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来，有关公益市场化、公益道德化的争论屡屡见诸网络。然而，论战各方常常并未完全理解、彻底剖析争辩对手的观点内涵和背后的公益发展脉络。事实上，由于近年公益行业中的话语繁复混乱，同一词汇由不同人表达，真实的语意往往有着巨大的差异。仅以“公益道德化”而论，就可以将 其在不同文章中的语意视为一个光谱，既有孤高傲世的极端道德化，也有坚守公益价值底线的同时追求市场化与效率的道德。而下文中提到的“公益道德化”，同样指的是公益人面对市场和权力的压力与诱惑时对公益价值操守应有的坚持，而非“唯道德论”、完全排斥市场和政府。
在前几天写的《为什么公益人需要有“道德优越感”？》一文中，大雄结合自身公益经验，提出了“公益组织并不低效”、“公益组织是否低效跟道德优越感没有多大关系”、“道德优越感并不必然导致沉溺其中，也可能导致严于律己”、“公益人的道德优越感源于社会对公益的支持不足，是刚需”、“降低公益人道德优越感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捐赠”等一系列观点。本文再次尝试从公益发展的时代背景、公益道德化的历史价值、以及道德化与职业化的关系角度展开论述。
从公益界前辈徐永光先生文章《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中的“中国公益历史分期”说起。徐前辈以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2005年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2012年党的18大召开等事件作为节点划分中国公益历史，不客气地讲，是完全错误的。在大雄看来，这最多算是中国公益相关政策分期，而不是中国公益发展史分期，也很难解释中国公益发展的真实进程。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公益历史分期，以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2008年512地震为节点，是行业共识。不同的划分方式背后，是对公益的两种认识：视自上而下的政策作为公益发展的主线，还是以“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公益行动者作为公益发展的主线——政策和人，哪个应当起决定性作用？
我们应当承认，公益天然具有民间属性，公益发展应当靠民间自发自觉地行动。而政府伸手就错，一“募捐”就会变成新税费，一“推动志愿服务”就会变成新徭役，一“规范管理”就会抑制民间公益的活力——可以说，政府不设置阻力就是对公益最大的助力。如此看来，政策怎么可能成为中国公益发展的主线呢？
公益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是不以少数政策为转移的。如果我们都承认“公益行动者才是公益发展的主体”，就应该努力让政策和资源配合公益人的行动（正如徐前辈多次提到发展公益应该“投资于人”），如果说中国公益真的要“去道德化”，那应当是公益行动者在考量如何才能真正促进公益发展后主动选择的结果，而不是政府或者企业出来说，公益人的道德优越感阻碍了“公益市场化”（是对是错还在争论之中），公益人应当“痛改前非”，顺应大势。
最近这几年，政府、企业都山呼海啸般要支持/进入公益，而且挟资源以令公益，购买社工服务、公益创投、益企跨界合作、“以商业模式解决社会问题”……试图让公益按照行政或市场的逻辑来运作。而公益道德化，却在这股浪潮之中，面对政府和企业设置了一条道德门槛——有人想拿钱出来做公益，对不起，我们觉得你并不是真正为了公益，所以这个钱我们不要；有人想来做公益，对不起，我们觉得你的道德水平达不到做公益的要求，所以你能力再强我们也不收。
在很多人看来，这条道德门槛让公益“自绝于资源”，阻碍了资源的增长，受助群体因而得不到最大范围、最大程度的帮扶，公益人也因而没法提升薪酬，实在罪大恶极。可是，大雄觉得，在一切向权力、向资源看齐的公益时代背景下，这条道德门槛是公益人最后的阵地之一，也是更需要一再强调的。
政府、企业感到的不爽，正是源自于公益人坚守道德阵地时的顽强抵抗。毕竟，公益之于政府、企业，除了合作，更重要的作用在于监督、制衡，企图跟哪一方完全交织在一起，都是违背公益基础知识的。咱朋友归朋友，你如果想突破安全距离，门儿都没有。有时候，外界对“公益道德化”的抨击，打个不那么恰当的比方，好像一个“强行求欢未遂的人”对坚守性自主权利一方的说辞：“何苦要让两个人都不痛快呢？只要你放下道德包袱，就你好我好大家都好！”
