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在上海东方万国会议中心举办的第八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论·2016年会上，南都公益基金会联合多家机构共建的首个“中国好公益平台”正式宣布启动。
这是中国第一个将优质公益产品与社会需求进行有效对接的平台，将通过整合各界资源，加速公益项目产品化和公益产品规模化，高效、精准、大规模地解决社会问题。
中国好公益平台是由一批引领社会创新的公益组织、专业服务组织、研究机构和媒体联合共建的，平台通过伙伴合作、开放共享、动态发展，旨在支持那些用创新手段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公益好项目，实现规模化扩展，惠及大众，服务社会。
称“共建”不叫“发起”，意味着平台具备开放性。凡是认同平台价值和共建委员会制定的管理规则的机构，可以成为平台6类机构，加入不分先后。到今天为止，已有七八十家机构加入平台，整个沟通过程非常顺利，可以说一拍即合，水到渠成。
背景之一，科技创新改变了世界，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时代的到来，让人类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面临万年未有之大变局，一切领域都需要用创新来应对变化，用创新来拥抱今天和未来。开放、链接与价值共享，是公益创新的基本思考。
背景之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令全球面临着环境、贫困等诸多社会问题。去年9月，联合国193个成员国一致通过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聚焦社会发展领域，“要求政府，私营部门与民间社会建立伙伴关系”（第17条），共同推动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跨界合作，是公益创新发展、提升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
背景之三，深受传统慈善体制影响和落后道德观束缚的当下中国公益领域，整体上僵化、低效、封闭、自恋，在“道德高尚”的掩护下排斥竞争，恐惧劣汰。很多公益组织及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表现，恍若隔世，与时代发展格格不入。公益行业的变革既有赖外力的冲击，又需要通过业内的思想解放和机制创新，自我加压，突破瓶颈。
背景之四，社会问题的解决需要用创新的方法，其中包括公益创新的有效解决方案。公益创新只有规模化，才能形成有效供给，彰显创新的价值。当前，一些公益组织已经创建了不少有效解决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的优秀品牌项目，有的己经标准化产品的形态，虽然有规模扩展的冲动，但缺少推广复制的资源支持和能力；而大量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所在地区的公益组织和志愿服务团体缺乏专业知识和项目研发能力，面对巨大的社会需求，心有余而力不足。好项目短缺，也给政府加大购买社会组织服务、有效使用资金带来了障碍，低效使用资金的案例比比皆是。还有，许多企业，包括基金会拿着钱找不到好项目。各地的公益组织枢纽机构和孵化器都有强烈愿望引进优质的公益项目到本地区，促进本地社会组织的专业化发展。
中国好公益平台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应运而生。平台的功能就是发挥各方优势，整合优质资源，共建合作平台，打通供需渠道，把优质公益项目的研发方、品牌创建方和渴求好公益项目的地方枢纽机构、一线公益组织有效联接起来，帮助优质公益产品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规模化扩展，从而增加优质公益好产品的有效供给，满足社会需求。为强化好公益项目的品牌意识和规范管理，平台还申请了“益次方”商标，寓意好公益品牌的数量级倍增。
公益“小而美”不好吗？为什么要规模化扩展？
事实上，有效解决社会问题的创新公益，利国惠民，规模化好还是不好，是不言而喻的。既然是好事，为何又成了问题呢？
我们先把商业与公益做一个比较。从人的需求出发，提供好的产品和服务，是商业与公益的共同点；某些产品和服务如教育、养老等领域，商业与公益并无多少差别，有的公益比商业做得更好，最大区别是商业收入能分红，公益收入不能分红。但两类机构对于需求的回应，则大相径庭。一款好的商业产品，如果有巨大的市场需求，在商家眼里就是大商机，他一定会攻城掠地，奋勇向前（钱）。
同样一个好的公益项目，同样有巨大的社会需求和市场空间，要让公益组织去扩展，一般会有什么反应呢？第一反应是：离开本土去扩展，难！一个成功的公益组织，往往有一位优秀的创始人；领导人的个性、意志、人格是组织成功的决定因素，也是机构扩展的制约条件。扩展不仅靠人，还有资源、环境、管理机制等因素的制约，扩展对于公益组织来说，面临一大堆难题。于是，在商家眼里是商机的需求，在公益组织眼里可能就是麻烦，甚至是陷阱。还有，扩展对这家公益组织本身会带来什么好处？这也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当我们看到一些好的公益创新在一个社区做得很成功，想象这个项目如果在一百个城市、成千上万个社区落地，该有多好。但当你和他讨论如何做大时，一般会得到第二个反应：“做好自己就很知足了”。
以上反应，看似合理，其实不然。就像一个从头到脚捆着绳索的人，你让他上台跳舞，怎么可能？办法就是，先松绑，再选路，找舞台。有两条路可以选：
第一条路，带着好公益产品向公司转型，也可以说从非营利组织转型为社会企业。一经转身为企业，原来眼里的麻烦立即就化成了商机，事情就这么神奇。转型，除了有创新产品和财务营收可持续的前提之外，还需要加上三个必备条件：
