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慈善公益组织”的源起
近年来，中国的民间公益组织纷纷前往海外学习如何开展机构运作，从草根组织、全国性组织到平台性组织，不一而足。联合之路（United Way）作为行业伙伴，也希望在各类组织之间扮演桥梁或平台角色。从机构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与不同视角来看，联合之路有着不同的中文译名。早在22年前引进其做法的台湾地区，当时称之为“联合劝募”。联合之路与中国大陆地区的慈善组织建立关系也已经长达16年，这段伙伴关系随着国内公益环境的发展出现新的变化，以美商为主的外国企业纷纷透过全球联合之路逐渐增加项目资助，使全球联合之路首次在既有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增加了能力建设的内容，试着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在上海市推行联合之路专项基金。本文从历史背景开始，以史为鉴，帮助读者完整地理解联合之路理念形式的缘起和发展，希望有助于中国公益行业知识与经验本土化的进程。
联合募款组织（Federated Fund-raising Organization）的概念起源于英国的慈善组织会社（Charity Organization Society, COS），1887年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圣公会牧师Rev. S.H. Gurteen前往英国伦敦学习慈善组织会社的运作模式，并借此联合丹佛市天主教会与基督教长老会的牧师、犹太教会堂的教友，成立了丹佛市慈善组织会社。当时，这个组织的主要工作就是联合募款与慈善服务协调等。到了1913年，克利夫兰公益慈善联合会（Cleveland Federation for Charity and Philanthropy）成立，被称为美国联合之路历史上第一个现代化联合之路。 克利夫兰公益慈善联合会除了以丹佛市慈善组织会社的经验作为借鉴，也首开聘用专职专业人员运作组织的风气之先。尤其是结合当地企业商会的社区领袖以及企业人才，并且强调这个组织不是只负责募款，而是发展一套现代化的公益慈善运作模式，成为让来自各种组织的捐款人与公民得以发挥力量的联合协会。组织效益方面，着重透过发挥拥有良好教育背景的捐款人的作用以实现更有效的资源分配（A wiser distribution by better educated givers），并且在美国形成了有着广泛影响的联合慈善公益运动。
此后的一百年间，联合慈善公益运动在美国各地逐渐发展出类似的模式，虽然名称各有不同，但在同样的理念下，由下而上形成了美国公益慈善基金联合会（Community Chests and Councils of America），此后又在1956年更名为美国社区基金暨计划联合会（United Community Funds and Councils of America, 简称UCFCA）。名称上的演变，相当程度上反映了组织的内涵不断地整合，并且融入许多因为时代需要而衍生的变化。最后，联合会在1970年正式更名为美国联合之路（United Way of America），迈入United Way的时代，意味着这个组织要超越传统“联合募款与服务协调”的角色认知，更具主动性地促成足以“反映社区需求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公民参与机制。
换言之，United Way的概念，远超过许多公益组织将它翻译并理解为“联合劝募”的概念，因为“联合劝募”只表达出联合募款的行动，而未将United Way中的“Way”所指的“方法、方式、解决方案”等借由社区内的资源分配经过沟通协调、形成资源网络的内涵表达出来。其实近年来，在美国、加拿大等地的联合之路，已经远远超越筹款的概念，发展成为善用长期资助社区内社会福利机构所形成的合作伙伴关系，结合当地各种志愿服务人力与企业资源，发现当地需要优先解决的社会需求，集结社区意见领袖形成有效解决当地问题策略的资源网络，同时，借由新的方式维持过去的资源募集优势。这就是联合之路视角下的的“社区资源网络”[1]。（Brilliant, 1990; Aft & Aft, 2004; United Way of America, 2004）
台湾东海大学社工系刘丽雯教授在《非营利组织：协调合作的社会福利服务》一书中曾经提到，社会福利资源网络的概念，早在1950~1960年代，美国詹森（即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总统“向贫穷宣战（The War on Poverty）”的国家政策之下，由政府号召组织之间协调合作服务方案与计划时即已浮现。随着社会问题复杂度以及多元性日增，更使得传统上由单一机构全面介入的服务模式受到挑战，应该以机构间的合作来解决社会问题，并且提出更具策略性的解决之道。尤其是以联合之路所具备的资源动员能力来看，实行并推广新的模式成为它们无可替代的社会责任。因而，联合之路在社会福利资源网络的发展上，代表了其中一种重要的类型。
