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成为资助伙伴是公益组织重要的诉求。早期的企业和公益组织的关系，多是直接、简单的资金支持的关系，而且资金量非常有限。这与早期公益组织发展阶段和企业捐助目标、模式有关，更是与当时政商社三个部门的关系和社会背景相关。企业主要的捐助模式与捐助目标相关，多年前某地慈善会领导曾经这样劝募：慈善捐赠“可获得政府的表彰、参政议政的权利，比方人大政协委员年检进度的资质等等”。企业，尤其在创业初期需要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直接资源，大部分仍然在政府手中。公益捐赠往往成为一种获得资源的交换方式，现在这个方式仍然在起作用。当企业成功后，在寻求更有价值的人生体验中，企业会在公益领域施展更多的作为，其捐助方式和参与公益的方式也大为改变。
早期公益组织创办人大多有非常明显的领袖气质，拥有体制内资源和名人效应。早期公益组织的工作也片面地被看成崇高的好人好事和慈善，靠眼泪指数、悲情奉献就可能吸引到筹款。筹款的方式也很随机，一些公益组织通过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与企业负责人在某些场合开会等偶然机会，可能就得到了捐款。
企业慈善捐赠模式到2008年汶川地震中有了公开的讨论。2008年在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200万元之后，万科董事长王石表示，“万科捐出200万是合适的”，并规定“普通员工限捐10元，不要让慈善成为负担”。顿时网民的质疑、不满、嘲讽、谩骂遍布各大网络论坛，迫于舆压力，王石公开道歉 。7年之后再看这场争论，这个时机选择有问题或者表达的不够圆满，但是作为一家上市公司，每年用于慈善的额度需董事会批准是一个既成应遵守的制度。现在，通过成立企业基金会，或者专业的CSR等部门，理性捐助、自主捐助在企业捐助中的比例开始上升。
相应地，2008年以来中国公益组织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出台了扶植服务型社会组织的政策和措施，公益组织的数量增加较快。外部环境对公益组织的生存影响很大，中国公益组织依靠国外基金会资助的日子日趋艰难，政府购买设置各种门槛，大大减少了资金渠道的可及性。在越来越强调自我造血、专业性、效率的公益业界，与企业合作、获取资源成为一个急切的趋向。然而，一般来讲，10年间公益组织与企业的合作现状几乎没有整体性的改变。但是，读者将会从本报告中看到，一些先行者的探索和实践，为这两个部门的合作展开了多种可能性。
除了来自企业资金的支持，因为与公益组织的合作，企业也带来了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机构的运作方式、团队建设，还有专业能力的培养等等方面。
北京红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简称红丹丹）2003年7月在北京成立，致力于用声音为盲人提供无障碍的文化产品，通过“讲”电影，提供有声读物等方式便利视障人士的生活。2005年，在经历了国外基金会危机、“BBC诉讼”等一系列风波之后，红丹丹转而与企业进行合作，勉强生存下来。而近两年，红丹丹又通过社会企业的形式解决了资金来源。从濒临破产到愈发壮大，红丹丹与企业合作方面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在2005年以前，红丹丹的主要募款渠道还很狭窄，主要是通过国外基金会拿到项目资助。但从2006年起，因为种种原因，红丹丹全面停止了跟国外基金会的合作。在自断资助来源之后，红丹丹立刻陷入了无以为继的境地。正在机构忙于诉讼的时候，“北京富平学校”将微软介绍给了红丹丹。很快，在当年4月微软就开始派出志愿者参加“心目电影院”的活动，并提供电脑维护等专业性服务。在最困难的时候，微软的加入带给红丹丹一丝曙光，也促使红丹丹把合作重心转向了企业。初度难关后，2006年4月，红丹丹又得到一个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机会，电台同意将“心目影院”制成一档长期节目为盲人朋友服务。但是按照规定，电台需要一定的赞助费。于是红丹丹找到了拜耳公司的企业社会责任部门，希望企业能帮助解决这一问题。拜耳在了解了“心目影院”的项目后，决定以公益广告的形式给予红丹丹资金支持。在7万元启动资金到位后，心目影院节目在电台顺利开播了。开播后，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短短几个月之内就被北京电视台《第七日》和央视《东方时空》专题报道，“心目影院”从而有了一定的影响力。2006年10月，红丹丹又在解放军歌剧院开展了一次大型的“心目影院”活动，拜耳答应提供全额资金支持。红丹丹也利用解放军歌剧院的广告屏为拜耳的公益活动进行了“免费”的宣传。因为良好的宣传效果，拜耳和红丹丹的合作也更为深入，在持续的资金支持的同时，拜耳也向“心目影院”派驻志愿者，为红丹丹提供人力的支持。
