革方案的实践等等，这其中少不了地方教育当局的支持和鼓励、地方分管官员的眼光胆识与勇气。这是一种活力型的、自下而上的变革，是局部的、因地制宜的、自我调节生长的变革，这正是底层活力型变革的优势所在。然而，这样的变革同时也很可能是脆弱的、无果的，难以生长壮大、繁衍普及的，体制内任何的风吹草动与反作用力，都可能将其扼杀于摇篮中。
而21世纪教育研究院适时推出的“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奖”，对于这些地方性的、尚处萌芽阶段的、急需各界呼应的星星点点的创新与变革，是一种可贵的声援与扶持，民间力量在监督、评价政府绩效的同时，与地方政府相协作，对变革进行更好的评估、改良、迭代、推广。是难能可贵的民间与政府的协力，也逐渐形成了一种好的纳什均衡的雏形。
一个个教育公益组织，如原野上的野草，也许渺小，也许未能引起太多人的注目，然而，他们不必然是无力的，未来可能正是从他们那里，在慢慢展开，在不断被改变。引用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办人顾远在年会上的，以《打开我们的教育想象——教育变革从挑战假设开始》为主题的发言所说“关于挑战假设，最大的关于我们自我假设的挑战在于，很多人认为我们自己是没有地位的，或者很弱小的，我们很多人是做社会组织的，也有些来自体制内的，不管什么样子，我们会把自己定位成所谓的另类教育或者补充教育，其实当我们检视这些正在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教育变革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做的很多事情，也许，才恰恰回应了教育的本质，才是真正的面向未来的教育，才是将来有一天注定会变成主流的教育！”
是的，这样一群教育公益人，他们秉承着“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的实践精神，默默地深耕。用本届年会主办方21世纪研究院项目经理满好的话来说，他们义无反顾地“低调疾行”。多年以来，他们已经一点一滴地在推动着中国教育现状的改变，无数变革的涓涓细流，在奔涌向前，在他们的推动下，未来已经到来，未来正在发生。他们的故事，是否映证了奥古斯丁所说的——“信心，就是相信你尚无法看见的；而信心的回报，就是得见你所相信的”？
自由是什么，不是什么
我们要充当唐吉柯德，跟大风车来对抗
自由是随心所欲吗？自由是肆无忌惮吗？自由是为所欲为吗？
归结于一个问题：自由必然是秩序的对立面吗？
不然。自由与秩序，是硬币的两面。相辅相成，同生共灭。
自由，是内在秩序的外现。反之亦成立，秩序是内在自由的外现。
自由，不是向权力摇尾示好并得以获取某些稀缺资源之后，踩踏于众人之上的为所欲为与有恃无恐。少数资源占有者的近乎无限的自由，是以绝大多数人的不自由为代价的。当然，可悲的是，绝大多数人甚至未能觉知这样的一种不自由，或者浸染其中，早已舍弃追问自由的真正含义，而能在不自由中，通过丛林竞争、优胜劣汰，获得某种貌似接近自由的东西——如金钱、地位、学历、名声，已经心满意足、别无他求。
托尔斯泰说“人们多么易于把他们所谓的文明当成真正的文明！完成学业、去国外旅行…… 这样一来，人就成了最文明的人。至于民族，则需要尽量多的铁路、学院、工厂、战舰、政党、议会。如此，民族也就成了最文明的民族。相当多的个人和民族对文明感兴趣，但却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前者易行，人人赞同，而后者则需要下真功夫。后者总是受到多数人的蔑视和憎恨，因为启蒙揭露了文明的谎言。”
在某种僵硬、僵化的体制中，坏的纳什均衡环环相扣，几乎牢不可破。而存在于这个纳什均衡中的每个环节的人，都是叫苦连天，却似乎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还是借鉴21世纪研究院推动教育变革的案例。
