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民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
2015年1月5日至6日，第二届东西方慈善论坛在美国夏威夷火奴鲁鲁举行，本届论坛以“战略慈善与影响力”为主题，探讨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转换、慈善事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时期，全球慈善家如何通过中美战略慈善创新、公益领导力建设、家族慈善传承、公益教育等方面加强合作，通过中美战略慈善资源最大化利用，为推动中美及全球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贡献力量。美国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福特基金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全球慈善家协会、简及马克·内桑森家族基金会、硅谷社会创投基金等慈善家、投资家代表和中国老牛基金会、河仁慈善基金会、壹基金公益基金会、华民慈善基金会、燕宝慈善基金会、华福慈善基金会等代表出席了论坛会议。论坛得到了夏威夷州政府、美国东西方中心、美国国会参议员布莱恩·夏慈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总统家族成员、和平种子计划创始人玛娅·苏托洛—吴的支持，玛娅出席会议并就“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慈善合作的使命”发表了主旨演讲。
应论坛主办方邀请，华民慈善基金会一行三人出席了论坛。我应邀在论坛多个议题环节上做了发言，同时在会后的座谈、交流包括茶歇、酒会及用餐时的交流中，就共同讨论的中美战略慈善发展、影响力投资，特别是美方成员多次谈到的中美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交换看法，提出了从“协同慈善”到“协同共享”的理念与观点。有关讨论、交流纪要如下：
1致敬理查德·洛克菲勒先生
理查德·洛克菲勒先生是洛克菲勒家族慈善基金会重要掌门人，是一位著名的慈善医师，一位享誉全球的杰出的慈善家，中美东西方慈善论坛的主要倡导者、支持者和第一届论坛的重要主持人。去年6月13日不幸离世。对他的不幸离世，我代表我的家属和朋友们表示最深沉的怀念，也对洛克菲勒家族对全球慈善的贡献表示深深的敬意。洛克菲勒家族对我们这一代慈善人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这几年的交往中，我们也确实学到了许多东西。
卢德之博士与理查德·洛克菲勒
理查德跟我本人也是很好的朋友。我刚才看到投影屏幕上的一张照片，那是2012年我们一起在华民慈善基金会的四合院里照的。那一天，洛克菲勒家族到华民慈善基金会进行交流的时候，我还把我的《资本精神》一书送给了他。之后，我们一直保持沟通，交换看法，给我鼓舞很大。他认为，资本精神这个提法对当下的中国，乃至人类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同时，他在许多方面包括在转基因领域、医疗领域的一些理念和看法，给我很多启发。他不幸去世的消息传到中国，我们整个家族都很悲痛，我派我的女儿作为我的代表到美国参加了他的悼念活动。今天，我们在这里开这样一个论坛，有这么一个隆重的致敬环节，引发我更多的思考。洛克菲勒家族对于转型时期的中国家族发展来说，有很好的指导意义。中国有很多家族，有经济家族、文化家族，也有政治家族，但是，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许多家族的使命感不强，比如说财富家族，他们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承担得不够，以致有“富不过三代”这样的俗语留传下来。洛克菲勒家族对人类发展贡献的经验，家族传承的方式与方法，对中国当下的财富家族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我们应该努力学习他们的经验，而且应该把一百多年来洛克菲勒家族当作我们的一面镜子，并且用我们中国式的发展方法，让财富家族在中国很好地成长起来，让中国的财富家族真正承担起对中国发展与人类进步的历史使命与责任。
2我所理解的社会影响力投资
这次论坛的主题是“战略慈善与影响力”。显然，主办者是想把慈善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其实，对这个问题，我也思考了很久。2014年，中美慈善战略工作坊在中国北京大学举办的时候，我在论坛上做了一个主旨演讲，题目叫“让资本走向共享”。我认为，不管以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来做标志，不管是哪个主义，本质上看，人类社会发展都会受到两个关系的制约：一个是少数人与多数人的关系，另一个是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这是两种特别重要的关系。怎么让资本为多数人服务，一直是全人类都要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比如，传统的社会主义更多地比较多看重多数人，但是本然的又不太那么重视资本。我们后来搞的那种社会主义又并不是马克思当年所说的社会主义，所以对资本天生地就有一种陌生感。传统资本主义对资本是非常熟悉的，天然地又非常强调效率，却对多数人没有深刻的认识。可是，世界发展到今天，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还是传统的社会主义，都需要推动制度创新，需要走向一个共同的未来，那就是走向共享。怎么走向共享？由于文化传统不同、发展阶段和社会制度也不同，我认为其中就有一个协同的问题，或者说一个“协同共享”的问题。总之，共享一定是人类一个共同的方向与目标。