一是引进投资。能拿到外部投资，说明能够真实反映投资人对项目前景的判断，并会做出市场估值；吸引不了投资，说明向商业转型风险大。当然不是一概而论，公益组织向社会企业转型的初期往往需要基金会的资助或免息贷款（这两项南都基金会一直在做）。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外部投资，公益组织无法为转型和项目扩展投入必要的资金，他们自己哪有闲钱？在投资结构上，建议形成公益机构控股（以无形资产评估为主）、外部投资和员工持股的混合所有制。国企改革提倡的投资模式，社会企业也可以借鉴。
二是改造管理团队。转型机构的领导人如果没有商业经历，就一定要引进优秀的商业人才，并给他不低于市场的薪酬待遇。海宁素食馆是各方比较公认的社会企业，厨师和服务员的薪酬比同类餐厅高出30%，服务做得很好，股东们很省事。没有商业经营经验的公益组织领导人自己做企业，基本不会成功。这不是能力问题，是频道很难转换。
三是建立不同于公益机构的企业管理制度、财务制度，包括奖惩机制。当然，更重要的是换脑筋。
公益机构向社会企业转型，有自身的品牌优势和社会资本储备优势，但缺乏财力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优势。后面三条是成功的必备条件，还不是充分条件。没有必备条件，肯定不会成功；有了必备条件，也可能会失败。因为做企业就是九死一生，做社会企业更难。对打算转型社会企业的NGO领导人，我都会问一句：你准备好死了吗？如果没有准备好死，还留了转回去做NGO的后路，那就不要做。
第二条路，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进入中国好公益的市场化平台，进行优秀公益品牌的规模化扩展。这个扩展，不是对领导人的复制，也不是对机构的复制，而是对产品的复制；前二者不能标准化，而产品是可以标准化和进行质量控制的。共建好公益平台的目的，就是依据好公益产品供求关系不平衡的现实，以公益品牌扩展为中心，通过跨界合作，打通好公益规模化的产业链，营造有利于公益品牌扩展的市场环境。
当然，这种公益好项目的规模化扩展在中国没有先例。洛克菲勒基金会咨询总裁Heather对我说，据斯坦福大学研究，在美国也鲜有公益项目规模化复制的案例，希望中国能创造出经验。好公益平台未来的运行发展能否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能否保持效率和活力，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尤其要有一套符合市场发展规则的机制。
有几项制度设计很重要：
一是平台的治理。好公益平台是一个联合共建共享的公共平台，设共建委员会和决策委员会，负责平台的治理。共建委员会由全体联合共建机构组成，负责推选决策委员会、批准平台发展战略、批准联合共建机构的进入和退出。决策委员会从共建委员会中产生，由 7 家联合共建机构组成，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平台秘书处目前暂时设在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副秘书长由决策委员会任命。
二是平台所有成员的进入和退出制度。首先是基于自愿原则进入，加入的条件、标准、权利、义务都有明确要求。更重要的是设计了退出机制。平台六个板块，均有退出机制。所有进来和退出的都有一套表决程序。关于平台自身的升级和终止，也将根据发展而定。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平台从准实体运行升级为实体运行，正式注册为好公益推动联盟或社会企业；第二，因平台的有效运行，成功培育了一批服务于好公益规模化扩展的市场第三方机构，公益市场机制的构建取得实质性突破，平台使命完成而终结；第三，平台未能实现原定计划和目标，存在价值不大，结束活动。无论何种变化，均由共建委员会投票来决定。
三是公益创新品牌输出的成本和收益管理。这一条非常重要，可能是市场化发展的精髓。公益服务免费模式的低效率及不计成本对服务提供者和接受者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个观点我已经说了很多。关于商业交易的规则和道德良知，有中国商业文化中“义利并重”和“无尖不商”（粮商卖米总在量斗上冒着尖，让利与买家，才能把生意做大）的传统；有孟德斯鸠“有商业的地方，便有美德”的理论；有亚当·斯密“面包师因自利而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理论；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商业是最大的公益”的理论。今天，我要引用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话，来支持好公益的市场化模式。德鲁克说：只有把社会问题转化成有利可图的机遇，才有可能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他还说：公益事业要通过社会创业才能实现更持续的发展。他把利润称为“道德律令”。不能创造利润，只能消耗社会财富不能称作“道德高尚”。
好公益品牌是值钱的。任何品牌的创立都是用钱堆出来的，也是承担了很多风险的，更不用说智力和体力的投入。品牌创建机构在品牌输出时，还要进行管理、控制，防范品牌被砸，又需要很多投入。品牌引进机构，如果不承担任何成本，白拿到手，也不会认真选择掂量是否适合当地实际，也不会非常珍惜品牌的价值；对于品牌创建机构来说，输出品牌如果只有责任和风险而无经济收益，谁会永远做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所以，在品牌输出管理中如果不计成本，好公益的规模化扩展是不可持久的。一定要给品牌定价。至于怎么定价？如何付费？钱从哪里来？这是具体技术问题，可以进一步讨论。
好公益是当今中国社会创新领域的稀缺资源，规模化扩散、系统性变革是社会创新成功的标志。公益运行环境己今非昔比，有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技术支持，有政府供给侧结构改革和惠而不费公共服务发展新机制的推动，好公益项目可以选择企业化运行，抓住商机实现扩展，也可以借助好公益平台构建的市场机制，进行规模化复制，让受益人从少数人，到数万、数十万，乃至成百万、上千万人。
一言以蔽之，公益创新只做“小而美”，不求规模化，就会成为自我陶醉的花拳绣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