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北京世妇会二十周年，在这场被誉为史上最成功的世妇会上，决议明确妇女权利是人权，时任国家主席第一次提出“男女平等作为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一项基本国策。”；这也是NGO的归来的一年：中方通过NGO论坛认识到，NGO并非洪水猛兽；不同的女权议题轮番呈现，直接催生了第一代NGO领导者；一些老牌NGO在世妇会前后成立，获得国际资助……
然而今年同时也是风波频频的一年：3月7日，5名准备开展公交车防性骚扰的女权行动派被抓捕，37天后释放；各类权利型NGO接连被打压，人心惶惶；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准备出台，国内外哗声一片——妇女运动将何去何从，NGO将何去何从？为此我们采访了资深妇女工作者冯媛。
冯媛，为平妇女权益机构共同发起人，汕头大学文学院妇女中心创始负责人现为客座教授。和草根、本土NGO、联合国、国际妇女组织都有丰富的交流经验。
NGOCN：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征求意见稿出来以后，行业讨论比较悲观，您怎么看？
冯媛：这部草案的确令人悲观，但是它毕竟是草案，很多国内外人士和机构都提出了意见和修改建议。所以，如果我们认为草案中的所有条款都会纳入法律，以这个心态去面对未来，就会加重民间的一种无所适从的无力感。
所以，在新的草案或法律出来之前，可能不需要太强化它，不要强化“狼来了”的这种恐慌情绪。我们要勇于争取、善于争取，现在已经结束征求意见了，对于我们来说，参与的途径少了 ，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可以有一些建设性的方法进行推动。
比如，国家明文表示进入了“社会治理”的时代，这在2013年首次进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决议。在“治理”的概念、治理框架下，需要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发挥其作用。以前中国也有“治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以前的“治理”可能是“治你”，但现在“治理”这个词同时代表着面对社会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公与私的合作，官方与非官方的合作，国家、市场、公民社会的合作。也许有人会认为我们是“拿着鸡毛当令箭”，其实，它就是令箭啊！不管他是认真落实还是言不由衷，我们就要拿着这个令箭，我们站在肯定它、帮它实现的角度，来推动它不后退，向前进。
NGOCN：怎么看妇女运动在当下面临的挑战？
冯媛：不久前在巴西参加一个会议，会上一个研究表示近年对于NGO管理的收紧不仅在俄罗斯、巴基斯坦、印度等国家，有50多个国家已经出台或正在出台这样的限制性法律。这是一个国际趋势，它有什么渊源？这和911以后，各国重视反恐或在反恐的名义下，行政权力扩张，公民权利削弱的现象又有什么关系？我们怎样在这个大环境下看中国的立法，怎样选择行动的策略，都是值得深入思考的。
在这个背景下，妇女运动也是面临着一些不一样的状况。一方面来说全球妇女运动更加具有连接性，37女权事件后的呼吁也可以作为一个案例。另一方面全球妇女运动也需要应对当方面的挑战：政府政策措施中的问题、宗教保守势力、恐怖主义的威胁、每个人心中都潜藏的、仍然是社会主流的压迫性的性别价值观的阻碍，需要和这些方方面面作战，社会环境不再像90年代那样有利。
90年代，好几个主要的国家是比较支持妇女权利，平等权利的。如美国是克林顿政府，英国是布莱尔内阁。但之后一些年来，情况不那么一样了。没有很强有力的同盟军和倡导者。2009年经济衰退后，很多国家面临着经济复苏的问题，后劲不足，所以这方面我觉得还是需要聚焦策略。虽然妇女赋权和性别平等纳入了后2015发展的目标，而且有了强有力的具体目标，但是那么多目标(一共17个目标)，一百多个具体目标，将来不知道还会有几百个指标，如何确保这个目标能贯穿到各个有关方面，需要有效的策略。
有利的因素是，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在去年的2015后发展目标制定上，妇女组织、NGO很早就有效地集结、影响，所以现在不但成功的把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在其中强调，而且在细分上都有具体目标。
在中国，我们的妇女运动更加有国际视角和本土关注，和国际联接也更加持续化和紧密化，但现有国家的状态和机制，外在的压力如果和内部的动力结合得不好，也会有一些反作用。怎样最大限度地利用内外结合，这对我们来说都是策略、手法上的挑战。
除此以外，现在还面临的一个新的挑战，20年过去，国内高层当中，受过95世妇会洗礼、同时坚信马克思主义话语里的“妇女解放”诉求的人已经逐渐退下来了，现有的官方妇女领袖，有她们的另外的特点和环境。再加上我国现在的评价指标，不管是维稳体系还是其他，更多不是看重真正的作为，这种情况下，她们推动这些事的动力和障碍也不一样了，或许更难了。
中国NGO的好处是，越来越多年轻的机构和从业者独立的意识很强，民间的、草根的色彩更强，但是对体制的了解、联接更少，往往只是认为体制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它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你不能忽视它，民间政策和法律的改善的呼声要实现，需要它的回应。例如37女权案和李彦家暴案，这两个事件，单单有民间组织和国际的呼吁是不够的，一定有要有内在的同盟军，有些同盟军有时候只要他们不做什么就够了。
因此我们有必要去了解体制，了解体制内的利益相关者，适当的时候要和他们展开互动。
NGOCN：37女权案之后，看起来行动变得消沉，你觉得女权行动派目前状况如何？
冯媛：昨天我参加一个活动，让一些朋友用线条来表达女权运动的状态。一些朋友画了一个低谷，认为37案后是一个大的挫折和低谷，也有一些朋友认为这是一个高潮过后的高原平台期。我认为现在并不是一个低谷，女权主义本身就是行动导向的，因此女权行动派不会消失，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五女被抓后，层出不穷的呼吁和救援行动，迅速又有创意，这也是行动派的一种表现。在未来，公开的行为艺术可能会有一定受限，但你也能看到不少年轻人的创意行动反而被激发出来，行动本身的内涵是很丰富的，某些形式的行动没有了，但另外一些形式的行动会发生和发展，行动没有，也不会消失。
八月初，数十名老中青几代妇女NGO工作者和妇女权益推动者举行了 “北京再出发”的纪念联合国95世妇会20周年民间论坛。当年，开放的中国在迎接世妇会时拥抱了NGO的理念，鼓励和支持妇女结成NGO。现在，国家应该同样重视NGO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看到NGO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上的积极作用。20年后，我们再出发，应该走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