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罗尔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但依然不愿动笔写一点评论，或许等事情冷却后再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从罗尔事件看中国媒体界的缺席
围绕着罗尔事件，媒体界整体看是“评论多、讲理多、断言多”，按照媒体的规则，用纯粹的动词、名词、数量词进行客观报道的媒体，几乎为零。唯一一个去采访当事人的媒体，还被编辑断章取义，变成了取悦大众的疯狂驱动，这首先是中国媒体行业的耻辱。
舆论监督是社会最大的监督保障，即使是在法制相对健全的西方社会，很多大事件也都是靠媒体监督得以真相大白，远的如水门事件、近的如斯诺登，没有可靠可信的舆论监督，法制社会就会变成电影《守法公民》、《大话王》里那样，一场律师与检察官的定案率游戏。
而可信可靠的舆论监督来自哪里？一定不是来自客观公正的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一群人、一群圣人、一位神、一群神可以做到公正。任何个体意识、群体意识甚至宇宙意识，都有其偏缺。
我们只能要求媒体报道做到“客观真实”。
客观真实与客观公正，一词之差，就决定了媒体业的格局。
如果追求客观真实，正如电影《罗生门》，需要多视角、多立场进行报道，我们需要更多媒体，站在不同立场，报道自己所看到、听到的；每一个报道都不公正，都有立场，但只要真实，受众最终将无限接近事情真相。
如果追求客观公正，那毫无疑问，公正的代价就是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可以判定“不公正的报道”，公正的含义就是真相只有一个；最终的结果就是全世界只需要一家媒体——因为客观公正的报道只需要一篇嘛！
而罗尔自己写文章的不负责任，也打了自己一记耳光，女报和知音向来号称中国媒体行业的两大胡编乱造之王，今天，中国媒体的不严谨的习惯，打了媒体人罗尔自己一记终生难忘、甚至殃及家庭子孙社会地位的大耳光。
时至今日，只知道已经远离记者职业多年的邓飞，在努力写一篇调查报道。希望在周六晚的直播前能看到这篇调查报道，给我的直播增加一点说错话的底气。
所以，罗尔一事的第一记耳光，打给了舆论监督界——媒体们，你们连客观事实还没调查，就急着约评论稿，是不是有病啊？
罗尔事件的第二记耳光，当然是打给社会保障体系。一般而言，第一记耳光是手心打，而第二记是手臂回抡、手背掌掴，因手背较硬、反手速度快的因素，第二记要比第一记重的多。
无论各路评论界大佬们是骂罗尔、还是挺罗尔，罗尔和罗一笑都需要活下去，我真正关心的是：如果有一天我、还有我们、你们、他们也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论起财产，我比罗尔至少不多；论起生存能力，我比罗尔低得多；我们这个社会，有抗风险能力的人有多少？至少罗尔还能通过写文章影响大众情绪，我呢？我们呢？
过去我常说：中国为了集权，将族权、神权、父权、夫权统统收归政权，然而政权却没有能力提供有弹性的社会保障体系。
在企业工作时，恰好负责过员工关怀工作，在实践中发现，为了实现一家不到3万员工的安全感保障，我们最终不得不设计了五级保障体系：社保、商保、公司特保、员工互助、内部捐赠；才能将需求一一覆盖。
而今天的中国，商业保险价高心黑，社会保险覆盖有限，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互助的基础即乡、族关系被城市化打破；唯一的渠道就是靠捐赠了。
深圳是个好地方，社会保障系统相对完善，罗尔其实本不必如此艰难，但幸运或不幸的是：罗尔本人不严谨的操作习惯，导致其与社保体系发生了一些对接失误，一个本不属于社保系统遗忘群体的罗尔，因其写作的技能，阴差阳错成了社保系统遗忘群体的代言人。抛开罗尔，我们更应因此事而关注社保系统外的：迁移人口、弱势群体。关注他们的保障。
