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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谈论贫困和妇女问题时,他们在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2015年6月29日、30日,我代表中国民俗摄影协会出席了在巴黎教科文组织总部举行的第四届教科文组织官方合作伙伴非政府组织国际论坛。(中国民俗摄影协会系2015-2016年度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络委员会全球十个委员之一,此论坛正是由联络委员会与教科文组织秘书处共同举办。)本次NGO论坛的主题是“女性在对抗贫穷中的作用”(The Role of Women in Fighting Poverty)。女性问题并不是我所在组织的工作领域,然而作为非政府组织大家庭中的一员,尤其是本人身为一名女性,对此议题亦充满了浓厚兴趣。论坛中的积极参与者多是妇女领域有着常年实践经验的国际性非政府组织,此外也有各领域的NGO代表、教科文组织成员国代表以及一些学者、经济领域专家。

       首先,有必要对此议题的背景做出一定解释。为什么要把女性在对抗贫困中的作用单独拿出来讨论?答案是:在性别比例基础上,女性受贫困问题所困扰的确是不成比例的。根据联合国报告,世界上70%的贫困人口是女性,每日生活费不足1美元的全球15亿极度贫困人口中,大多数是女性。在最为贫弱的女性中,我们能够找到不少类型,比如:单身母亲、年迈女性、种族歧视受害女性、边远地区女性、自然灾害受害女性、冲突地区女性以及性暴力受害女性等等。我们可以把女性贫困比例一直高于男性这一现象概括为“女性恶化因素”以及“贫困的女性化”,而在一些地区还伴随着倒退和恶化的情况。今年3月9日,联合国妇女地位联合委员会(CSW)第59届会议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其主要议题正是纪念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通过《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二十周年。同时,各方高度关注的《2015年后发展议程》即将制定出台。在此背景下,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均有责任在确认过去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厘清还存在的目标鸿沟,尤其是针对最紧迫的议题,再次游说和敦促各国政府。具体到女性问题,就是要努力证明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必然依赖于男性和女性的平等参与,消除那些女性在实践她们全部权利以及剥夺她们为全球和地区发展做出贡献的权利中还存在的现实障碍。

       两天的论坛传达的核心信息即:女性既是贫困的受害者,也正是改变的主体。当然,这绝不是指,单靠贫弱女性自身就足以改变贫困境遇,而两天来出现最频繁的字眼-“赋权”(Empowerment)很好地说明了各方参与的重要性。论坛日程内容包括两个主题工作会议:“女童教育:对抗贫困的关键因素”和“女性反暴力斗争:对抗贫困的关键因素”; 两场主题讨论:“女性赋权及对经济领域的贡献”和“再激发对抗贫困斗争”;各妇女组织代表和专家的主题演讲、案例和经验分享;以及教科文代表介绍其在促进性别平等方面的承诺及与各方的合作等等。

       虽然那些处于大面积极度贫困,尤其是战争或后冲突地区的女性状况似乎距离我们较遥远,然而通过这个论坛所看到的一幅全球女性状况的图景还是十足令人震惊的。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一员,我国绝对数量巨大的贫弱女性也正是这一世界图景中的一部分。我们可能还记得1995年于北京召开的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次大会的重要意义毋庸置疑。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些关于贫困问题的重要文件和报告中,女性问题多被忽略,而在第四次世妇大会中所通过的《北京宣言》中,各方确认,性别平等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核心问题之一。在此次论坛中,教科文组织代表特别重温了《北京宣言》的第26条和第35条,即“26.促进妇女经济独立,包括就业,并通过经济结构的变革针对贫穷的结构性原因,以消除妇女持续且日益沉重的贫困负担,确保所有妇女、包括农村地区的妇女作为必不可少的发展推动者,能平等地获得生产资源、机会和公共服务”;“35.确保妇女有平等机会取得经济资源,包括土地、信贷、科技、职业培训、信息、通讯和市场,作为进一步提高妇女和女童地位并赋予她们权力和能力的手段,包括特别是以国际合作方式,增强她们享有平等机会取得这些资源的利益的能力”。当我们检视20年后的今天,虽然在一些方面有着积极改善,但总体上,女性贫困化问题仍然十分严峻,甚至有许多研究指出,我们正在走倒退之路。论坛中所多次提及的一些数据和事实也许可再次唤起我们对性别平等与贫困问题的关注与重视:

