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初听立明的故事是震撼的，年纪不大的他，却经历过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自我和梦想找寻的颠沛流离。我在立明的诉说中，感受到他在流离的时间中坚韧的热情，以及对教育事业宏观政策和实践的关注。他也许未曾想过，当他在北大清华送外卖的多少年后，他成长为了教育事业中一位踏实的推动者，并且在“不确定中”坚强地越走越远。
在与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为贵州薪火基金会）的项目官员袁立明的交谈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他描述自己大学毕业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那种不稳定和不安的状态——不断地换工作、尝试不同的工作，从一个地方漂到另一个地方；不愿意待业在家，也不甘心呆在一个没有前景的单位。就是这样一种“不安”的心，将他带到新疆，带到大理，带到大凉山，现在又到了贵州。而在这样的“流离”岁月中，立明一步一步地接近他心中愈发清晰的梦想。
流离岁月
立明在电话那头细细道来，在他年轻的生命中，到过的地方和体验过的工作。那些迷茫、不顺利的逆境，一个接着一个，着实让我惊叹。
师范专业本科毕业之后，立明在山东的一所小学代课两年。由于师范专业很多同学都是被调剂的，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并不多，很多人开始“北漂”。他的一个同学在北京这边送外卖，把他也拉了过来，在清华附近送外卖，“一开始，我对北大清华一点儿也不熟悉，后来闭着眼睛都能把北大清华给走个遍”，立明笑道。外卖工作只坚持了一个多月，同学因为太累无法继续，立明又跟着朋友去到广西，度过了无所事事的两个月。之后立明回到家中，想找事情做，但又觉得自己不能适应一般商业公司的环境，于是报考了远在新疆的公务员考试。可惜天有不测之风云，当立明在火车上站了三天到达吐鲁番时，发生了七•五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所有考试都被取消。于是立明又站了三天，回到了山东。
回到山东后，立明在网上看到好友营支教的信息，于是在八月只身南下广东，跟随着大部队进入四川凉山开始支教的生涯。在凉山的五年，对于立明来说，是他人生中相当质朴又快乐的一段时光。
支教的收入每月只有300元，但因为在大山深处，所需花费并不多，而村民又十分热情，经常送青菜水果给支教老师，还是能够维持日常生活。夜间，立明常常与小朋友们一起玩耍，也慢慢认识了村里的小伙子们，他们很愿意了解外面的事情。大家晚上一起点起篝火，喝酒唱歌，日子过得倒是朴素而惬意。
政策“逼”人
四川凉山的支教经历，在立明的职业生涯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只因为外部环境的朴实和艰苦，更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立明找到了自己的兴趣和特长所在，也找到了自己最为关切的领域。
第一次踏入凉山，立明分到了木里县的烂房子村，在这个交通工具只有马的地方，呆了一年；第二年，因朋友托付，立明去了同县的长海子村，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一年。长海子村海拔3600米，10月份就开始下雪，立明去的时候恰好是冬天。他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那年11月底，雪下到膝盖深，学校里吃的、柴火都没有了，由于校长没有宣布放假，他和学生就被困在了学校里。一直到第三天，校长和家长们才开着拖拉机，把他们救出去。
2009年，并点撤校的政策要在木里县落实。虽然长海子村小条件艰苦，并不符合办学要求，但还是被选为保留学校，附近几个村小的学生都被要求统一到长海子村小上学。在合并后，学生数急剧增加，由于配套设施跟不上，长海子村小根本没法实行寄宿制，这些学生也不得不每天在寒冷的天气里走很远的路来上学。针对这种现状，立明调查了其他几家被撤的村小的情况，写了一份报告，发给支教圈的朋友，希望能找到新的支教老师，和他一起把被撤销的其他村小重新办起来。立明一边教书，一边培育新的支教老师，把一间已经被撤销的学校又重新办了起来。这样，这个地方的学生就不必爬山涉水去寒冷的长海子村小上学了。然而，好景不常，由于并点撤校政策的进一步推行，当时操办起来已逐具规模的这间村小的学生们又面临不同的命运：一些去乡里的学校上学，一些回到长海子村小，而一些不得不辍学外出打工。
