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8日，在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召开20周年之际，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简称妇研会）在西安举办“性别平等让公益更有效 ?北京+20：中国民间公益慈善妇女峰会”。 原陕西省委副书记、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范肖梅、陕西省妇女联合会副主席单红、陕西省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冯雨以及省社科联领导出席会议并致辞。来自国内公益慈善领域的女性领导者、与会相关领域专家学者及其他社会各界人士共计90余人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回顾了世妇会召开20年来，妇女与民间公益组织的成长与发展，探讨公益与社会性别发展的问题，推动公益慈善行业中的社会性别平等，并发表了共识宣言：“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专业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和表现。”
20年前的9月4日，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以下简称北京世妇会）。作为联合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NGO盛会，北京世妇会制定了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大会通过了《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出了妇女与贫困、妇女与参与权力和决议、妇女与人权等12个重大关切领域的成就、差距及行动。《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成为人类历史上推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公正的庄严承诺。正是在北京世妇会上，两个具有深远意义并成为许多公益人奋斗目标的口号诞生了：第一，用女性的视角看世界；第二，让社会性别纳入决策主流。也正是在北京世妇会上，中国公众第一次听到了NGO这个概念，由此中国民间妇女组织迎来了第一次“井喷”期，将推进性别平等作为组织使命，透过不同领域及手法在实践着性别平等及妇女赋权。
然而20年后的今天，女性公益人对中国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进程并不满意：“中国的性别平等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两性并没有享受日新月异的进步，在中国的公益圈随着国际机构的撤离，随着老一代的人相继的退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影响，主流化的进程还非常遥远，甚至有边缘化的倾向。” 本次峰会的主持人、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创办人、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创办人高小贤在峰会开始时这样总结道。
峰会发起人高小贤在开幕式上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创办人，陕西妇源汇性别发展培训中心创办人
本次峰会首先探讨了性别与公益的关系。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副理事长兼秘书长秦国英表示，社会性别与公益慈善有高度的契合，在我国最早从事公益事业的正是社会性别的倡导者和实践者。性别和公益共享平等公正的原则，都把对弱势人群的关怀作为重要的使命，因此，只有融入了性别的公益，才是真正的公益，才能实现真正的公益。秦国英用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的一个扶贫项目“母亲水窖”说明，性别视角可以让公益“事半功倍”。
贫穷与性别有什么关系？在边远贫困地区，妇女与男子之间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妇女占贫困人口总数超过50%。秦国英指出，在经济转型的国家，妇女的贫穷的人数实际上是日增，现在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意识到这点，“母亲水窖”项目通过资助中国西部女性建设集雨水窖，切实解决了贫困问题，同时解放了劳动力，让妇女有时间教育子女，最后让妇女参与到了水工程的这种运行的管理和地方的公共事务的管理当中，并逐渐改变了一方水土的经济结构，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