2006年与微软和拜耳的初步合作后，“心目影院”项目正式稳定下来，红丹丹也彻底摆脱了对基金会的依赖。事实上，微软和拜耳为红丹丹带来的影响远远超过单一的活动本身。微软的志愿者行动使得红丹丹得到了更多企业的关注，一些企业开始通过微软主动与红丹丹建立联系。
2007年，星巴克的一位员工在在红丹丹做志愿者的经历经过媒体报道后受到了星巴克区域经理的注意。于是，在区域经理的支持下，星巴克的员工志愿小组也开始与红丹丹进行志愿合作。员工志愿小组每月会在固定的时间把咖啡、点心等食品带到心目影院，供盲人朋友“听”电影时品尝，在帮助盲人“听”电影时，也用味道帮助盲人感知世界。红丹丹与星巴克的合作不仅仅是单方的志愿服务，红丹丹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地对星巴克进行倡导，把助盲的理念深入到企业的行为中。红丹丹会派出工作人员进入星巴克门店，给星巴克的员工进行培训，帮助他们引导盲人进店消费。红丹丹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一步一步来影响企业，进而改变社会对盲人的态度。
从2007年开始，以王小丫为代表的众多央视主持人都曾来到“心目影院”为盲人讲电影，《实话实说》栏目组还邀请微软志愿者和红丹丹一起录制了一档节目。在这些零星的合作后，红丹丹在央视内部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力，于是从2008年5月开始，央视财经频道正式加入了红丹丹的志愿队伍，固定在每月最后一个周末派出主持人为心目电影院提供专业的有声服务。
红丹丹在选择合作企业时也会有综合考量，会运用不同企业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寻求企业帮助。比如和央视的合作，就是看到这些主持人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量；和星巴克的合作是考虑到星巴克门店众多，基层服务人员服务能力强，能为机构提供大量志愿者。红丹丹在之后的几次大型活动中都通过星巴克的调配，得到了充足的人力支持。微软也运用领先的IT技术，在红丹丹开发“心目图书馆”有声书项目时提供了专业的“云服务”的支持，使盲人对着手机读出书名就能听到有声书，极大地便利了盲人的生活。还有一家香港企业为机构提供特制的盲文丝巾。机构可以通过义卖筹得善款，还可以赠送给前来参观服务的各界人士，达到宣传的效果。各种资源的联动使红丹丹能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为助盲活动提供长期的支持。
经过几年的努力，红丹丹的主要项目“心目电影院”已经能在企业的帮助下长期进行下去了。但源源不断的输血还不能达到机构“倡导社会为视障人群提供融合性支持环境”的使命。红丹丹在社会企业的思路下开始了自我造血的探索。
2009年红丹丹设计了一款可以随身携带的助盲卡片，通过盲文提示，能够帮助盲人快速分辨钞票的面额。但在设计出来之后一直没有渠道将它推向市场，这时，良好的企业关系又给红丹丹带来了机会。2011年4月，建设银行北京分行的领导来到红丹丹沟通下一步的合作方向，在这个契机下，红丹丹把助盲卡推荐给了建行领导。当时全国各地恰好发生了多起盲人在银行打架的事件，社会反响强烈。于是建行很快答应合作，在建行的资助下，红丹丹提供了第一批助盲卡，在北京的建行网点分发给盲人使用。之后，建行领导在全国银监会会议上以助盲卡为例，介绍了建行无障碍服务的经验。幸运的是，半年之后，银监会就发文，要求所有银行柜台都必须配备无障碍助盲卡。一时间，各个银行纷纷找到红丹丹购买助盲卡，仅农行就一次性采购了供两万多个网点使用的助盲卡。2014年，红丹丹的助盲卡销售额达到了70万人民币，使机构在账面上彻底扭亏为盈。