一个国家，劳动者可以接受失业、可以接受再就业、可以接受优胜劣汰，却唯独无法接受遇到“急苦难”时无助与绝望。对于社会系统的构建者来说：罗尔的对错并不重要，罗尔们的安全感缺失以及因此导致的社会氛围失控，才是最大的问题。
这里还有一个亮点，就是新慈善法的理性，没有将个人求助与社区互助纳入网络募捐许可证的范畴。事实上，古今中外都是不禁止求助（行乞）的，因为这是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当然罗尔的行为到底是赞赏还是行乞，可以参考马剑银老师的法律分析文章。
最后我们看一下社会的反应。
社会各界的愤怒也是一种挣扎？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让无数陷入重大疾病的家庭失去安全感，而公众的愤怒也来自安全感的丧失。
社会大众对整个中华民族的道德自律能力的不自信，这样就导致了社会大众对身边所有的人缺乏信任感。而我们的精英恰恰有大量的反社会人格者聚集。罗尔是否属于反社会人格，需要心理学专家去调研取证，但一个人的行为取决于社会的基础价值观与奖惩机制，有教无类。
所以，罗尔门的第三记耳光，打在了中华文明的脸上。社会永远不会只有法制，法理與三位一体的治理模式，缺一不可。法律规定之外，有舆论监督、有邻里的风言风语；众人视线之外，还需要儒家的慎独、佛教的果报、民俗的地狱、西方教的末日审判、还有死了没脸去见马克思。
一个舆论监督缺失、良心监督缺失的社会，整天生活在一个不可信任的群体中，谁会有安全感？
中国的意识盟约基础思维，从以和为贵的中庸思想，在近代的反复革命中，变为以各种斗争为纲的战斗思想，虽然不到百年，却已经形成了“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深入骨髓的斗争系集体无意识。虽然“和平崛起、和谐社会”的意识已经在党政高层中诞生，但社会大众依然还是丛林心态，信仰个人奋斗、信仰竞争至上——这恰是罗尔与征讨罗尔者的通病。
另外，公益界大呼“良心不足了、眼泪不足了、罗尔滥用了善心”，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紧张。
因职业之便，笔者曾详细调研过220万网络捐囎人数据，简单来概括就是一句话“骂的不捐，捐的不骂”。一个“爱心不足”的社会，需要给爱心作一点充值了，罗尔引发的一系列反应，我倒是觉得恰好是一次爱心充值、智慧普及的社会契机，关键看公知们能否放下愤怒与批斗，进行一些正面的解读与思考。
罗尔事件有什么值得学习的
打完耳光说一点好的。
第一个赞点给罗尔和小铜人。事实上，我探索劝募已经有很长时间，“劝募官计划”推出已久，但到底采用“劝募分成”还是“赞赏分捐”模式，一直在市场接受度上有担忧。罗尔的冒险一搏，最终打开了公益劝募官的最后一道门。无论罗尔和小铜人的初心如何，谁也没有资格对别人做诛心之论，但客观来说，罗尔的操作撇开中国媒体的习惯性造假问题外，美文+转发+企业捐赠的模式值得公益组织们学习。
第二个赞点给慈善法：没有封杀求助者的活路。（罗尔到底是卖文还是求助，到底是被微信所谓的BUG坑了，还是自己坑了自己，不在本文讨论范围）。
关于求助（古代主要是行乞），其实是一个社会治理的技术问题，这里不多说，简单三点概括：1、乞讨是人的最后一根救命索，不能封闭；2、是用尊严换生存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笑贫不笑娼，乞讨本身是一件没有尊严的事，本身就是对人的惩罚性社会成本；3、一旦政府纳入规范，乞讨的社会成本谁来承担？（核实成本、约束成本、监督成本）。
以罗尔为例，这次他事实上付出的成本非常之大，甚至可能要几代人承担。这些隐形的成本，包括隐私权、道德压力、心理压力、家庭压力、子女面临的社会压力等，尤其还包括行乞后遗症——会造成取巧的社会行为习惯，甚至在后代中形成反社会人格。
中国最伟大的家族当属孔门，而孔门千年繁荣的奠定者孔子，恰恰是一个不逐利的理想主义者，相信这一点会给中国人一些启发——自己的坚守、对子女的教育。
