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栏目介绍】
2015年7月20日，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银杏基金会的前身是南都公益基金会在2010年发起的旨在资助和推动青年公益领袖成长的战略性项目──“银杏计划”。时至今日，在银杏计划成为公益行业人才培养标杆之际，脱离南都基金会“单飞”，既体现了南都基金会推动行业发展的胸怀和视野，也意味着银杏伙伴网络探索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意识和自组织能力已经日臻成熟，人们有理由期待TA们会在更为广阔的银杏基金会平台上自如拓展。2015年6~7月间，分处全国15个不同地区的银杏伙伴们自主安排、集体参访在意大利米兰举办的世界社企大会并归国分享，正是这种自主探索和协力发展的展现。《中国发展简报》本期特地推出一组稿件，邀请银杏伙伴带回全球社会企业发展的前沿观察。这些观察和思考角度多样，但都万变不离其宗：既体现国际视野，同时立足本土经验。
当一个人从崇尚经济利益的商业领域跨界到追求社会价值的公益领域，迎接TA的往往是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当一个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转向到商业化运作的社会企业，迎接TA的则是争议与存活的挑战。纵观社会企业这几年在国内的发展，可喜的是有越来越多的人投入进来，然而真正实现盈利的机构还只是少数，如何兼顾经济利益和社会效益，是社会企业面临的最大挑战。作为一个从商业跨界而来的公益人，笔者创办的组织——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在2015年也开启了从NGO转型到社会企业的历程，借着6月底7月初与银杏伙伴们一起前往意大利参访社会企业世界论坛的机会，笔者将过去两三年的种种思考做了些梳理，期冀与伙伴们探讨促成社会企业的一些问题。
大多NGO都有着自己的社会使命和愿景，社会企业也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成立，那么人们自然会认为NGO转型成为社会企业是一个美好的契合，但真是这样吗？近些年，由于一些大机构的推动，NGO圈子里出现了很多活跃的社会企业家，很多“大佬”也呼吁NGO不要过度依赖基金会，要去考虑自我造血。不少NGO在这样的机遇下开始转型，去研发产品试图打开更广阔的销路。然而，这群人很可能成为最苦情的一群——公益化的思维、固执的信念让他们行动缓慢，依靠基金会和社会捐赠的惯性仍然不可消除，这一群最有成功机会去做社会企业的人前途未卜。笔者就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为了信念做了公益，又要为了机构生存去做企业。可问题是，笔者不想做一个一般的以盈利为主的企业，而是想做一个有社会价值和影响力的社会企业。为了研究社会企业，为了让自己的机构转型，笔者踏上了学习之旅，国内学不够去海外学，还摒弃了“公益圈”，不断去参加各种社会企业的活动，打入他们的“圈子”。
2015年7月1日，第八届社会企业世界论坛在意大利米兰举行，带着这些问题，笔者和几个银杏伙伴在开幕前两天参访了意大利的几家社会企业，San Patrignano就是其中一家。如果在网上搜索San Patignano，出现最多的标签是“欧洲最大的戒毒所”，但不同于此，他们将自己定义为一家帮助药物成瘾者摆脱困境的企业。
San Patrignano在几十年前可以说就是一家收留无家可归者的NGO，而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演进变成了一个有着巨大社会影响力的社会企业。他们通过让药物成瘾者参与可产生价值的劳动来摆脱毒瘾，而非使用戒毒药品。San Patrignano将所在社区建造的像一个小镇，这里共居住着约1500人，其中1200人是药物成瘾者，不到100人是志愿者，还有220名受薪员工，他们在20多家工厂里的55个工种上工作，生产印刷品、纺织品、奢侈品，还有创意家具等。药物成瘾者在这里工作，完全看不出他们和普通工人有何区别，看到工厂生产的那些产品，也只会觉得这是一家没什么特别的奢侈品代工厂。事实也是如此，他们生产的货品被销售到整个欧洲，每年创造1800万欧元的利润。
但这显然不是一家普通的企业，其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管理程序和支持系统，工人上班前做什么、下班后做什么、生理、心理问题都比一般工厂要复杂的多。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系统的经费也是非常惊人的，每年高达4200万欧元，差额依靠外部捐赠，并且捐赠者不包含政府。