说到影响力的问题，我首先要追问的是，什么是影响力呢？最近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打苍蝇的照片发表后影响很大，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力。如果说，我卢德之打苍蝇肯定不是什么影响力。媒体把奥巴马总统在白宫打苍蝇的照片报道出来，让人们感到奥巴马总统是一个平民总统，可亲可爱，这就达到了凝聚人心的目的，这就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影响力。这种行为通过媒体报道，就成了一种影响力投资形式。
那么，究竟什么是影响力投资呢？这是洛克菲勒家族提出来的一个伟大的概念，在中国也不陌生，这些年讨论得也很多了。无论是说双重底线投资，还是可持续发展，在中国慈善界和学界都不陌生。但是，到底怎么来确定边界呢？确实好像也不那么清晰。我认为，任何一项投资，都具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二重性，只不过有的投资经济价值大、社会价值也大，有的投资经济价值大、社会价值少，有的投资则社会价值大、经济价值少。凡是经济价值大的投资，不管社会价值大不大，都是一般商人的事，我们大可不必劳神，那只看不见的市场经济的手会发挥作用。我理解的社会影响力投资，主要还是社会价值大、经济价值少，但是又能保证这项投资能够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这种投资应当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而且更应该是针对具体的某类人或者说社会底层人士，或者是针对某一项具体事情的投资，比如大灾救治、养老扶助等。所以，影响力投资应该有边界，而且更多地是从社会层面上来说的。
会议期间，我先后同美国梅普尔顿投资控股公司董事长马克·内桑森先生、硅谷社会创投基金总裁兰斯·弗斯先生、香港永隆银行有限公司董事长兼壹基金理事长马蔚华先生、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先生等就社会影响力投资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讨论。我认为，东西方在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的路径也存在差异。在西方，社会影响力投资主要是由经济界发起、公益慈善界再参与进来的投资形式，许多情况下又是“二位一体”的。在中国，却被倒过来了。公益慈善界的人士勇气可嘉，但力量有限。而且，我不太主张目前用慈善资金去引领商业投资。为什么呢？第一，目前，中国国内对慈善与商业关系的认识不清晰、不一致，容易引发社会上的误解；第二，目前政策方面的障碍太多，不突破障碍，就很难推动社会影响力投资；第三，基金会的力量还很弱，还不能像美国一些大基金会那样去进行社会影响力投资。
同时，我认为，社会影响力投资首先应该是富人的一种行为，是有钱人发起的一件事，或者说是有钱人去做，而且能做得更多的事。换句话来说就是，社会影响力投资必须有富人的自觉参与、甚至主导才可能成功。如果不懂投资，也没有获得第一桶金的人，一般就不要去做影响力投资。如果硬要去做影响力投资，那可能害人害己。所以，我一直不主张一般人去做影响力投资，而希望有投资能力的人，还有成长起来以后的基金会等去做影响力投资。他们有投资能力，也有投资基础。与此同时，还有一件大事，就是政府应当为影响力投资提供一些好政策和一个好环境，特别要从市场的角度提供一些政策机制，包括长期贷款政策、税收政策、交易平台建设等，为影响力投资提供一个好的支持。华民慈善基金会正在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探索社会影响力投资，比如对深圳残友集团的支持与合作，帮助更多的残疾人实现就业的愿望，帮助他们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成效比较明显。同时，我们在养老领域也在做一些新的思考、研究与布局，期待有一些新的突破。
这两天的会，我认为开得很好。莫里森总裁和王振耀院长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论坛的题目出得很好——战略慈善与影响力。关于战略慈善的问题，我认为，讨论了两个战略：一是中国慈善发展应该是怎样的战略；二是中美慈善合作应该是怎么样的战略。关于中国现代慈善战略，到现在还是不很清晰。为什么呢？因为时间太短了。我们可以请美国的慈善家帮助我们一起来推动中国的现代慈善战略。
中国现代慈善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战略呢？我认为，首先必须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近两年来，中国一直在打“老虎”，而且是一窝一窝地打，不但打老虎，而且打老虎的老婆、弟弟、儿子，还要打那些养老虎的人。依法办案，他们都该打。这种现象在当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也不曾发生过。为什么出现那么多老虎呢？为什么打倒一个老虎，就带出那么多该查的人来呢？这是一个反面的现象。一个正面的情况是，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家里清理得干干净净，他的家人或亲属正常开设的公司也都彻底关闭了。这说明了什么呢？我由此想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必须打破的问题。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些糟粕，而且起到了很坏的作用。这种糟粕文化已经有很长的历史，有的有二千多年历史了。历史上，一些有财富的人慢慢地变成了“财阀”，他们有了钱就想做官，就拿钱去买一个官。当了官后，混迹政界，慢慢就演变成了“政阀”。当了政阀，就会不断保全自己和家族的既得利益，便会去买一些武装，也就成了“军阀”。