其实，面对这样的道德化抨击压力，公益人也可以多点自信。比如我们可以欣喜地发现：只要公益组织不“合作”，政府和企业都没办法单独以公益的形象示人——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另起炉灶做公益，而一定要公益人/公益组织“去道德化”呢？毕竟，公益属于民间，政府有自己该干的事情；企业天生就是以赚钱为重，可以偶尔做些好事，或者支持公益组织长期做好事，但是不可能全身心地以慈悲为怀。既然政府、企业参与公益，多半“另有企图”，公益组织就必须当仁不让，为公益把关。“合作合作，合得来就一起做。”
二、该如何看待中国公益浓厚的道德色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益一直在岩缝中生根发芽，顽强地生长。多少公益人在孤独、匮乏、恐惧中坚守着岗位，在金钱的诱惑、权力的压力下坚守着公益的本心。如果不是基于公益价值观的道德支撑，也就不会有几十年的公益发展。大雄以为，公益环境恶劣，是中国公益的道德色彩较浓的原因。可惜，很多人都把道德色彩较浓理解为公益发展缓慢的原因。
前人的成效不敢说有多显著，但是他们改良了公益的土壤，为我们后来人提供了更高的起点。现在的公益人，经常被问“你全职做公益，那你靠什么养活自己啊？”，可20年前的公益人经常被问的却是“你们是哪个单位的？”，难度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再说薪酬吧，现在已经有不少公益人能够拿到“有尊严的工资”，比10年前好了很多，但这并不是因为政策改良，也不是因为经济发展，更不是因为我们能力比前人更强，而是因为前人长期的努力与坚守，无论成败，都化作了春泥，让公益土壤更加肥沃。如果没有他们，我们还要走他们走过的路，不断试错，不断遭受公众的误解，不断地被视为“反政府组织”……
在友邦公益人士的帮助之下，中国公益人积累了宝贵的本土资源，既有智识资源，也有道德资源。道德资源与智识资源同样重要，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我们还远远没有梳理清楚功过是非，还没有判断清楚社会局势，就急切地要弃“公益道德化”如敝履，这不是公益人应有的态度。
最后，再尝试把大雄的观点阐明一下：政策开明、资源充沛的时候，如果公益的道德色彩依然过于浓烈，阻碍了公众、社会资源合理参与公益的进程，那么“公益减弱道德化”还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在政策、资源环境不好的时候，公益必须靠强烈的“道德化”/“道德优越感”来坚守，来续命，来渡过难关。大雄认为当前公益政策环境是不太友善的（从《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可见一斑），至少也是“不明朗的”（朝令夕改、“雷声大雨点小”已经司空见惯）。在政策、资本、话语的合力下，“公益去道德化”相对容易，可等到想“恢复重建公益道德”，怕就难上加难了！
当然了，不仅外界在喊“公益去道德化”，就连公益行动者自身也在喊“公益去道德化”，尤其是那些觉得有责任推动中国公益发展的前辈以及一些枢纽型公益组织。很多人支持“公益去道德化”，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道德化阻碍了职业化”。职业化才能提升效率。大而言之，职业化才能提升公益的成效，才能对接更多资源发挥公益的价值；小而言之，职业化是公益人提升薪酬的必然路径。
然而，道德化与职业化的消长关系，却很复杂，就连李小云教授也表示有“说不清的纠结”、“理不清的矛盾”。在难以说清的情况下，李小云教授对“公益道德化”的态度是相对温和的。（参见李小云教授文章《关于公益专业化的那些纠结》）
职业化不是自然而然轻松实现的。在企业，强有力的惩罚制度和激励措施，能让员工较快地习得一系列职业规范/技能/经验；职业化提升绩效，进而提高收益。而大多数公益组织规模较小，财力也有限，很难建立起“与薪酬挂钩的绩效管理制度”，虽然不同职位、不同工龄的员工薪资会有差别，但对同一个员工同一段时间而言，基本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坏干好一个样”。由此看来，公益从业人员即使职业化，短期内也很难改善收入，所以员工难以有职业化的动力。另一方面，比起商业行为，公益行动见效较慢，所以职业化也往往不能立竿见影地提升工作成效。根据“贫穷陷阱”的理论（参阅拙作《草根公益能否走出“贫穷陷阱”》），公益行动者更容易选择“率性而为”，而不是努力训练提升职业素养。