从组织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国际联合之路（United Way International, UWI）的成立一方面是为了回应许多发展中国家在1970年代开始陆续前往美国取经，希望将此模式引进自己国家发展非政府组织与公民社会的需要，因而将原本隶属于美国联合之路（UWA）的国际服务部门独立于该组织之外，以淡化美国中心的色彩；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在冷战时期美国向世界各地扩展其影响力的产物。成立后近三十年间，国际联合之路以其丰富的企业资源与专业经验为后盾，推动组织会员优先采纳推广其经验模式。此外，在二十世纪末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的情况下，美国的公益组织受到本土企业将生产基地外移的影响，过去依赖的“企业捐赠暨雇员薪资捐款（Corporate Giving and Payroll-deduction Giving）”的优势不再，而许多美商在其他国家发展全球性品牌形象之际，也期待能够将公益形象发展成为行销策略的一环，因此，为长期支持美国联合之路的企业进行“海外公益投资”的咨询与资源连结服务，帮助它们发展企业社会责任（CSR），就成了国际联合之路的主要任务之一。这样的变化既是协助各国联合之路发展美商在当地的公益捐赠，同时也是维系相关企业在美国本土持续支持联合之路的重要双赢策略，尤其一个跨国企业的落地，展现出关怀当地社区的企业文化，不但对消费者有正面影响，也能延续其母公司的企业文化，透过公益慈善活动让员工对企业产生更强的向心力。
随着各种类别的新型态非营利组织的持续增加，企业家越来越以卓越的经营方法和绩效积极介入非营利组织的运作，互联网兴起后，资讯可及性与透明度提高，联合之路的传统中介角色容易被取代，而且联合之路的历史已逾百年，许多地方组织的官僚化已造成负担。在这样的压力之下，美国联合之路必须重新为自己的传统价值赋予新的定位与意义。
美国政府在1993年通过的《政府绩效与成果法》(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Results Act of 1993)，对美国的公益慈善组织在专业发展上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有鉴于联邦政府许多服务方案无法满足美国民众的期待，美国国会立法要求所有联邦政府机构以及所补助的方案计划必须拟定策略性规划，同时所有的服务方案必须以展现服务成效为目的，提出具体可行的评估方法，说明评估指标及达成预期成效的程度等等。
在政府立法以及企业赞助都要求从事福利服务的非营利机构引入以“成效评量”为基础的方案评量模式之后，美国联合之路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社区影响力（Community Impact）”的做法。这个做法有别于过去联合之路仅仅作为非营利组织，以民间财源搭配政府补助款的角色，在合作经验的信任基础之上由联合之路扮演“召集人（Convener）”、“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的角色。与此同时，非美国本土的跨国企业兴起，同样也采取类似的企业社会公民策略，使具有国际品牌合作优势的国际联合之路也成为这些跨国企业在一些区域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合作伙伴。为了让这些跨国企业在各国从事的企业公益活动能够维持一定品质，推出“全球标准”成了国际联合之路的要务。
联合之路的全球标准，内容分为两大部分：联合劝募在社区中的任务，以及联合之路的治理、管理与伦理。
其中对于联合之路如何看待“资源”及“社区”着墨甚多。联劝资源动员与有效分配的策略来自于充分呼应社区捐款人的期待，因而，将“捐款人”视为“投资者”是近年来在全球联合之路年会当中持续推动的观念，把联合之路的资助计划包装成让社会大众愿意“投资”的方案计划，则是联合之路积极发展的方法。
也就是要用社区中的“投资人”所关心的方式，推出解决社区问题的策略架构，拟定出具有说服力的“投资组合”，包括在改善生活方面所能带来的短期和长期效果、对社区会产生的影响，以及举例说明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拟议方案的重要性。捐款人对这些方案可以直接捐款支持，也可以和其他人将捐款一起汇集到社区基金，然后由联合之路根据既定策略的需要和问题的迫切性，投入到各种不同的社区投资计划中去。
“投资组合”、“可测量的服务成效”、“发挥社区影响力”是联合之路全球标准中关于社区的核心概念，特别是“可测量的服务成效（Measurable Service Outcome）”是建立在“成效评量（Outcome Measurement）”的能力基础上，联合之路的合作机构必须导入成效评量的系统，在服务方案的运作过程中搜集足以说明服务成效的相关资料，并且在成效的测量当中提出具体指标来明确指出服务效益，从而在社会公众面前建立足够的公信力。同时，社区当中借由联合之路的号召，不再只是透过资助机构看待问题，而是汇集社会公众对当地社区的期待，把机构看成是社会资源的一环。“社区资源网络”要围绕社区问题的解决方向及如何达成目标来形成。
从导入项目成效评量到发展“社区影响力”，有效形成解决问题的社区资源网络，各发展阶段如下图所示。
其中，在第三阶段，经由不同观点的转换，带来传统联合之路的创新发展方向，在明确的理论基础与能力建构之下，营造出新的机会。从2008年开始，原国际联合之路与美国联合之路改组合并成为全球联合之路（United Way Worldwide），其运作形式也转而类似于跨国企业，在全球标准的基础上，基于各个国家、地区的经验与关系形成一个全球性的智能网络。随着互联网的便利性大幅提高，这样的组织发展模式也让公益行业的专业知识传递分享与能力建设比过去更为便利。
近十年来的挑战