每年都有一批药物成瘾者经过筛选来到San Patrignano，其中大多数三、四年后就可以离开，因为他们已不再需要药物，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San Patrignano几十年的经验表明，这样的方式戒掉毒瘾是有效的，只是他们的盈利仍然无法覆盖支出，差额依然需要社会上的爱心捐赠。也就是说他们通过商业模式成功地解决了社会问题，但仍然没能通过商业模式产生的回报来维持整个企业的运营。尽管如此，他们产生的社会价值得到了社会的认可，捐赠收入足以支撑运行这么多年，这是一个商业企业无法做到的。可以说这是NGO转型成社会企业的一个典范，然而，不能自负盈亏是否会成为一个“定时炸弹”？未来有没有可能自负盈亏？这些问题仍然值得推敲。
在全球更广阔的商业领域，企业担负环境和社会责任更是已开始盛行，甚至有一股积极力量在全球呼吁，要开始一场“必要的革命”。管理学大师彼得•圣吉认为，“企业的目的是为股东谋取最大利益”的思想已让人类社会一步步走上终结之路，以这个思想为主导的商业模式已不可能再为企业创造高成长，甚至还会产生气候变化、资源过度消耗及社会财富严重不均等各种难以收拾的副作用。人类社会必须终结工业时代“攫取、制造、丢弃”的生产及消费模式，进行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必要革命。我们要认清共同行动、协同工作的必要性，认清必须现在就行动起来：为我们自己和子孙后代开创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界。
作为一个企业，如果领导者愿意去改变，成为一个有责任、有社会目标的企业看起来顺理成章。香港“社企之父”香港仁人学社主席谢家驹先生和笔者分享过一个案例：1973年由雷•安德森创办的Interface Inc，是美国第一家生产“方块组合”地毯的制造商，他们的产品在120个国家销售，全球市场占有率超过百分之四十，可算是一家十分成功的公司。然而在1994年，有一位客户向Interface 职员提出一个问题：“你们公司有多环保？”公司上下竟然没有人能够回答。该公司生产的地毯，主要的原料来自石油化工产品，这本身就极不环保，而在生产过程中，更是消耗了大量的其他不可再生原料。
安德森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开始行动，首先他向同事们分享了要改变的理念及愿景，很快得到公司管理层的大力支持，然后发动全公司7000多名同事成立各种工作小组，在不同领域上探索、试验，实践新的技术。在创新开始的头十年间，Interface已不再采用石油产品作为原材料（改用植物），减少二氧化碳排放94%，减少用水85%，再生能源使用率达40%，研发了大量新的产品、机器、物料等。同期，营业额提高了66%，利润增加了一倍。
不仅如此，后来沃尔玛的CEO及高层管理人员多次前往Interface的厂房取经，得出的结论是沃尔玛也非变不可。果然，2006年沃尔玛宣布了一系列的长远目标，包括在整个供应链及零售店上要做到“零浪费”、“100%采用再生能源”。安德森不仅仅让自己的公司成为了一家承担社会责任的公司，还实现了业务的增长，同时也得到了更多企业的效仿，不断提升他们的社会影响力。这一点值得国内的企业思考取经，有志于推动社会企业和企业社会责任的NGO也可以想一想，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还有一些社会企业家，将商业中的标准化、国际化引入了自己的社会企业，结果怎么样呢？
在德国有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社会企业——“黑暗中对话”，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复制，他们几乎没有捐赠收入，而是依靠市场运作模式来获取利润。在香港，“黑暗中对话”没有依靠政府，靠自有资金租场地，雇佣的盲人引导师的工资也和平常人没有区别。每一个付费的体验者从有趣的体验过程中产生快乐，也从中体会到盲人世界的不易，增加对盲人生理和心理的认知，盲人朋友也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有尊严的收入，这样产生的社会价值远远高于对他们单纯的社会救助。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一方面可以从商业化运营中获取利益，另一面也在运营中不断产生社会价值。更加让人吃惊的是，“黑暗中对话”还曾被某杂志评选为香港第一旅游景点。
然而，据笔者所知，“黑暗中对话”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授权还是非授权的体验馆，每个都不大相同，有的实现了盈利，也有的面临倒闭。一个创新的模式毕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于创办人的初心，也可能来自不同地域的不同文化，真正能把社企模式进行大规模复制的凤毛麟角。这说明社会企业和商业企业还是有着不小的区别，单纯追求利润的企业能够更为专注，而为了解决社会问题的企业却面临种种挑战。
