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开始，中国内地有23名医生和后勤人员在经过“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考核后飞往世界各地。他们所经历的远比《太阳的后裔》所演绎的，更为跌宕、残酷
在出发去阿富汗之前，麻醉科医生赵一凡和妇产科医生蒋励收到无国界医生发来的关于阿富汗的详细电子资料，详细到提醒他们在当地坐医疗车时不要男女混坐，蒋励还收到了专门为女医生发放的津贴，让她们在当地买头巾遮住头发。
下了飞机，蒋励立刻戴上从北京回民朋友那里借来的头巾，“虽然和他们那里的不一样，但都能遮妆。在一个狭小破烂的屋子里提了行李，满眼晃动着各式各样的长袍，中间夹杂着全副武装的持枪军人，她觉得像是在电影《逃离德黑兰》里。机场到停车场一段不长的距离，“就发生了很多不愉快的事”，当地人涌到赵一凡面前，“乱糟糟的，软硬兼施地骗钱”，他有点紧张。
直到一个白马甲上印着醒目MSF的当地司机从蒋励手里接过行李，她才意识到工作已经开始了。
4月14日完结的韩剧《太阳的后裔》把战地医生这一职业带入人们的视野。在全世界63个国家，有约3000名自发在武装冲突、疫病爆发、天灾人祸地区工作的医生和后勤人员。他们常常穿着写有醒目红色MSF的白色上衣，乘坐白色救援车穿行在交火激烈、疫情遍布的大道和小路上。驻地没有武装保护，他们只能依赖“中立独立不偏不倚”的原则。在工作地，他们被叫做MSF（MédecinsSansFrontières）；在中国，他们被叫做“无国界医生”。
01候选
1971年，一批参与法国红十字会的法国医生从尼日利亚内战前线回到巴黎，在报纸上发了一则广告：“我们难道除了雇佣兵什么都不是？”
在非洲腹地皮亚法拉，50个法国医生见证了一场军队对平民的血腥屠杀，每天有300名儿童在战争中死去，治疗后被送回村里的孩子很快又饿得瘦成骷髅。然而，国际组织以不方便介入他国事务为由，要求医生们“对看到的一切保持沉默”。
医生们愤怒了。他们决定成立一个新的医疗援救组织，以表示“跨越国界的人道救助不需要得到任何国家政权的许可”。300个医生报名参加，他们起草了一份声明，认为“无论人们的种族、宗教信仰与政治立场为何，任何人都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权利”，就是“无国界医生”。为了保证行动独立，无国界医生超过九成经费来自全球500万名独立捐款者的私人捐赠。1999年，“无国界医生”获诺贝尔和平奖。
中学时，生活在广州的赵一凡就在香港电视节目中看到了无国界医生的报道。黄色白色黑色皮肤的医生围在帐篷里的手术台前，齐心协力救治一名病人，这令他心生向往。医学院毕业后，他成了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麻醉科医生，一直存有“在灾难的第一线拯救生命”的愿望。
2012年9月的一天，已经拥有了十几年临床经验的赵一凡打开了申请成为无国界医生的网页，在四页全英文的申请表上详细填写了个人履历。
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妇产科工作四年的医生蒋励正在经历“一种不够了的感觉”。她所在医院的妇产科一个月接生200名未出生即受到悉心爱护的婴儿，每个医疗组有五六个医生，每个病房配三到四组。“他们有丰富的医疗资源，你只是他们很多医生中的一个；而很多偏僻地区可能只有你一个医生，你是他们的全部。”恰好，她的上级大夫屠铮是中国内地的第一位无国界医生，从前辈口中，蒋励知道了申请的全部流程。
赵一凡很快便接到了来自香港的电话，两次英文电话面试后，他被通知去香港参加为期两天的实地考核，测试他的综合素质。
无国界医生香港协会在1994年成立，是无国界医生全球运动的24个协会之一。先后在香港、北京和广州设有办公室，并将工作延伸至多个东南亚国家。从2001年开始，中国内地有23名医生和后勤人员在经过香港协会的考核后飞往世界各地。
考核结束后，赵一凡和蒋励的名字都被收入无国界医生的人才库中。
