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黄昏，三棵树旁，中青人家，几位老友小酌闲谈。
尚立富，10年前单车骑行西部，轰动一时，作为西部阳光行动的精神领袖，引领了那个年代大学生支教的热潮。现为北师大某学院副院长。
戴民，陶行知学会的拥趸，公务员，同时跨商业、公益慈善两界。早年西部阳光行动的项目负责人之一。
朱清，新华社图片总监，专业摄影师，一直为西部阳光行动的影像记录做贡献，现致力于高端航拍。
谭洪波，资深公益人士，曾就职明日中华教育基金会、救世军等多家NGO，早年西部阳光行动的骨干力量。
来超，现任北京西部阳光农村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曾为西部阳光行动志愿者）。
董文强、陈晓东夫妇，典型的西部阳光爱情代表，育有二子，家庭幸福。他俩都曾是西部阳光行动陕西小程队的支教队友。
听到这些名字，见到这些老友，忽然想起了过去的十年，公益圈的过去与现实映照而成的沧桑感让我兴起几许感慨。因为有事，我和他们匆匆见了一面便转身告别。朱清说，你怎么每次都是这样。是呀，很无奈，作为风向星座、公益发烧友的我，这十年来，一直行色匆匆，着急赶路。
从一个充满热忱的大学生，到政府机关、国际组织，再到国字头公募基金会以及社会企业。也许从职业规划的角度，不少人无法理解我的路径选择，但我的个性签名是：过充满灵感的生活，一刻也不能停滞。就是这样简单而已。
梦想起飞的地方：北师大旧家属楼──纯粹的理想主义
说到与公益结缘，最早要追溯到2004年参加西部阳光行动组织的大学生支教项目。当年对NGO是什么，一点概念也没有，只是看电视的时候，凭空觉得希望工程的事迹很感人、人道主义救援的专业人士很伟大，因此，自己也想参与其中。就因为这个简单质朴的理由，我报名参加了当时西部之窗协会的志愿者选拔。当时，西部阳光行动与各个高校支教类公益社团合作，在20多个人的较量中，从来没在农村生活过的我居然幸运的被选中了，这件事让我兴奋了很久！
2004年，“志愿者”这个概念对于国人来说，还不是十分的普及，所以我寒假去甘肃支教的事情在校园传开后，有不少同学挺不理解的。有次，在食堂，一个姑娘便和她男友吐槽说，咱们学校有个怪咖，大春节不回家，跑去村里支教。她男友认识我，所以挺尴尬的。这件事让我印象深刻。
之后的一个月里，我接受了志愿者培训，从以前参加过支教项目的老志愿者口中逐渐听到了NGO、福特基金会这样的概念，才逐步对这个活动有了模糊的概念。原来我们这些志愿者往返的食宿、保险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资助的，而去支教的项目点也受到这家基金会的资助。一个看似简单的支教活动，背后其实是有着完整逻辑框架的项目设计做支撑的。
支教的岁月是难忘的，从老乡的送别声中回到帝都，我久久回不了神。大山里的经历让我感觉受到了一次灵魂的洗礼，我很想和更多同龄的朋友分享支教的感悟。
恰巧此时，西部阳光行动因为人事变动，缺少一名负责暑期志愿者项目的负责人。而我的课程安排又很轻松，所以当时正在读大二的我，每周有3、4天都和老尚（尚立富）、老王（王翔）泡在一起，西部阳光的办公室是好心人士提供的，在北师大的旧家属楼。
其实和西部阳光一样，很多草根NGO在初创阶段，都没有像样的办公场所，全职员工也可能只有2、3个人，多的有5、6人，而完善的管理规章制度就更谈不上了。我们其实是凭热情摸着石头过河，至于是否触礁，亦不得而知了。
不过，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我以志愿者支教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参与到西部阳光的时候，才19岁，如果是在一个管理完备的国际组织或者基金会，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机会。恰恰是草根组织，给了年轻人充分的发展机会，当时西部阳光的核心人物是老尚和老王，他们都是70后，都是西北汉子，我和两位大哥一起在北师大的小办公室里混迹。有时候，晚上讨论事情晚了，大家就干脆住在那里。好在，我身为一个女汉子，他们也没觉得不习惯。工作内容也是很神奇和全面的，大到项目管理，小到买不干贴，时不时还要去金五星置办家具，偶尔也会出个没头没尾的差。
当然了，我也有主要负责的领域，我领到的最主要的任务是从3月份到5月份，在北京的13所高校社团中，遴选出80名合格的暑期支教志愿者。为了将招募工作做的有声色，我经常召集各个社团的负责人来办公室开会，同时也会到各个高校的志愿者招募现场参与面试工作，这也让我基本搞清楚了北京各个大学的分布情况以及地理位置。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段非常开心的时光，因为没有任何现实的羁绊，大家都是志同道合的伙伴，真的是为共同的理想在打拼。所以，在北师大的那个破旧却温暖的小屋里，总是时不时传出阵阵笑声，甚至因此被邻居投诉过。
和高校社团的沟通很顺利，这些公益类社团里涌现出很多有想法的青年人，而且很多当时社团里的骨干今天已经成长为资深的公益人士，以中央民族大学三农学社为例，谭洪波、吕全斌、刘文泽都是现在公益圈的活跃分子。