除了政策上为了集中资源而实际上导致学生和家长的困难，立明还观察到当地政府对支教也开始有了诸多限制，比如申请支教需要有教师资格证以及出具组织的证明等等。立明担心，这样的限制使得本身就存在资源困难的支教变得愈发艰难。立明说，在他进入凉山的五六年里，他知道的三百多位支教老师，有教师资格证的只有3个，再加上撤点并校政策的推行，很多支教老师都无法继续在学校工作，被迫离开了学校，他也是其中一个。
在“不确定”中只管前进
因为政策的限制，立明不得不离开了长海子。同在长海子支教一位朋友在贵州薪火基金会工作，立明也曾去那里实习过半年，对这家基金会比较熟悉，正好薪火基金会也在招人，于是在支教结束后立明就加入了薪火基金会。虽然是山东人，但立明近些年的发展都是在西南地区，也逐渐习惯了那里的风土人情。支教时期与学生打成一片的朴素日子，在来到贵阳这个省会城市后就难以寻回了。基金会的同事虽然非常热情，但各自都有家庭，没有了特别铁的哥们儿和朋友，立明还是感觉比较孤单。
薪火基金会关注教育领域，与立明的经历和专业都很符合，在基金会里，一线的项目走访都是由立明去做。在与村民们打交道的过程中，目前仍有因为方言造成的一些沟通障碍，但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学习机会。在基金会工作已有一年多，立明仍是在各种的“不确定”中前进着。基金会的项目主打“童趣园”，目前这个项目需要进一步的系统化以及增加项目点，而这又需要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持。立明觉得基金会需要有更可持续的发展观，这将给员工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在访谈的最后，立明给我讲了他在2013年参加上海汇添富基金的“河流孩子助教计划”的培训后，给他带来的一个重大变化。“我刚刚进入教师这个行业时，我就想自己一定不能像我以前的老师那样去打骂孩子、体罚孩子。但是没过多久真的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很难控制自己，有些孩子也确实是调皮的让你生气的没办法。所以有时也会用一点小小的体罚，但经历了那次培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打过孩子”。我好奇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接着问下去。立明提到了这个计划的一个主题叫做“爱能改变”。
“参加了那次培训后，我就相信如果我善待每一个孩子，爱每一个孩子，他们也会给予相应的回馈。回去之后我就马上尝试，不把任何一个孩子当做‘差生’，用心去爱每一个孩子，然后我欣喜的发现，每个孩子都有亮点，而他们也更愿意和我沟通、更能把我的话听进去”。
立明现在在基金会也做培训，每次他都会告诉这些老师，让他们试着去爱每一个孩子。当然也有人问“我只有一个人，而孩子有那么多，我怎么可能做到爱每一个呢？”而立明说“这个‘爱’不只是一种具体的表现，而是一种能量，是能被孩子们感应到的。你只要散发出爱，他们每个人都能感应得到。而这种互相欣赏的爱形成一个正的能量循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特别神奇，我觉得自己就能感觉到每个孩子传递给我的‘爱的能量’”。
听到这，我为之动容。在我的眼里，立明就是怀抱着这种相信每一个孩子的热情，投入到教育的事业中。尽管未来并不确定，前途有些许的不安与孤独，但他仍坚定地前进，再前进。
袁立明，男，30岁，2007年7月毕业于山东潍坊学院，生物学教育专业，毕业后在家乡代课两年，于2009年8月进入四川大凉山，先后在木里县白碉乡烂房子组、康坞牧场、白碉乡丝毛草组支教5年，2014年7月正式入职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从事偏远山区的学前教育项目。
【栏目介绍】作为行业资源汇聚之地，基金会总是能吸引更多目光，然而过往基金会发出的声音大多来自深孚众望的公益大佬与意见领袖，中基层项目官员成为沉默的大多数。2015年，在第七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的支持下，中国发展简报设计执行了“倾听一线的声音-—项目官员眼中的基金会与行业”项目，通过国内非公募基金会一线项目官员的公益观察或个人故事，展示他/她们的所思所想、所见所得，由此呈现项目官员如何成长、基金会如何运作、又如何对社会议题和行业发展产生影响。
本文版权归上述项目所有，如需转载，请联系office@cdb.org.cn，并请保留本段版权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