综上所述，从1996年起，联合之路就重新思考其中介型角色的定位，并于2003年开始提出社区影响的主张，不再只通过其资助的单个机构的专业和服务来回应社区需求，后者既无法解决服务对象的重叠问题，也受限于个别机构的观点和视野。通过这种观念和实操上的变化，来改变公益行业对联合之路/联合劝募的既有印象，即扮演资源募集与分配的角色。
联合之路主动邀请和召集各利益相关方通过对话，汇集个别的现象和问题，提出完整的发现，进而研拟出解决方案，使个别的项目计划之间更有彼此的关联性，降低互不协调的项目之间的重叠与碎片化，也让资助方得以通过联合之路的平台，长期、持续、有效进行资助并跨越部门合作，满足社会需求。
哈佛大学管理学院研究员Mark Kramer以及提出“竞争力”观点的Michael Porter从1999年就对公益组织的发展提出了新的“创造价值（Create Value）”的观点，并在2008年观察公益赞助者的型态，提出“催化式慈善（Catalytic Philanthropy）”， 2011年又与Michael Porter共同提出企业社会责任的另一个层次：“共创价值（Create Shared Value）”。在此同时，Mark Kramer还认为，为了有效展现公益组织的能力，应该重视“集体效应（Collective Impact）”, 此一观点随即为全球联合之路总部所采用，认为联合之路应该成为推动集体效应的骨干组织。
同时，全球联合之路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也在进行营运模式的转型，相较于以往，更为重视社区民众与捐款人的观点，并且带动社区内各部门、组织共同回应社区需求，许多联劝组织因而逆势成长，获得企业与社区的肯定与支持。
中华慈善总会在1998年成为国际联合之路会员，迄今已达十五年，在2008年也参与经历了全球联合之路的战略转型，此后每年都提供第三方审计的财务报告，持续成为外国企业资助中国本土项目的重要窗口。
面对广大的需求，全球联合之路在中国的战略，在十多年的合作基础上，将进一步与中国大陆的公益行业分享经验与知识，通过国际经验与公益产业本土化之间的激荡，找出适合中国国情与本土情况的方法。
因而，关注此领域中不同面向的组织与个人，加强中国大陆地区更多公益领域的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成为全球联合之路非常重要的任务。借由知识与经验碰撞的火花，全球联合之路期待能够促使公益行业在未来能够给社会和国家带来更多正面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中国大陆过去十年来的公益慈善行业发展极为迅速，同时全球公益趋势的影响随时随地都在带来新的刺激与讨论，公益慈善的本土实践经验，也在几次大型天灾以及政府逐渐释出的政策资源的背景下，有机会通过实战累积本土性操作的形式和经验。同时在互联网日益普及的影响下，公众对于公益慈善，从私下的讨论，逐渐形成一股公众监督的力量。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行业内出现了自发性的追求透明的评比，能力建设机构也逐渐兴起，公益生态圈俨然形成。
然而，为回应行业内的能力建设需求，符合实践步骤而设计的课程与培训都亟待推广，这是影响公益行业是否能够稳定持续发展的一大环境条件。
同时，国内外企业家对于从事公益乃至公益创业的兴趣有日益提高的趋势，因而，全球联合之路总裁Brian Gallagher几次访华，在与公益领域以及国内外企业意见领袖的会谈中，获得许多热情邀请。他认为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中国本土公益组织的发展机会与挑战并存，联合之路在中国大陆可以贡献的面向更为广阔。除了持续在美国总部接待国内到访的公益组织、专家学者，去年全球联合之路也在中华慈善总会的见证下，展开与上海市慈善基金会的合作，以专项基金的形式建立了一个由企业代表为主的管理委员会，并且在建立专项基金的前期，针对基金会的人员进行项目规划的培训，期待以能力建设培养本地人才，建立本土的联合之路操作经验。
另一方面，从今年开始，全球联合之路分别负责大中华区能力建设与捐助方关系维护的两位总监，已常驻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三地区，频繁地与大陆地区的公益组织进行专业经验的交流。今年十一月初，全球联合之路还将邀请由联合之路的合作伙伴——基金会战略集团（Foundation Strategy Group, FSG) 推荐的主题演讲人，来华针对国内的公益界领袖以及企业领袖，分别在北京与上海举办峰会，以Mark Kramer教授最新的研究“战略性公益(Strategic Philanthropy) ”为主题，讨论在全球公益发展的最新趋势之下，联合之路的角色定位，同时以联合之路的全球标准为框架，探讨公益组织如何借由项目的规划与公益平台的运作,发挥自身的社会影响力进行筹款。同时，与企业合作伙伴中的CSR经理，分享政府、企业与公益组织跨部门合作的“群体效应”如何通过公益平台发生，并且计划将这些讨论，形成公益行业能力建设可资参考的报告和材料。
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全球联合之路希望通过上述方式，发展出适合中国国情、由当地社区领袖所治理与管理的本地化联合之路机构，以科学的方法为社会的和谐与国家的进步带来正面影响。
[1] Brilliant, 1990; Aft & Aft, 2004; United Way of America, 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