这么几种力量，就是财阀、政阀、军阀的力量在皇帝统摄下，不断地交集，有时合作，有时互相对抗，互相转化，而且常常是一拨一拨地转变，比如一拨人上来后就把前一拨人推翻，循环反复，本质上没有多少改变。而且这种循环时间很长，前后循环了二千多年。一直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才结束了中国的皇帝统治。孙中山虽然把帝制推翻了，但没有把上面说的那三种人推翻，所以后来他也没有办法干下去了。他虽然是先行者，但他的后人变化很大，都到美国去了，都移民走了。后来，毛泽东发挥了革命的作用，打破了传统的历史周期律。但是打破以后，并没有很快地让人民过上很好的日子，他使用的方法也存在问题。一直到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老百姓的日子好过了，但我们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人的后代们，比如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们都到国外了，不在国内了。我总是在想，如果不彻底打破和清算所谓的历史周期律，中国政府以后有一天很可能就只需要干两件事了：一是反腐，一是扶贫。为什么呢？社会财富发展了，但富一批人后就走一批人，富人把财富带走，留下的是贫困，政府也只能做一个慈善政府了。明确一点说，如果打不破这种历史循环性，有一天中国政府会真的变成一个慈善政府了。当然，这是我的一种担忧，我相信那一天并不会到来！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我认为，要打破这种历史周期律，应当有两个东西：一是要靠强有力的领导人，要靠民主与法治；二是要靠现代慈善，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现代慈善制度。更深入地想，或者说从战略上考虑，就必须考虑几个方面：首先，要把后门堵住，比如遗产税制度、高消费税制度、财产转移税制度、捐赠税制度等等，这些制度可以请美国朋友做老师。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外来的和尚好念经，我们希望把你们美国这些外来的和尚请到中国去念经，帮助我们把后门堵住。其次，要打开前门。堵住了后门，前门就一定要打开。比如迅速地建立起大额捐赠制度、公益信托制度、家族基金会制度，比如鼓励和发展社会影响力投资，比如对慈善的税收制度等等，还比如对从事慈善的人和家族，从国家的角度给予肯定与褒奖。所以，我认为，中国现代慈善的作用是巨大的，中国现代慈善将可能成为彻底打破传统历史周期律的一种重要力量，或者成为一种强有力的突破口。现代慈善可以通过先进的社会理念与制度，从另一个角度消除所谓“财阀、政阀、军阀”在新形势下可能形成“畸形家族”的家族基础与财富基础，让家族财富真正发挥出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而不再成为家族堕落的财富原因，那才是中国家族基金会发展的福音，也是中国社会进步的时代强音。
上面谈的是中国的战略慈善。还有一个战略慈善，那就是中美战略慈善。中美战略慈善是中美慈善交流与合作必须认真回答的问题。由于中美两国发展阶段不同、国情不同、社会制度也不一样，两国慈善的差异性自然是很大的。美国慈善家现在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创新慈善方式的问题，比如怎么进一步通过慈善活动改变人们的生存方式、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问题。中国的慈善家更多考虑的则是扶贫济困的方式与方法，如何更好地让更多的人共享发展起来的财富，实现脱贫致富的愿望。同时，还需要考虑建立起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现代慈善法律体系，以保障慈善活动的发展与进步。为此，我想把一个词引进到中美慈善发展战略里来，引进来的这个词叫“协同慈善”，那么中美慈善发展战略就应当定位在“协同慈善”上。
这是为什么呢？从上述讨论里，我们就可以冷静地看到，中美战略慈善如果就那么简单地讲交流、讲合作，的确是不太对等的事，关键是两国的差异性实在太大，许多慈善理念与行动还不能在一个平台上说话。不过，有差异就可怕吗？当然不是。那么怎么办呢？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办法就是中美协同合作地从事慈善理论与实践活动，也就是推进“协同慈善”。什么是“协同慈善”呢？我想，“协同慈善”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方面要同向，另一方面补充，第三要促进，第四要合作。所谓同向，就是要有一个走向共享的共同发展目标；所谓补充，就是要相互借鉴各自的优长之处；所谓促进，就是中美现代慈善的互动发展，用中国传统的说法叫“相生”。中美两国之间的战略慈善就应当是这样一种“协同慈善”。这种“协同慈善”涉及到两国的思想、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的交流，更加包括慈善理念、行动，以及慈善专业性、透明度等慈善制度方面的交流、协同与合作。发展中国现代慈善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并拿出具体的措施与方法。
5“协同共享”：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
这次论坛的第一个中心论题就是“新型大国关系与中美慈善合作的使命”，这是一个很好的、立意很高的论题。我们心里都十分清楚，中美关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国际关系。我虽然来自民间，但总是关心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变化。美国东西方中心总裁莫里森先生在为我们接风的自助早餐交谈时，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我说，我对中美关系持审慎乐观态度。