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负责人定期将不同项目的资料发到候选医生邮箱，医生们根据自己的时间和生活状况做出确认与否的回应。通常情况下，任务的平均时长在1到3个月，一个项目的十几位医生来自不同国家。“项目需要24小时待命，每周工作7天，我们不希望医生长期在那里透支。”无国界医生中国媒体经理魏保珠解释道。
2012年，在去阿富汗的项目通知上，赵一凡和蒋励都回复了“参加”。赵一凡被分配到北部的昆都士外科创伤医院担任麻醉医生，他在广州的医院为他保留了职位。蒋励则辞去工作，去了南部霍斯特的一个妇产医院。作为无国界医生，他们每月能领到约1000欧元补助。
02成就感
对于赵一凡（右二）来说，在昆都士医院做无国界医生的经历是他最纯粹的“做医生”的时光
一个月里，蒋励的分娩室要承受1200个婴儿的啼哭，“就像一个流水线，我们把它叫做宝宝工厂。”
无国界医生开办的医院全部免费，于是霍斯特的母婴医院便挤满了待产孕妇。她们没有条件做产检，甚至连怀孕多久都搞不清楚。分娩室的六张床位时刻都是满的，等不及的直接躺在地上生产。成群结队的妈妈婆婆围在床边，忙着擦汗喂水。
霍斯特母婴医院原来是个废弃的平房，是三个长条，一条手术室、一条病房，一条医生宿舍。四面有墙，头上有顶，蒋励觉得谢天谢地，“原来担心会睡棚子，里面还会钻出许多动物来。”晚上近距离不时有爆炸声，她特别紧张，跟在英国读书的丈夫通电话，丈夫给她发马友友舒缓的大提琴曲，但也提心吊胆：“炸弹谁知道会在哪儿爆炸呢，我只能鼓励她说，等天亮了就安全了。”
霍斯特只有一所公立医院，零星的私人诊所。所有助产工作必须由女性完成，而在这个不提倡女性受教育的地方，母婴死亡率在全球排名居高不下，每天都能遇到从没见过的疑难病例。早上7点，蒋励准时出现在病房，值完夜班的巴西医生兴奋地告诉她：“昨天晚上我把一整本《妇产科学》都实践了一遍！”
赵一凡所在的昆都士医院算是北部条件最好的医院，病人常常从100公里外骑着马、赶着驴车长途跋涉来看病。医院有两个手术间，60多个床位，还有重症监护室，里面甚至有两台呼吸机。
刚到的那天，赵一凡坐了一天飞机，洗澡时电话就响了，来了个枪伤急诊。躺在担架上的中年妇女后腰中了一枪，子弹在腹内爆炸，又从肚脐穿出去，打碎了左肾。赵一凡第一次走进这里的手术室，许多仪器竟然从没见过——这些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医疗仪器在国内早被淘汰了。他用最快速度熟悉设备，给已经休克的病人全身麻醉。三小时的手术结束，病人醒来，全无痛感，问赵一凡：“手术做了吗？”
医院供电不稳定，手术中途常常突然就一片漆黑，护士拿手机上的手电筒打光，高高举在手术台上方，让医生们继续手术。呼吸机和监控全线瘫痪，赵一凡只能用耳听病人的呼吸声，用手动装置给病人继续人工呼吸。尽管如此，能同来自18个国家的同事一起工作，赵一凡十分开心，在不能外出的休假日，医生们一起看电视聊天，打乒乓比赛。
除了治病救人，无国界医生们还需要培训一批当地医生。他们希望在项目结束后，当地能够不必长期依赖国际援助，自己建立起一套相对规范的医疗系统。
为了说服当地妇产医生换上手术服，蒋励费了许多工夫。阿富汗女医护人员进手术室后，仍然不肯脱掉全身披挂的长袍，她们觉得即使在同性面前摘掉头巾都是羞耻的，“拽着头巾不让摘”。蒋励只能一遍遍申明“无菌”概念，告诉她们戴着手术手套“不要摸这摸那”。
和赵一凡搭档的护士99%都是男性穆斯林。每天到了固定钟点，病人还躺在床上，护士们突然集体停下工作，在床边铺开一张垫子，念念有词地跪在垫子上开始敬拜真主安拉。赵一凡看得目瞪口呆，又不敢打扰他们的仪式，只能加倍紧张盯着病人，生怕出问题。
随之而来的是前所未有的成就感。
一名怀双胞胎的妇女被送进蒋励的分娩室。足月的孩子，两个都不小，“第二个孩子出来是缺氧状态，已经软了。”蒋励的新生儿复苏做得挺成功，当孩子哭出声的时候，孩子的祖母小跑着过来，嘀嘀咕咕跟她说了许多话，“虽然听不懂，但你明白她在感谢你。”第二天查房，护士告诉蒋励，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找。迎面过来昨天的老太太，拿着一匹蓝色的大花布，说是特意从集市上买的，送给蒋励做衣服。
“那个布对他们来说要很多钱，我很感动。”蒋励说。
