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蒲实
专访人物：易卜拉欣·塞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副执行主任）
来北京前，易卜拉欣·塞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察了三天，了解让塔克拉玛干沙漠重生的抗荒漠化和植树造林的进展。塞奥出生在撒哈拉沙漠里的毛里塔尼亚，在进入联合国前，他曾是毛里塔尼亚农村负责森林与抗荒漠化的地方官员。“在毛里塔尼亚，人们的生活如此依赖于自然。只要上游的森林衰退，下游的人很快就只能喝脏水。如果没有土壤的保护，游牧群体就没有动物放牧的场所”。在许多撒哈拉沙漠里的农业国家，“GDP的增长与降雨量的丰沛与否有很强的关联”。毛里塔尼亚是一个曾经发生过严重饥荒的地方，他的工作就曾包括向人们分配赖以生存的必须食品。塞奥对已经全球化的世界的理解，依旧根植于西非社会与大自然所形成的直接关系。“即使GDP已经增长了许多，今天，那里的自然环境依然是异常脆弱的。贫穷的农业国家，经济总是与本地的农业产出紧密相联，不像工业国，可以从别的国家购买农产品”。
塞奥很喜欢使用“美丽”来谈论一些事物。在他看来，撒哈拉沙漠的生活最美好的地方，在于“人们仅使用很少很少的资源，就可以生存下去”。“在大多数撒哈拉国家，人们平均每天仅使用10-15升水，就能够过正常而体面的生活。而在美国和加拿大，人们需要使用60升的水”。在他看来，被精挑细选的超市扔掉的“品相不佳”的水果与蔬菜，也是美的。“丑陋的胡萝卜才是真正的奢侈品——它们那样可爱，为什么要被扔掉”?消费主义的问题是，“通过宣传，有人来决定，只有那5厘米的胡萝卜是好的。可是，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定”?在他看来，撒哈拉沙漠中传统的、土生土长的建筑也是美丽的。“用粘土垒成的圆柱体形状的房屋，冬暖夏凉，在寒冷的冬季，不需要任何的采暖设施就能很舒服;在炎热的夏季，室内非常凉快。现代文明带来了钢筋混凝土与玻璃的豪华大宅，但却增加了各种电力与供暖的能耗”。塞奥赞赏仿生学技术和设计在各个领域的应用。他去德国，看到“被动屋”。德国与瑞典的建筑师从中国长江以南不安装供暖设备的住宅带回经验，“不用电与加热器，就能舒适的居住。这才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不消费任何不必须的东西”。
对塞奥来说，他愿意为商品背后的东西付出更高的价格：“我需要商品更多的信息：如果它是公平贸易的产物，没有破坏环境，也没有使用任何童工，尊重所有的相关法律，我愿意用更高的价格购买表面上相同质量的商品，因为我有清晰的良知，我希望我购买的东西是干净与恰当的”。在他多年的生态管理职业生涯中，“大自然是被作为最主要的商品和服务提供者来对待的，具有经济学上的重要意义——比如，保护森林，让树的价值比砍伐后的价值能持续得更久;保护海岸，以保持它们的美，使休闲度假的人能够享受旅游资源”。“我们时常忘记，很多根本的商品与服务，是由大自然来提供的。实际上，生态环境是为全人类提供公共服务的一种特殊资产，也是构成人类消费对象的关键要素之一”。传统消费主义最大的问题也许是，在它使资本主义体系运转起来的经济平衡等式中，并没有对大自然的“资本”进行过正确的估价。生态经济学家们反对消费主义最根本的论点之一，就是消费经济学将地球不可替代的资本(自然资源)视为了收入，这是理论上毁灭性的错误。
20世纪初期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出现了生产过剩——商品太多，消费者太少，最终导致了大萧条。工业界找到了解决方案：消费主义。在斯图尔特•艾文(Stuart Ewen)的《意识的首领》(Captains of Consciousness)一书中，他写道：“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消费主义，对大众工业市场价值的大众参与，是公司生存的激进工具”，“广告越来越精细复杂和无处不在，其本质就是宣扬消费主义”。消费主义被认为对资本主义的繁荣和公司的生存至关重要。早在19世纪末期，经济学家托斯丹•邦德•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就在他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观察到消费社会的运行模式：在工作的人与剥削他人工作的人之间，存在着根本的社会分裂，后者逐渐成为“有闲阶级”，专注于炫耀性消费;大规模的生产将使休闲的外部标志普遍化，有闲阶级最终把劳动阶级也卷入到对地位标识无穷无尽的追逐中。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政府对消费主义的支持，通过将“国内生产总值”(GDP)纳入国家的首要经济衡量标准而正式化，“消费者”这个词，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政府文件中。1955年，经济学家维克多•勒波(Victor Lebow)写道：“我们巨量生产的经济要求我们将消费作为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将购买和使用商品作为我们的仪式，我们在消费中寻求精神满足和自我的满足。我们需要消费东西，烧掉东西，磨损东西，替代东西，以越来越快的频率抛弃东西”。传统的消费主义通过经济学理论、GDP指标和文化含义等系统性地嵌入到国家经济体系。今天，在美国，消费支出占了GDP的70%左右，在中国等国家，消费则贡献了GDP的50%。