2014年，红丹丹还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推出了“北京盲人生活地图”项目，将配备了盲人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纳入到地图中，一方面方便盲人出行，一方面也倡导公共机构更多地向盲人开放服务。作为项目的一个部分，机构主动联系了沃尔玛超市，对沃尔玛员工进行盲人服务培训，帮助沃尔玛在收银、导购方面为盲人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推广初期，这些培训都不会要求企业给予资助，完全以机构倡导的方式免费进行。红丹丹希望通过在培训后带领盲人朋友进入沃尔玛实地购物来使企业了解助盲服务对企业的益处。可以看到，如果将来政府结束了对这一项目的支持，机构也可以以有偿服务的方式为企业提供培训，这一部分收入就可以保证“盲人生活地图”项目能持续运作下去。
与恭王府的合作也是红丹丹为市场提供标准化产品的一部分。2010年，红丹丹与北京恭王府签订协议，由红丹丹为恭王府提供免费的助盲培训，恭王府则每月设立一个公益日为盲人朋友提供免费的游览服务。在这之后，红丹丹为恭王府开发了立体盲人导览册，为恭王府申办5A级景区提供了帮助。导览册也只是红丹丹进行融合性倡导的一部分，虽然跟企业进行的是“互有往来”的合作，但最终得到便利的还是广大盲人朋友。
由企业提供资金和志愿支持，红丹丹进行简单的公益宣传，并以社会企业的思路创造利润，这种“志愿-输血-造血”的模式在红丹丹的坚持下一做就是近10年。从红丹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适当的盈利并不会对机构产生负面影响，反而能使机构能更从容地将自己的使命坚持下去。
中国国际民间组织促进会、恩派和国际传播中心2011年的《中国公益组织与企业合作调研报告》调查显示，受访企业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投资，45%企业选择投入在101~999万，大部分企业CSR方面的投资是在几百万这个区间。另外，还有25%不低于1000万。此外，商道纵横2015年所做调研《2015年CSR职业经理人调查报告》显示，49%的企业CSR预算在100万以下，预算超过1000万的企业占17%。可见企业在CSR方面的投资相对民间组织的实际资金规模并不算低，但是受访的公益组织投资渠道来自于企业的比例并不高，从企业的角度看，企业会有多家合作机构，只是公益组织占了很小的份额（赵坤宁，2011）。
红丹丹与企业合作的案例有很多可琢磨之处。在调研中和以往的一些数据显示，企业最愿意捐助的领域往往是教育、救灾、养老等，残障是一个很难在短期呈现出效果的领域，但是红丹丹作为一个助残组织，资金来源却几乎全部来源于企业。成功合作的关键在哪里？
这种合作实际上是一个积累的过程，红丹丹与中国建设银行的志愿者合作时间比较长，志愿者知道盲人的很多需求，所以能站在红丹丹的角度去理解残障问题。在合作之初，双方比较容易沟通，避免了公益组织和企业往往各持不同话语体系，不知对方讲什么的困境。红丹丹选择和银行合作，是考虑到一个大型企业在知识产权保护各方面会给公益组织很多尊重。因为红丹丹曾被人骗过，所以当时设计完了助盲卡就及时申请了专利。
在推广方面，在一次全国银行行长会上建行北京分行行长拿着这张卡，讲解他们在做的公益，这是非常有力的一次推广。后来银监会出台文件，要给残疾人辅助工具，文件发布之后一般就会有相关部门的落实检查。这样更多的银行开始与红丹丹合作。现在已经有10多家银行用上红丹丹的助盲卡。
通过这张卡，盲人完全可以独立在银行办理事务，有助于尊重他们的隐私权，也增长他们的能力；通过卡片这个工具才能将“尊重”、“赋权”的概念进入银行，让更多的人知道盲人这个群体的需求在哪里，这个卡片成为残障群体权利倡导的媒介。
合作的双方都找到了彼此需求的契合点。从企业需求角度看盲人卡，相比庞大的广告费，一家银行用很少资金可以购买数千张卡，但是影响很大，边际效用高。换个角度来说，如果让银行拿钱为公益组织生产这个卡，企业可能不能直观地找到生产这个卡与它的联系。有评论说，早期公益组织跟社会问题的复杂度没有契合，或者契合点差得很远。公益组织认为自己站在道德制高点上，企业就该支持。但是当公益组织为企业提供不了有效的服务的时候，企业凭什么支持你？企业的诉求终归是利益最大化，而不是社会责任最大化。
以助盲卡为标志，昭示公益组织开始进入一个产品化阶段。在上海组织的一次公益组织与企业沟通的座谈会上，一位来自企业的人士说，公益组织恰恰要做的就是改善自己的服务，改善自己的策略和态度。只有提供了标准化的项目，好的项目和服务才能说服企业投钱给你们，这是相当正常的观念。公益组织会觉得合作当中企业制定的标准不符合公益组织运行和发展的机理。但为什么公益组织不能提供给企业一个自己专业化的衡量标准呢？如果公益组织能够提供准化的标准和执行能力，可以和企业进行很好的沟通，达成很好的合作，让企业接受按照公益组织的标准评测公益组织的项目执行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