 

1. 在全球贫困人口中70%是女性,她们贡献的工作时间占总人口工作时间的70%,收入仅占10%,在发展中国家中尤为严重;

2.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的数据,全球8.5亿贫困人口中,农业人口中43%是女性,然而绝大部分土地等财产所有权属于男性;

3. 全球存在着3千万“消失的女性”;

4. 在99%的发展中国家中,每一分钟都有一位女性在分娩中死亡;

5. 性别暴力(Gender-based Violence)问题依然严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3年数据,全球35%的女性曾经遭受性暴力;15岁以下女童和年轻女性中,每5人中有1人遭受性侵犯;

6. 全球仍然有5亿女性文盲,这一数字20年来没有改变。

 

       此外,经济学家一直试图将女性对家庭的贡献等无偿劳动进行量化,纳入GDP的计算中,至今虽有一些成果,总体成效并不显著,然而社会对妇女无偿家务这些“隐形的贡献”予以承认、国家和社会对于她们给予一定方式的补偿将是极有价值的。

       虽然论坛期间不少讨论算是妇女问题领域“老生常谈”的话题,但对于可持续发展问题利益相关者的我们每一个人,反复的强调与确认是十分必要的。正如论坛期间,来自发展与和平文化间网络组织(Intercultural Network for Development and Peace, INDP)的专家提及,虽然多数NGO声称不参与政治,但战略维度的认知非常重要,即要明确“你们究竟期待什么样的变化?”,换言之,即要具有“改变的愿景(Vision of Change)”。以下分享一些主要观点和信息:

 

1. 贫困问题是多维度的,尤其是女性贫困问题,有着精神的、社会的、文化的、经济的、政治的等多维度因素,改变途径也应是全方位的;

2. 赋权是综合性事业,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各国政府的、民间社会的、经济领域的、媒体各方面的全体参与。赋权事业中除了争取列入各国法律或政策中的条款和措施外,还应包括:加强对男性的教育;将男性纳入女权运动中;女性对她们所生育的男性子孙承担起性别平等教育的责任等等,这些是民间社会需要特别努力的工作方向。《北京行动纲领》所明确的“性别问题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 仍应作为提高性别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予以强调,即必须确保两性平等是一切经济社会发展领域的首要目标;

3. 教育是妇女赋权最实质的方式之一。在促进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和千年发展目标(MDG)中,必须将实现性别平等作为一项优先事项。只有对全球人口的一半赋权,才能实现未来可持续发展。教科文组织一直倡导和推动的“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是妇女教育赋权的重要方法。在新的信息时代中,网络在线学习可以为支持女性教育发挥重要作用。

4. 性别暴力与贫困的关联非常之大。贫困本身即暴力,而早婚、逼婚、卖淫、妇女成为战争武器等皆属性别暴力的表现。在一些NGO的协助下,一些地方的女性性别暴力受害者结成互助小组,取得卓有成效的成绩,这也印证了,女性是她们自身遭遇最好的专家。

5. 发展女性领导力以及加强女性职业发展是对抗贫困的主要支柱。要认识到女性从事科学职业的瓶颈,一方面是对高等教育的获取障碍,另一方面是各种文化障碍所致的早婚等因素。女性参与研究性工作对于妇女赋权,特别是女性参与公共政策的议程设定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6. 妇女经济赋权需要付出更多努力。即使是在许多发达国家,多数女性仍然承担着双重负担,一份有偿工作与一份不被承认的劳动。同时,使妇女的非正式劳动转为正式劳动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许多国家具体情况不尽一样。然而,总体而言,从政府的角度,需要对女性退休金权、遗产权等方面进行法律和政策的赋权确认;从社会角度,需要努力使妇女的“隐形”劳动转变成为“可见”劳动;从经济领域角度,需要加强包括对贫困妇女提供小额信贷在内的一些方式推动她们的职业发展,在一些国家或地区这意味着还要推动银行系统对女性取得信贷资质的平权工作(在许多贫困地区,男性可以较轻易地取得小额信贷权,而女性则需要男性作为担保人,其根源往往在于大多数女性并没有获得与男性平等的遗产权);从家庭角度,作为父亲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联合国等机构所发起的一些倡议和行动需要更为广泛的关注与参与,例如“他为她(He for She)” 行动、“民主始于家庭(Democracy starts at home)”行动等等。