第三个赞点给自媒体们。虽然媒体们缺乏起码的媒体素质，但自媒体们至少让我们看到了舆论监督、百家争鸣的可喜趋势。
好了，罗尔的事情就说这么多，可能不是大家需要的，大家需要的是消费罗尔、消费罗一笑，希望看到精彩的法律解析、道德评价、动机揣测、舆情解读、阵营分化、主义对决、口诛笔伐、善恶对决、悲天悯人。
可事实上，我只看到一个有缺陷的社会和无数个体的挣扎。
而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与基层政府联动的可信求助、社区救助网络——也试图推动扶贫办建立一个可信求助网络，改善一下贫困人口准确率偏低的问题（据李小云老师的调研，准确率不到40%）。当然，在一切向钱看的时代，这个项目注定得不到资金支持，我也只希望能留下一些经验与模版。
最后再说一点期望的：
1、媒体们，多报道点事实，少一点煽风点火、聚众闹事；
2、公益组织们，多学一些技术，少一点道德谴责；
3、慈善组织们，多一些小众立场，我倒是希望有家慈善组织去给罗尔及其家人做心理保健；
4、自媒体们，尤其是大V们，说话负点责任；
5、学界，对社会科学多一点思考，少一点翻译，搬砖论文对中国没有帮助，只对你的职称有帮助；
6、政府，学一学汉代的宰相陈平，政府不是只抓经济就好，政府最大的职能是确定社会的目标、规则、人设。经济是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绝不是社会的全部，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四个社会核心板块都要过硬。
7、宗教界及社会理论界，多出来传播一些智慧，少一点鸡汤，教化不行，法律、舆论、信仰都是虚设。
8、文艺界，文以载道，中国自古以来的曲艺，都是社会教化体系的一部分，从来不是纯粹的娱乐化，古代的妓女都有梁红玉、小凤仙，我只感觉今天的文学家、艺术家、大导演们，远不如妓女！
9、对于企业来说，小铜人的罗尔门与支付鸨其实是同一类事情，公关部与社会责任部对可能导致的社会不良反映与风险，应做法律、舆论、道德、超道德四位评估。
以下部分节选自《公益原理》
最后部分，把公益原理的书中部分截取一段，其实我们不需要什么大V时评，道理都在书里，只是没人去读。
4、孤独的中国各阶层
公众利益是每一个个体利益的合集。
当我们将视线从数字上面转移到一个一个的人身上时，我们会惊讶的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感并没有随经济发展而大幅提升，很多人甚至开始怀念“大锅饭时代”，以及社会普遍认可“中国梦就是奋斗并成功移民”这样的现状。
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中国的主力劳动力阶层，正面对安全感缺失的环境。吃食物觉得会慢性中毒、买房觉得会贬值、不买房觉得以后会买不起、月收入过万但却没有抗风险能力、失业大病都是毁灭性打击、不知道社保能否兑现——各种不安全感如同双刃剑，一方面激发出国产劳动力的哀兵战斗力，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另一方面，也增加了社会的不幸福感。
我们无法回避当中华民族用30年时间走完西方200年的经济增长之路，所必然付出的几代人的艰苦奋斗。但我们依然要较一下真，到底中国有什么地方，让个体缺乏安全感。
（1）、冷漠的权力社会
首当其冲的问题，当然是从暴力经济快速转型，所遗留的“分配机制”。在暴力经济做为主体的模式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人参与劳动的机会与回报，都必须自上而下得到授权。服从精神成为这种模式最需要的价值观，“以孝治天下、忠臣必出孝子之门”都是时代烙印。
因此，中国人习惯于这种模式，“向上看全是屁股，向下看全是笑脸”成为常态，学不会平等的对待别人，“对上谄媚、对下残酷”成为习惯，将上层看作进阶的快捷方式，将下层看作掠夺的对象。