赵一凡第一次由当地员工陪着去当地集市买东西。一下车，“那些老百姓简直是夹道欢迎”，用蹩脚的英文欢呼“医生！医生！”他们拥到赵一凡身边，急着跟他说话，絮叨家里的谁是在他们医院得救的。一个卖妇女长袍的商人哭着跑到他们跟前，说自己一家都是这个医院救的，“那个时候真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满足。”
03拯救与被拯救
蒋励（左）通过做无国界医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种无可比拟的“被需要”的感觉
在任务结束一周前，赵一凡的手术室送来一个受到枪击的小女孩。
她被一床棉被包裹着，打开被子，赵一凡发现她瘦小的腹部被一道刀口整个划开，“肠子都流出来了”。在一个婚礼上，她中了一枪，子弹像刀一样把她的整个腹部划开了。
“这家人不知道怎么回事，肠子都流出来了，还把小孩用棉被包着在家里放着，居然耽误了四五个小时！”昆都士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无法通过静脉注射给女孩输送营养。女孩肠道伤口难以愈合，反复动了许多次手术。“到最后，那个女孩瘦得跟个人干一样。”赵一凡离开昆都士两天后，同事通过网络告诉他女孩去世的消息。
“比起满足，我更多感到的是无力。”蒋励也说。
三个月接近尾声，她没有遇到过一例母婴死亡的病例，她暗想，最后几天千万别出事。结果，就在当晚，一名怀孕7个月的妇女被紧急送往医院，产前出血已经达到800到1000毫升。
医院宫缩药物不足，孕妇并发症严重，蒋励觉得状况超出了她的能力范围，又没有上级大夫可以求助。麻醉医生慌张，护士也人手不够，“场面有点乱，我没有控制住情绪，开始冲他们嚷嚷。”产下婴儿后，孕妇又开始汹涌出血。在尝试了所有方案后，蒋励切除了孕妇的子宫。
切除子宫往往是妇产医生的下下策。曾在塞拉利昂工作的无国界医生安娜也有过类似经历，每次万不得已要切除子宫时，安娜都要问麻醉科护士：“这个妈妈有几个孩子啊？”在当地，要是一个女性无法生育，将被整个社群抛弃，有的在知情后甚至宁愿自杀。要是孕妇只有一两个孩子，安娜就尽一切努力来保住子宫。
“在国内可以有别的方案，用更高级的缩宫药物或者其他。但是我们没有，为了保住生命，只能切子宫。”孕妇急需输血，隔壁警察局的警察在医院院子里排成一溜长队，一个挨一个献血。医院没有监护室，没有呼吸机，没有麻醉药物。孕妇缝合完腹部，“引流出来的血还是猩红色的。我觉得这个病人不行了，可能真的要死了。”孕妇被移到旁边的小屋子里，蒋励看着心电监护仪上颤颤巍巍的两条红绿曲线，“感觉完蛋了。我真的已经做了所有能做的，但是没有办法。”她坐在医院的篱笆上，“哇哇大哭”。
孕妇最后挺过了危险期，但这并没有驱散蒋励的无力感。“照理我救了一个病人，会很有成就感，其实我特别无力。我自认所有的医疗行为无可指摘，但是因为她们一开始就没有医疗保障，没有任何计划地生育，不适合怀孕却怀孕了，没有产检习惯，即使我医疗水平再高，也没法把病人救过来。”
蒋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在“拯救”病人，在救助病人的时候，她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一种无可比拟的“被需要”的感觉。阿富汗以后，她又在无国界医生位于巴基斯坦的救援项目做了两个月医生，然后去美国学了一年公共卫生。她和丈夫希望能在一个资源匮乏的地方开一个小诊所，“为某个地区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应该挺有意义的。”
在听说自己曾工作的昆都士医院毁于美军轰炸后，赵一凡急忙联系了当地的同事，得知有一名曾经共事的医生在爆炸中遇难，他特别难过，他还记得当时和同事们一起在地下室踢足球的情形，那是他最纯粹的“做医生”的时光。“在那里，我突然发现医生跟病人之间的关系真的很单纯，无非就是跟病人一起共同对付疾病而已，真的就这么简单。好像是在拯救别人，其实你的心灵才是被拯救的。”
他还记得在昆都士，有一次医院接治了一名受伤的阿富汗政府军警察，他的隔壁住着一名反对派武装伤员，平日是仇敌的他们就躺在相邻病房里，相安无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