其一。推动北京小升初的政策变革。北京的小学升初中多年以来就是一个痼疾，通俗来讲就是孩子要读一个好的初中，要拼爹：拼票子，拼房子（学区房）；这些都没有的就拼孩子：孩子从小上奥数，从一年级开始，6年埋头做题、参加各种比赛，非常辛苦。21世纪研究院的团队，多年为“北京小升初”这一绑架了无数孩子及其家庭的痼疾而奔走，寻求松绑的途径。 他们质问“这个痼疾，为什么改变不了？以杨老师为首的我们的团队，就要充当唐吉柯德，跟大风车来对抗！”他们从各种渠道搜集相关数据，以每年发放报告的方式行驶公民的监督权，并集合社会力量，明察暗访、多方倡导，在社会中引起越来越大的反响，在被市政府高官以“影响社会稳定”为名，将其一纸状书告到中央之后，他们依然坚持。历经多年，终见曙光，北京市教委近年积极响应，并发布了北京市小升初改革方案。自下而上的推动，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
其二。在面对整个应试教育的指挥棒——高考——这一看似“坚不可摧”的堡垒时，他们追问“所有的学子及其家庭以及所有关心教育的人们，是继续被迫迎合社会对升学率的期待，做沉默的大多数，同时也是被动的共谋者，还是担当起为国家、民族长远发展的理想而大胆进言、挑战高考顽疾的公民的职责？”他们，以舍我其谁的气魄，选择了后者。他们多年自编自发“民间版高考改革方案”，期间集合各路力量顽强推动、大声疾呼。其中承受刁难、苛责难以尽述。截至去年，官方版高考改革方案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而在国家版的高考改革方案里，很多条款直接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教育改革，犹如所有“多目标系统”的改革一样，其需要多种因素的协同作用。 计划型的、效率型的上传下达，即使执行再完美，也是无法达成理想的变革目的的。它必须由底层的、切身利益相关者来驱动，层层上达，使变革自下而上得以展开，与自上而下的改革相结合，在摸索中探明每一个可实现联结与更新的节点。活力型变革由此成形。
于是，我们发现，很奇妙地，他们的实践与上文中托尔斯泰所说的那段话高度吻合了。
在一个社会中，前赴后继奔忙于“所谓的文明”之路上的人们，往往“对真正的启蒙不屑一顾”。而这群教育公益人，他们逆人群而行，对社会的不公与失序，仗义执言。当受到某些既得利益者“蔑视和憎恨”时，他们不卑不亢，坚持做着“需要下真功夫”的事。而这一切，的确是会刺痛某些“最文明的人”的神经的，因为它“揭露了文明的谎言”。
这样的实践，难道不正是某种启蒙吗?是的，它确是一种开启社会民智的启蒙，在貌似秩序井然、实则暗流汹涌的社会规则下，一点一点地撕破暗夜，让真正的秩序，一种与自由相伴相随的秩序，如微光般透进来，让更多的习惯暗夜中行进的人看见“哇，原来这就是光”。
克氏在《论自由》中说“自由是绝对的秩序。自由与秩序本是一体两面。”“社会必须维持秩序的平衡才能存在。必须要维持秩序，一种个体不能肆意伤害他人的秩序。”
而实现这种秩序的第一步，是觉知到混乱；第二步，是拒绝假装有秩序；第三步，是当大多数的人选择站在真相一边，秩序自然不请自来。
那么，真正美好的、让每一个个体得以舒展生长的自由，也将不请自来。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理事长
公平 是什么 不是什么
什么是公平，是一个自人类社会存在依始，就始终争论不休的社会终极拷问之一。而谈论教育的公平，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更绝非三言两语可以达成共识。在城乡发展严重失衡的中国社会，教育所希冀的公平，不可能是结果的公平，也不是简单可衡量的起点的公平或者手段的公平。公平之问，如此急迫，而又如此难于作答。
然而，从教育公益组织人的实践中，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点思考的方向。
随着中国社会三十多年改革的步伐，我国地域间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社会人口的贫富悬殊加剧，与之相伴随的当今中国发达与落后地区所存在的教育的主要矛盾，也早已呈现出日益明显的分化态势，前者的矛盾集中在——对于高质量的、多样性的、个性化的、可供自主选择的教育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后者，仍然纠结于——教育资源不足、分布不均衡、甚至基础教育缺失、教学水平严重低下的“前现代”水平。