7. 对于妇女领域NGO来说,维权总是尤为重要,需要继续敦促各国政府执行其承诺。

8. 在性别平等问题上,媒体的功能巨大,它的正面促进作用与对女性成规陋见的反面带动作用均十分显著。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媒体性别问题敏感认识指标(GSIM)》中有许多可供各组织参考的具体识别与应对方式。

 

       在此次论坛期间,最令我感兴趣的莫过于各组织的实际工作案例。以下列举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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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国际慈善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arities,AIC)发起了一项“负责任的父亲(Responsible Fatherhood)”宣传教育活动,通过一个父亲持奶瓶喂养孩子主题的获奖摄影作品进行广泛宣传,让社会对父亲在家庭中的作用增强敏感性,唤起对父亲遗弃家庭这一问题的意识(有些类似于我国“希望工程”中广泛运用“大眼睛女孩”摄影作品作为宣导方式);

2. 在全球130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超过9万名会员的国际职业妇女组织(Soroptimist International)于2013年-2015年在赞比亚、斐济等国家的妇女中实施“用太阳能看见,用太阳能做饭”(See Solar, Cook Solar)项目,通过提供太阳能灯具和厨具使当地贫困女性在天黑后还能学习和工作、节约收集燃料所占用时间并脱离一些暴力风险、增加工作机会并减少烧伤以及罹患呼吸道疾病的危险。(根据调查显示,全球人口中的四分之一不能获取稳定的电源,而他们中的70%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妇女和女童。她们中的不少人仍依赖煤油等易致毒性燃料来照明和烹饪。

3. 新人道组织(New Humanity)于2013年起通过其埃及合作伙伴在当地一个最贫困的地区Shubra开展“女性:和平的教育者”项目,通过向90位年轻女性教授烹饪、制作竹篮等劳动技能,使她们逐渐获得经济独立,项目同时训练她们的社会责任和义务意识、开展健康和心理教育等活动和游戏、每年组织她们2个多月的文化旅行、纳入当地传统手工艺人志愿教授她们绿色打印等技能。如今该项目的第一批女性已经获得环保工艺的新技能,最重要的是,她们认识到自己可以是施予者,而不仅是受惠者,一些女性甚至开始帮助更加贫弱的女性。项目后来还获得埃及环保部门的认可,并作为成功案例在埃及的NGO中广为推广。

4. 成立于1928年,在全球144个国家拥有分支机构的世界女童军协会(World Association of Girl Guides and Girl Scouts,WAGGGS)在全球发起的“反暴力之声”(Voice against Violence)运动,旨在将针对女童的反暴力声音从“默默低语”改变为“大声言出”,目标在于在超过100个国家、覆盖3000万人口的社会中打破“对暴力的沉默”文化。其5个支柱性手段包括:全球意识行动、教育项目、研究和政策制定、游说以及国家/社区行动。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与联合国妇女署、性别暴力问题专家等共同开发的非正式教育课程,预计全球500万儿童和青年将参与其中。此课程的特点在于将25岁以下青少年(包括男性与女性的共同参与)划分成5至7岁幼年、7至11岁少年、12至16岁中等青年及17至25岁较长青年四个年龄组,通过6周或更长的时间,针对不同年龄段邀请参与者进行 “启动、识别、思考、说出、支持、行动”6个阶段的参与式学习。学习目标在于使参与者认识到他们拥有生活在无暴力和无歧视世界中的权力、识别各种形式的暴力、在自身生活以及他们所生活的社区中能够说出暴力,并获得采取相应行动以预防暴力的技能与信心。WAGGGS开发的这套课程包括针对援助者的指导手册,其中包括一系列的工具、事实陈列以及项目执行指南。各国为儿童和年轻人开展服务的任何组织均可联系stoptheviolence@wagggs.org,并申请免费使用,而WAGGGS组织本身则提供专业指导,确保实施方能够安全、有效地使用这一课程。此外,WAGGGS还有例如针对14岁以上女性,核心理念在于“看见改变、计划改变、成为改变、做出改变、分享改变”的女性社区行动,是一个针对女性领导力训练的项目。