如果把时间放到今天，高校里各类的公益活动可以说不胜枚举，由企业、各类机构组织的大学生志愿大赛、创业大赛、游学海外、义工招募的机会比比皆是，可供学生们选择的活动其实并不缺乏，甚至有些审美疲劳。但十年前，却不是这样。那个时候网络的发达程度和信息量的扩散规模与现在根本没法比。因此可以说，西部阳光行动的大学生支教项目让许多当年的大学生有了与公益深刻体验和亲密接触的机会，这家机构虽然并不完善，也存在很多问题，导致了一部分志愿者的流失，但它却是一个很好的平台，让很多大学生的公益梦想能够起飞，让大家了解到这样一个未知却吸引人的领域。
也正因为如此，2014年年底，当西部阳光行动十周年的时候，每一个老西部阳光的志愿者仍然会满怀感情的纪念它。西部阳光本身，从那个草根的NGO宝宝，慢慢地蹒跚学步，成长为一家在公益圈里有一定影响力的非公募基金会。办公室也早就从北师大家属楼搬到了高大上的智慧大厦。这华丽转身的背后，其实凝聚着很多人的青春与回忆。
政府机关工作：打破坚冰，实现共融──公益慈善的春天到来
本科毕业以后，我来到北京市民政局工作。时值2007年，民政部正在大力推进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因为我所学专业是社会工作，所以很顺利进入民政系统，成为一名公务员。
政府机关的工作和草根NGO的氛围大不一样，几乎没有可以让个人发挥的余地。不过好在，我所在的社会福利管理处是对北京市属的社会福利机构进行服务管理的，透过这个平台，我可以经常接触到老人、孤残儿童、精神病患者以及肢体及智力残疾人士，也就是通常意义上公众视野中所谓的弱势社群。从他们的身上，其实我看到了他们的自身潜能，这也恰恰是社会工作专业助人自助的理念之所在。
然而，由于公众的认知程度不高，主流社会对弱势社群往往存在着偏见，对为弱势社群发声的NGO也是如此。我在北京市民政局工作的5年，一直坚持做公益服务。其中，有一家名为国际青年成就的国际教育类NGO，提供大学生发展服务，与我一起参与服务的大多是世界500强企业的员工，他们有着不菲的收入和体面的简历。当我和他们说到弱势社群或者NGO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做公益的人生真有奉献精神啊，真了不起。第二个反应是：那他们有工资吗，靠什么生活呢？后来，当我从民政局辞职，打算全职去做公益的时候，他们更表示佩服，但潜台词却是：你这是朝着清贫的节奏，nuo zuo no die（编者注：网络用语，意为自讨苦吃）啊！
在民政局工作之初，我有一个深刻的感受，就是公众、政府与NGO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隔阂，不了解彼此之间的诉求与工作，且缺乏沟通。这就如同我大学支教不被一些同学理解是一样的。而某次，我参加NGO圈内聚会，当被问及工作单位，我回答是民政局之时，大家调侃我为间谍，虽然只是笑谈，但由此可见一斑。
其实，以扶贫等为目标的国际发展组织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已经在中国的边远地区开展工作，只是由于受到当时我国政府工作理念、信息技术条件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NGO这件事一直都算是挺小众的。公众偶尔能从电视上看到宋庆龄基金会、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或者听到这样的概念，但自身参与到其中，并提供志愿服务的，却是非常之少，更别提专业化程度了。
这种情况在2008年左右开始发生了较大规模的转变。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两件大事，让社会组织高调的呈现在公众面前，他们在救灾、调动资源以及提供志愿服务等方面发挥了显而易见的作用。以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例，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红基会第一时间调配资金和物资，用于灾害救援及灾后援建工作。
此后，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台，使社会组织呈现快速发展的趋势。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据调查显示，截至2013年底，全国共有社会组织54.7万个、社会团体28.9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25.5万个、基金会3549个，而在十年前，全国社会组织仅为10余万个。
从志愿服务的角度来看，2008年以后，公众参与志愿服务的意识与热情也大大增加了。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志愿服务组织已达到12.9万个，常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达到6500多万人。这与之前大家不知“志愿者”为何物形成了鲜明对比。