很显然，在中国广袤土地上的基础教育，要做到北京上海的一流学校与深山里的学校实行统一的教材与统一课程安排，这不是教育公平，这是教育大一统、量产化，是一刀切的以貌似公平掩盖实际的不作为和不公平。而因地制宜的，适应当地孩子生长需要的，依据不同风土人情、地域环境、文化背影展开的规模不一的教育形态，才是一种人性化的考量，才是对公平精神的回应。
杨东平院长在报告中提到，落后地区的教育矛盾的激化表现是，“农村教育正在发生一个千古未有的大变局，首先是学龄人口大幅度减少，第二是大规模人口流动，第三是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大规模的撤点并校。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两个新的教育边缘化群体，就是流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者总数约一亿，约占当今中国儿童的三分之一。是当前最为严重的教育公平问题。”
从报告中可以看到，对这样大规模的边缘化儿童群体的教育和生活困境的改善，政府政策方面的研究、跟进与实施常常是难于非常及时、准确和有效的。
比如，“从2014年开始，由于中央政府要求对北上广的各大城市严控人口规模，流动人口政策出现了严重逆转，大量的流动儿童失去了就读机会，80%的流动儿童在没有这样机会以后仍然会选择生活在城市，也就是说不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迫使他们回乡的想法是不真实的。”
“有人提出来，要用城镇化思维来发展农村教育，也就是说把教育的资源进一步向城市倾斜，在城市建设更多的学校，以缓解大班额，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后果是，将造成新一轮更大规模、更大程度的撤点并校，也就是说进一步推动学校进城，彻底消灭农村学校。农村教育现代化，就意味着消灭农村教育吗？”
从这样的追问中可以看到，公平，是既看到全貌，又看到不同。教育公平，需要始终恪守对人与生态环境的敬畏之心，并随之衍生出相宜的教育发展观。
正如杨院长所表述的，“如何应对城镇化对教育的挑战，这需要农村和城市社会同时做出回应”：
一、就城市而言，要在公办学校帮助流动儿童融入城市社会。
二、就农村而言，最大问题就是解决留守儿童问题，即需要制度创新，改变政府包揽的思路，又需要建立一个全社会共同治理的体制，鼓励创办新的非盈利性的公益学校，扩大教育供给；
对于被裹挟于中国教育改革大潮中的农村教育，长期关注与研究中国教育公平问题的杨东平院长，特别对“小而优，小而美的小规模农村学校”寄予着热望。他说，“在中国农村，仍然存在着很多200人以下亦或10人、20人的、甚至3、5个学生的学校，如果把这些学校撤掉，这些最边远、最弱势的学生就将失学。而这种小规模学校在全世界各地，在最发达国家和地区都有，日本 、韩国、台湾的农村学校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样板。我们不能因为它的规模小、地理遥远而想方设法取消他，建设小而美、小而优的农村学校并不是一个遥不可及梦想，农村小规模学校的生活化、乡土化、社区化能提供一种“有根”的教育，这应当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前瞻性的方向。”
从教育公益人的眼睛里，我们看到，公平，是以生态对生态的，立足于有机层面的，以开放的视角，以拥抱多样性的姿态，蹲下身来，与大地在一起，与孩子保持等高。而教育公平，是一种对人的至高尊重与关怀的终极价值观的体现。
正是带着这样观照的视角，他们看到中国城乡儿童教育需求的巨大差异，看到每一个活生生的孩子的现实需求，看到不能把孩子硬生生地卷入所谓的改革浪潮和疯狂的城乡一体化之中。现在，是反思这一两代的孩子、特别是农村孩子为中国改革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的时候了，是亟盼协调的发展观与真正适宜的手段来帮助他们的时候了。
本文作者吴若姝，年会特邀撰稿人，业界观察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