5. 在教科文组织目前与NGO合作的项目中,20%的项目与性别平等有关,例如:加勒比海小岛屿性别平等企业计划;阿根廷女性参与科学、工程领域行动,即通过3000多全球女性工程家的参与,鼓励女性掌握计算机的运用;世界音乐理事会的“新声音、新听众”项目;世界广播协会的“反暴力之声”项目等等。

 

       作为一位来自中国的普通观察者,我对此次论坛的个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些发展了几十年甚至近百年的国际妇女领域非政府组织通过他们的专业能力和实践经验,往往能够把宏大的、看似遥远但实则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发展战略目标(例如千年发展目标、2015年后发展议程)与其组织的具体项目紧密结合,并设计出一套套较为完善的实践工具。一些看似行动性的项目并非只是我们通常所感知的一个口号,而是包含了诸多具体措施、课程开发、行动指南、评估手段、监测执行、绩效考评在内的全方位实操型行动。这些较大的国际妇女非政府组织往往在全球多数国家设有加盟组织或者通过合作的方式支持大量草根组织在实地开展行动。反之,不少国家的妇女领域非政府组织通过与联合国系统等政府间机构合作,参与全球、地区范围内重大妇女议题议程设置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再通过联合国系统影响各成员国政府。一些国际妇女组织在非洲地区常年应对诸如防止“早婚”、消除“女性割礼”等等涉及政治、宗教信仰、文化冲突的棘手问题,对NGO如何有效的开展维权行动,甚至争取将政府纳入非政府组织的行动中逐渐形成一些实用有效的指南工具,也许可以成为我国民间妇女组织的参考。而一些在全球具有普遍性的妇女赋权问题,如经济赋权、教育赋权、与媒体开展合作等,这些组织的具体经验也是可以拿来参考与借鉴的。

       最后,简要介绍一下教科文组织在在性别平等问题上的作用和正在开展的有关工作。教科文组织是联合国系统内最早将“性别平等”列入其优先工作领域的机构。对照《北京行动纲领》,教科文组织在性别平等问题上主要负责的方向是与女性教育有关的六项战略目标:确保教育的平等获取;消除妇女文盲、改善妇女职业训练、对科学、技术、持续教育的获取;推动非歧视教育和培训;为教育改革分配充足的资源并监督其执行;促进女童和妇女终身教育和培训。其现阶段战略性纲领为《教科文组织性别平等优先行动计划(2014-2021年)》(可以在官网上下载中文版),其中对教育、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文化、传播和信息五大重大计划进行了具体的规划,每个重大计划都包括对每项预期成果的绩效指标、基线和基准设定。目前,正在进行的重大计划为2011年发起的女童与妇女全球伙伴关系“更好的生活,更好的未来(Better life, Better Future)”,重点项目包括:2013年与马拉拉基金发起的促进巴基斯坦女童教育权项目;2014年发起,在中国海航的5年捐助下,开展针对亚非欠发达地区扩大青少年女性教育获取权、女性持续教育、反校园性别暴力项目;2015年发起,与联合国妇女署、联合国人口基金、世界银行合作,针对亚非地区“通过教育向未成年女性赋权”的联合项目。各国的非政府组织亦可通过其官网www.unesco.org/new/better-life-better-future获取关于如何参与这些项目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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