投资女性，不仅促进性别平等，还为经济发展储备人力资源，促进社会进步。女性经济行为的特点特别突出，小额贷款之父尤努斯认为，妇女对家庭的责任感、诚信度比男性更高。当前女性已经成为小额贷款的主力军，妇女的社会贡献力也在提高。贷款不仅解决了资金，也让女性收获了自信、尊重、社会地位，在农业社会生产发挥更大的作用。经济的发展不一定确保实现性别平等，但赋权妇女一定会推进社会的平等和经济的繁荣。
针对公益机构应该如何让性别视角变成常规思维，北京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执行理事梁晓燕认为，首先教育类公益组织的从业者应该具有性别意识：“教育类公益组织的教育人员，教育推动者们，首先你自己有这个意识吗？你有这个敏感性吗？你会在细微的点上发现重要的逻辑和重要的社会关系吗？”
梁晓燕用女童保护议题举了一个例子。保护女童如果没有性别意识，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如果只教自我防范，不教别去侵害别人的性权利，那么保护女童就会变成一味的限制女性活动空间，而这并不是问题真正的解决之道。“如果你教她的是你自己要小心，人很多的地方不要去，所有的东西都是让女生自我防范，那我们对她的保护措施到底是压抑她还是保护她？保护里面有什么含义，这个值得深深的挖掘。很多教育公益组织在农村学校做这个工作，但ta们这个工作当中的性别角度是非常不突出的。”
尽管性别与公益是如此密不可分，但即便是在公益行业内部，性别问题也往往被视而不见。广州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执行理事、英国东英吉利大学发展研究博士生赵海伶在采访了十名女性公益从业者后发现，相比起商业或企事业单位的女性从业者，女性公益从业者，特别是草根组织的工作人员，在面对来自家庭婚育或选择亲密关系方面的压力和挑战更大。假如她们所服务的公益机构没有足够的性别意识，她们最终便可能不得不放弃工作，对于社会地位较低的女性从业者尤其如此。
赵海伶还指出，随着整个公益行业分工越来越精细化，如何来定义和分析行业中的男权问题变得困难。性别中立话语体系成为公益行业的主流，女性公益人的工作和发言不被认为是重要的，甚至在整个公益行业里，资源分配失衡，妇女议题有边缘化的趋势，对妇女议题的资助越来越难获得。
中国发展简报编辑杨晋所带来的一份针对中国37家公益机机构所做的调研结果表明，尽管相对其他行业，公益行业中女性领导人所占比例较大，但在招聘环节和员工福利中仍然出现了由传统性别刻板印象引导的行为，例如限招男性，对怀孕女员工没有保障等。
“回看20年我们走过的道路，不论是在话语体系，理论思潮还是资源分配，牢牢的镶嵌在男权的大背景中，在我看来很难说未来得生活会不会变得更好，认识到这些问题，并且对当下公益界的发展反思，可能是引导改变的第一步。”赵海伶最后总结道。
女性公益人的“痛苦”
与会女性各自的经历也印证了赵海伶提出的结论。对女性公益人来说，由于传统性别刻板印象的限制，从家庭角色到社会角色的转换变得异常困难。“到外面要工作，家里孩子照顾不了受指责，觉得很委屈”“作为参与公益事业的女性，怎么样把社会决策以及咱们的公益决策、家庭决策结合？”大家都纷纷提出了自己的困惑。一位从事妇女儿童法律援助20年的公益领导者用自己的婚姻说明社会对女性的期待边界：“我现在离婚了。他（前夫）认为一个女人就应该留在家里，你为什么要‘打打杀杀’的，家暴是你的该关心的问题吗？那是国家的问题。在前进的路上，不管在做什么角色，你走过所有的东西，你要知道你是谁，你要到哪，这样你就平衡了，你就不会纠结了。”
陕西师范大学妇女文化博物馆馆长曲雅君认为，作为一名女性公益人，坚持下去所产生的“痛苦”是献给打破性别压迫这个光荣事业的“祭品”。
“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这种情形——从事妇女的活动，你会发现你的目标达成了，你未必能享受到……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女性身份，我们确实是为‘我们’做事，但是不一定为我自己，如果你光想到为我自己就完了……我们最终付出的东西，包括痛苦，很多，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在一个循环当中，必须这个（性别压迫的）链条是要通过一个方式打破的，进入一个新的世界，这个过程中不光你要付出代价，你的苦难的姐妹也是要付出代价的。” 曲雅君的感慨触动了不少与会人员。
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本次峰会拟定了一个共识，并希望能够有更多不同世代的公益慈善工作者加入讨论：“妇女不只是慈善捐赠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组织者和捐赠者，公益慈善领域，女性志愿者、专职工作人员及管理者承担了超过一半的工作。给更多的妇女赋权，给她们以平等的资源与机会，不仅可以增加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人数和慈善捐款数额，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她们的性别处境和体验，会带来不同的工作视野和作风，会使公益慈善事业的服务更温暖、更人性化，让公益慈善更贴近服务群体，更有感召力。引入社会性别视角,是提升公益慈善事业专业性、多元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和表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