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应当知道，中华文化里就没有侵略的基因，更不是一种侵略文化。你们担心中国发展会对世界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很大。这么多人发展起来，需要许多资源。这一点，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中华民族要发展、要走向现代化是必然的事。中华民族不可能不走向现代化。美国应当更多地考虑把高科技优势拿出来，把那些好的制度优势拿出来，与中华民族的文化优势以及勤劳、简朴、真诚的人格精神结合起来，更好地推进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创造更多的财富总量，财富总量多了以后，你们人均可多分点，你们过惯了好的生活嘛，但你们不能老让我们过差的生活呀。你们还要清楚地看到，中国最不怕什么经济制裁，中国有最广大的市场，有无限的回旋空间。中国也不怕打仗，不怕侵略。从历史上看，每一次外来的侵略都被我们战胜了，有的被同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了。我们的文化也是能够接纳外来文化的。我们更不怕死，从最坏的角度说，也死得起人。
当然，美国现在是老大，我们没有意见，但是你们老大和我们老二之间要搞好关系。搞好关系也需要条件，需要基础。我们支持你们做老大，现在的世界没有你们这个老大还不行；也支持你们做世界警察。重要的是你们要做一个好的警察、一个公正的警察，不能把自己的私利带到世界上，也不能是一个“非法”标准。比如日本，近年来总是说要回到一个正常国家。日本现在为什么是一个不正常的国家，那是因为美国的作用、因为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如果有一天日本成为想要的正常国家，第一个受到报复的将是你们美国人。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过去的中国了。中国有核武器，有经济基础，有更强大的能力了。你们如果把不好的东西放到中国来，你们自己也是跑不掉的，也会受到相应的惩罚。你们要看到，中国学习美国的态度是真诚的，但是美国并不太了解中国。不了解中国，又怎么能够制定出好的政策呢？两国关系没有好的政策，自然就会有问题。
所以，我认为，中美之间的关系也应当是一种“协同共享”的关系。“协同共享”也有四个方面的要素：一方面要同向，另一方面要补充，第三要促进，第四要相互制约。所谓同向，就是要共同向往未来，走向共享；所谓补充，就是要相互借鉴，共同发挥进步作用；所谓促进，就是相互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所谓相互制约，就是相互又爱又恨，你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你。这种“协同共享”的关系既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美国，更有利于世界。同时，这种“协同共享”的关系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趋势，而是一种现实的行为选择了。我们希望中美关系越来越好，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更需要了解中国。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个好的中美关系，美国的发展同样需要一个好的中美关系，世界的发展更需要一个好的中美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好的中美关系既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对此，慈善家的作用仍然是主流的，而不是非主流的；慈善家的活动时空是广阔的，而非狭隘的。“协同共享”需要中美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方面共同发力，否则是不能走向“协同共享”的。作为中国的一位慈善人，我对此充满信心。
6从“协同慈善”到“协同共享”
去年1月1日，我们来到夏威夷开会。第一天早晨，我刚走到树林边，就看到一大群鸟飞走了。我当时就感到，夏威夷的鸟是好鸟，夏威夷的鸟都知道转型了。我们一起床，他们就把空间让给了我们，飞到别的地方去了。今天早晨我又在同一个时间起来，到同一个地方一看，一只鸟也没有。心里有些纳闷，便顺着鸟的叫声走了一里多路，突然发现许多鸟就在一棵大树上，我就在树下学鸟叫了一声。我话音还没有落，哗啦哗啦，鸟粪落下来，洒了我一手的鸟粪！这时我想，夏威夷的鸟虽然是好鸟，但也是不好惹的鸟。我不懂鸟语，却去打扰了他们，洒了鸟粪，不能责怪他们。这说明，人与鸟之间需要沟通，沟通起来是这么困难，也要沟通。那么，人与人之间如果不加强交流，那肯定也是不行的！所以我想，中美慈善家之间需要很好的沟通、需要相互之间的促进，中美关系更需要沟通、交流、发展与提高。中美慈善家之间的深入交流与沟通必将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这也是中美慈善家的使命与荣光！
所以，我的一个基本结论是，如果从慈善人的角度来看中美慈善，那就是追求“协同慈善”；如果从慈善的角度来看中美关系，那也是一种协同关系，叫“协同共享”。我们慈善人既要做好“协同慈善”，更要促进中美关系走向“协同共享”。从总体上看，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处理好了，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公益。这才是中美慈善家寻找的真正的战略慈善。具体怎么行动，则需要大家共同讨论、合作与促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