当然，道德化有时也会起一定的阻碍作用。很多公益人选择公益，本身是基于对主流社会不认同，所以对职业化（一种重要的主流社会规范）也一并蔑视。我们经常会听到公益人说“做公益最重要的是用心”（不是用技能）之类的话。过于强调道德因素，让很多公益人无意于提升技能。
然而，道德化并不必然阻碍职业化。甚至从理论上讲，道德化是职业化的源动力。
马克斯·韦伯的经典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三联书店，1987，于晓、陈维纲等译），主体就是在论述“道德（新教伦理）与职业化（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
说到这里，有人可能会大跌眼镜——韦伯的名著竟然论述了职业化，但其实，“职业化”一词确实源于宗教改革。“职业”（德语Beruf，英语Calling）这个词，原本专指“天职”（p.58），即上帝交付的使命，由神职人员专享。书中提出，宗教道德有两大基石：敬畏上帝，克制欲望。宗教改革通过教义的再解释，让教徒们将在世俗中谋生、获取劳动报酬视为上帝的恩宠和祝福。而新教徒通过心无旁骛地工作，完成上帝的旨意，从而获得灵魂的救赎。另一方面，职业化劳动也完全符合宗教“禁欲主义”的诉求。只要新教徒一门心思地操持职业，在规定的时间做规定的事情，连每天几点几分上厕所、几点几分陪子女说话，每周几点几分去教堂、几点几分去哪里聚会都计划详实且严格遵守的话，也就根本没有纵情声色的时间。
由此看来，职业化的初衷，源于更高的道德要求，是为了更好地敬畏上帝（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和克制欲望（断除了产生欲念、受到诱惑的机会），从“自然状态”进入“理性状态”——职业化劳动更像是在修行/苦行。职业化本身是具有极强的道德色彩的，可能比今天的中国公益的道德色彩还要浓厚。韦伯甚至断言，很多人支持宗教改革，并不是抱怨教会对个人生活监督过多过紧，而是抱怨教会对个人生活监督太少太松，也就是说，他们觉得教会没能有效维护宗教道德（p.24）。
然而，当“资本主义大获全胜”之后，“宗教狂热”让位于“经济德性”，“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p.138）。人们不再为了“天职”而劳动，而是为了生存、享乐而劳动。但在资本主义下，雇主为了追求效率提升、利润最大化，会强制要求以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为核心特征的职业化。这时候，职业化劳动不再是新教徒禁欲主义的道德要求，而是把工人变成了“固定在机器上的一个齿轮”。源于道德化的职业化最终“去道德化”了。这是历史跟人类开的一个吊诡的玩笑，也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alienation）。
（行文至此，大雄想说：大雄真诚地认为上面只是在引用和阐述韦伯的观点，是“述而不作”；若有“原创”，肯定不值得欣喜，只能算是大雄误解了韦伯。）
标准化劳动方式，在彼得·德鲁克先生高度评价的泰勒制科学管理中达到了极致。泰勒为了提升劳动效率，也增加了工人的收入和闲暇，但并不是为了满足工人的道德诉求。在流水线上连水都来不及喝的工人只能“少私寡欲”，但这并不是他们禁欲主义的道德诉求，而是遭受了违背人性的压迫：主动职业化是道德的突破，而被动职业化却是被压迫。
个人认为，“以去道德化为代价换取职业化”，并不是中国公益的出路，而很可能是中国公益的末路。前面已经说过，如果按照经济理性（“贫穷陷阱”理论），中国公益是很难实现职业化的。但是，中国公益人也许可以像最早职业化的那批新教徒那样，超越经济利益的考量，而在巨大的道德驱力下，为了使命而实现职业化转型。谁说不可能呢？
综上所述，为了不辜负时代使命，中国公益人需要创建新的道德，来确立目标，来提升成效，来应对艰难。新道德的标准，一定会高于旧道德。所以大雄的观点是：中国公益应该继承前人的道德遗产，加强道德化，而不应该去道德化。
2016年5月31日
于武汉
作者简介：
大雄，武汉晓庄公益创始人、总干事，微信号yinyou0725。师从四川郭虹老师，以公民教育为志业。学了心理学而鄙视心理学，考了社工证而痛骂社工，读了万卷书却感慨百无一用，骑行万里路却遗憾无济于事。一肚子不合时宜，半辈子都在热爱、反思、抗争的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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