然而，GDP的局限性，在生态经济主义者看来，缺陷是明显的。塞奥的价格体系中，包含着环境成本的投入与产出问题，即生态消费的核算，但这在以GDP作为经济指标的经济体中，是不存在的。可持续消费核算引入生态环境的计量成果，调整GDP核算。例如，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制度的SEEA(System of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Accounting)元素用货币量计入，将非生产自然资产的使用作为附加的费用并入生产列中，即得出生态环境调整的EDP(Environmental Domestic Product，国内环境生产总值)。生态环境的破坏意味着环境这一特殊资产的流失，进而意味着实际GDP在流失，即实际GDP=名义GDP-环境资产流失，或实际GDP=名义GDP+环境资产增值，而实际GDP的流失最终导致的是人们福利的流失和消费质量受到损害。确立国家生态消费核算政策，需以国家尽早实施EDP核算为前提。从EDP核算中反映可持续消费的状况与趋势，可采用支出法，根据EDP=最终消费+经济资产的积累+生态折旧(自然环境的耗减)，对最终消费=EDP-(经济资产的积累+生态折旧)进行计算。
采访塞奥的时候，他与我都有担心。他说，他担心没有多少人愿意关注可持续消费和生活方式这样的话题，而我则担心，这样的话题最终会流于口号式的道德说教。试图解决经济萧条所产生的消费主义并没有其他的替代路径来解决原初的体系问题。当被问到可持续消费是否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发生矛盾，以及如何变革它时，塞奥并没有给予我直面的回答。他只是说，“我们从影响购买者与消费者开始，来影响消费主义与生活方式。每一次购买行为，无论是来自个人、政府和企业，都会产生经济、健康、环境和社会方面的影响，进而影响我们的国家。首先要做的，是将可持续消费的理念根植于人们心中”。这不是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回答。按照广义价值规律的要求，可持续消费应该综合运用税收、信贷、价格、核算、保险等经济手段与法律工具，调控生态型消费主体行为，而这一切都远未成为制度。正如美国学者艾伦·杜宁指出的：“通过道德的接纳来降低消费者社会的消费水平，减少其他方面的物质欲望，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建议，尽管它与几百年的潮流相抵触，然而它可能又是惟一选择”。如今，人类正在使用相当于1.5个地球的资源来维持自己的生活。如果目前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保持不变，随着人口的持续增长，到2030年人类将需要两个地球的资源才得以满足需求。到2050年，人类每年消耗约1400亿吨矿物，矿石，化石燃料和生物质 ——3倍于目前的数量 —— 除非经济发展不再以大量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目前，全球60%的生态系统已经退化，甚至消失殆尽。预计到2030年，全球的中产阶级消费者将达30亿，如果“旧有消费模式”维持不变，更多的自然资源将永久性的消失不见。可持续消费最根本的问题也许也是，如此紧迫的生态危机，与灾国家层面难以建树替代消费社会的经济体系的矛盾。
一切都正在慢慢发生中。在北京，塞奥见到了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与环保部的中国-东盟环境保护合作中心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谈到了可再生能源的合作。“我们与纽伦堡和法兰克福合作，去年发布了一篇报告，全世界有2700亿美元的资金投向了可再生能源，其中840亿美元投在中国，中国的可持续能源投资占了世界的1/3。过去10到15年中，可再生能源的技术进步，使得其成本则降低了40%。而可再生能源的技术使用得越多，成本也就越低”。随后，他拜访了发改委和亚投行，寻求“一带一路”中国家层面的环境保护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