笔者发现，无论在美国、英国或在香港，社会企业做大的十分罕见。国外的研究者对“社会企业缺乏市场资本的支持因而做不大”有一些共识，但对“非营利机制的竞争劣势”较少涉及，这也许才是社会企业做不大的根本所在。笔者认为理想的社会企业发展模式应该是在社会效益为先的前提下，让创办人把社会理想和个人发展的需求契合到一起，让社会企业不仅适合“圣徒”，更要适合更多有社会理想、有能力的普通人。
Aha社会创新中心的创始人顾远说过，“做大”也好，“做强”也罢，都是一家机构的自娱自乐，跟顾客何干？任何组织，衡量成功的标准都应该是外部视角，看你为自己的顾客提供了怎样的价值，并且由他们来做出评价。“做大”还是“做小”，“做强”的是不是地方，这些都只是手段而已。对于很多服务于特定社区和特定顾客的社会企业而言，可能永远都不会很大，但一样可以很成功。
政府的支持角色
现在，不光是商业企业和社会组织，政府也开始从不同角度思考和转变。政府财政资金几乎每年递增式的支持社会组织在社区层面的服务，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在单纯的“购买”行为之外，也开始关注和支持可实现自我造血的社会组织。
在英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都通过了相关的法案，采用各种形式支持社会企业的发展。比如英国出台了相关的社会企业标准（CIC），在香港，社会企业最高可以得到政府220万港币的支持。在第八届社会企业世界论坛上，笔者发现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也派出代表，他们积极参与到分享和讨论中，可见一股社会企业的大风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这些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政策、案例都值得我国相关政府部门进一步探索、借鉴。
另一个趋势就是个人创业领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虽然既没有商业经验，也没有社会组织经验，但他们关注社会创新、关注“金字塔”底层的人，因此也加入到社会企业创业的大军中，如今这样的创业者和社会企业越来越多。
其中，最让笔者敬佩的是一家叫做“D.light Design”的社会企业，笔者曾到他们位于美国加州的办公室进行访问。创办人之一的森姆，早年在非洲当义工，一个友人的家中很穷，没有电灯，只靠煤油灯照明，有一天煤油灯意外翻倒，造成火灾，孩子被烧得不成人形。这件事令他感触不已。事实上，目前世界上仍有23亿人口未能获得电力供应。后来森姆进入斯坦福大学进修，在设计学院修了一个很特别的课程——Design for Extreme Afford Ability，意思是“为购买力极低的群体而设计”。在这个课程上，森姆认识了赖特，两人毕业后携手创办了D.light Design，专门设计、生产及销售高质量、低成本的太阳能照明用品，为没有电力供应地区的贫苦大众带来光明。目前，D.light Design主要业务在印度、东非，成立了十个地区办事处，共有六千多个销售点，雇员二百多人。公司的目标是到2020年时，可以为超过一亿人提供可靠的低成本照明。
我们可以看到，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企业的潮流都在兴起，无论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还是个人，都在涉足这个领域，这是一个发展的趋势，也必将引导社会的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确，还是有很多人还在争论到底什么是社会企业、社会企业的边界在哪里，很多人丢不掉“道德的帽子”不愿意接触商业模式，也有很多人不肯丢掉商业利益、拒谈社会责任……但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而我们还要守着老旧的思想吗？邓小平说过，“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不管姓资姓社，发展才是硬道理”。只要我们做着有价值的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是NGO还是企业又如何呢？
作者：刘国强
作者系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秘书长。平安星减防灾教育中心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由专业志愿者组建而来，后注册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目前在北京、四川等全国十多个省市的社区和学校，通过体验、参与的方式开展减防灾公益活动。2015年平安星开始转型成为一家社会企业，期望通过商业化的思维和运作方式来实现团队成长、满足社会需求，目前正在北京建设国内第一家社会组织参与、商业化运营的“公共安全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