另外，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体制改革的深入，政府与各类社会组织的隔阂也逐渐在走向融合。近几年，政府逐渐剥离职能，大力推进购买服务，加大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力度。据报道，2013年，我国各地用于购买服务的资金已达150亿元。
利好政策出台、社会组织数量增加、政府购买服务推进，种种现实在一定意义上展现公益慈善的春天已经到来。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国社会组织解决公民就业的能力仍旧十分有限。截至2013年底，我国社会组织共吸纳社会各类人员就业636.6万人，目前我国大约1000个就业者中，仅有1人在公益领域从事相关工作。相比而言，仍然是小众。这说明我国社会组织的规模仍然较小，发展能力及影响力尚待提升。
国际组织、国字头公募基金会、社会企业──各美其美、多元化时代
2012年~2015年初，我先后在世界上最大的非营利机构之一──国际计划，国内最早的公募基金会之一──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以及国内致力于企业志愿服务咨询的领先机构──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工作。
三家机构，三种截然不同的风格。老牌国际组织，底蕴深厚，资金雄厚，专家资源多、出国培训机会多，视野开阔，手法专业。在这里，我领略到NGO并不清贫，职业经理人和国家代表的待遇和大企业的高官们是类似的，享受着优厚的假期及福利。只是与我认知中的NGO相比，他们缺少了点理想的色彩而已，其风格有点类似一个大型的国际“事业单位”，稳定但缺创新。不过，和早年的草根NGO为国内公益机构提供了一些潜在的骨干人才类似，这些国际老牌机构为在华的国际组织、非公募基金会输送了不少中、高层管理人才。这也是公益圈另外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成立于1987年，是国内成立最早的基金会之一，背景深厚，有着稳定的赠款来源。执行项目规矩、透明度高。招牌项目幸福工程从199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今天，矢志不渝，让人感动。只是员工待遇非常一般，这也是受到了基金会管理条例的束缚，因此员工流失率不低。
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属于公益圈的少壮派，成立至今不过4、5年，但是作为来势凶猛的社会企业，该机构将公益与商业实现了较好的结合，为在华的广大企业CSR部门提供企业员工的志愿服务咨询以及方案落地执行。由于报价公道且占了行业先机，在业内口碑较好，业绩卓著。团队成员基本为80后，他们充满激情，具有非常好的创意与执行力。目前已经在北上广建立办公室，成都、沈阳紧随其后，正在筹建，服务也从单纯的企业战略开始拓展到互联网、社区服务等。该机构的待遇介于国际发展组织与公募基金会的水平之间。
三个机构，让我体验到公益圈的种种风景。他们在公益的生态链条中各自存在着，以不同的姿态诠释公益，这幅图景不再像当初仅仅作为一个热血志愿者的我所看到那般简单、直接。在这些机构的工作经历，让我更加深刻地了解着什么是公益，什么是公益机构。
与此同时，受到朋友的邀请，我还成为一家致力于为流动人口子女提供艺术类教育服务的草根NGO的理事。这家机构的创始人张碧巍是一名90后女孩，曾被美国多家常青藤大学录取，最后选择了哈佛。她年纪轻轻，便已环游世界。她大学期间，将加入的社团发展为其所在高校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为了实现自己的公益梦想，她调动周围的资源，几个月内便众筹数十万元，并在北京市民政局顺利注册民非机构。仅就这些故事而言，相比于她，我感觉10年前的自己，无论是在冲劲还是勇气以及在操作公益的专业性方面，都逊色不少。与此同时，从她和这些年在公益圈所认识的人们身上，我也看到了公益圈随着时间的变化所发生的点滴变化。
后记
诚然，今天的公益圈已经成为一个江湖，受到了公众前所未有的关注。从“海洋天堂”到“冰桶挑战”；从“诈捐门”到“郭美美”；从“时尚芭莎明星慈善夜”到“公益市集”……公益从绝对的小众到开始有人知晓，从井喷式发展到问题重重，从涅槃重生到各美其美，人人公益的时代来到了。这有时候让人振奋，有时候亦令人无奈。喜是终于有那么多人看到了公益；忧的是什么人都在谈论公益，他们真的懂公益吗？或者我也在问自己，你懂公益吗？
我们看到，今天的大学生可以和你侃侃而谈什么叫众筹，什么是社会创新，什么是志愿精神。当你有一个足够好的idea（创意），上一秒你还坐在教室里和同学们讨论学术问题，也许下一秒你就可以带着你的新的解决咖啡问题的靠谱方案而跑到斯里兰卡去调研。而这也许恰巧是公益的魅力之所在吧！
2004~2014年，做了10年的志愿者，也接触了10年的公益圈，我还是爱着这个领域。不管它曾被视为弱势也好、边缘也罢，不管要向周围的人如何解释公益以及周围的人如何看待公益，我身在其中，并乐在其中。参与了10年，行走了10年，并且还要继续前行，这，已经足够给力了，不是吗？感恩与公益如此亲密接触，捡识美好时光。
（作者现任和众泽益志愿服务中心合作与发展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