这种习惯下，人与人之间本身就缺少合作的基础，互相之间缺少关怀与互助，冷漠的人与人关系，最终导致了每一个个体的孤独。
（2）、家庭单位的日渐乏力
而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则是我国最小经济单位与社会性保障体系之间的错位。
科举制是中国农业时代的最伟大的社会科学发明——没有之一。科举制的亮点在于：一、任何人只要学而优则仕；二、读书的成本可以得到“义学、家族、陪读”等多种社会解决方案。
综合起来就是：机会均等的阶级流通+精英选拔的政治制度。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家族制。现在的70后、80后，已经完全不知道“分家、祠堂、族长”的事情。在科举制的时代，尽管同一家族并不能保障家族成员衣食住行在同一水平，却能保障同一家族的子弟有机会同学。《红楼梦》里，贾家无论贫富贵贱，都在家族子弟小学里读书的场景，就是真实的记载。
那个时代，不需要国家级的社会统筹保障系统。家族、村落、商会等组织，在某种意义上，起到了对最小经济单位的保障功能。
而今天，我国的最小经济单位已经变成“家庭”。一对小小的80后，从农村考进大学，留在城市工作，月薪中40%拿去供房，其余的钱除了吃饭穿衣，还要准备好子女的教育，并且随时要做好补贴老人的准备——自己千万不能生病，因为生病往往还意味着失业。
与之相对应的是西方的保障体系，他们的经济单位也很小，家庭或者个人，但他们提供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抵消了较小经济单位抗风险能力低的问题。
一夫一妻、包产到户等等社会规则，可以看作五四运动后，中国对西方最大的模仿。但只学了一半，西方社会与经济细胞拆分相对应的，还有对个体权益保障的一系列举措。而这些举措我们没有引进，五四运动后到今天，我们破了很多传统制度，但各种利益群体的角逐最终导致没有建立起相对完善的新体系。
举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西方将人从集体主义中解放出来，是给每个人充分的武器、食物、物资，然后告诉他说，你自由了，丛林欢迎你。而我国五四运动后所做的一切，是把每个人都剥夺至赤身裸体，然后告诉他说：你自由了，丛林欢迎你。
（3）、阶级流通通道的关闭
社会保障体系与最小经济细胞的不匹配，导致了中国最大的不平等，吴敬琏所说的“机会不平等”。
而经济模式与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匹配，又从教育资源的垄断开始，进一步限制了阶级流通。政策性垄断与二级市场的贪婪，将中国几乎所有的行业都变成资源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劳动力密集型、智力密集型产业逐渐萎缩，这又进一步加剧了“机会不平等”。
这种格局下，习李新政中的“全民创业、鼓励创新”，虽然是对症下药的良方，但既得利益者的强大阻力之下，最终也很可能被资本集团骗走补贴，而真正的创业创新者却不得不屈服于更强大的“垄断与买断”势力。
5、孤独的社会文化——法律、信仰、舆论三种机制的沦陷。
关于文化，有一次我们讨论怎样培养子女，从金钱、教育、环境各种环节聊起，而最终的结论是：无论怎样，都要给孩子一个敬畏的物件。
事实上，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今天中国的问题，无知者无畏的中国人，在今天变得毫无底线的猥琐。人贩子、腐败分子因为法律的威慑力不够而肆意妄为；社会公德因道德认知的沦陷而沦陷；无法无天的人群失去宗教的约束，而无自制力。
做什么的自由与不做什么的界限，已经失去。法律、信仰、舆论三种人类社会的规则都部分失效。一个失去约束机制的社会，又怎么会有幸福感、公共利益保障呢？
告诉孩子们不做什么，我们可以告诉他：不要做违法乱纪的事，不要做触犯神灵的事，不要做触犯众怒的事；或者说：司法可畏、神明可畏、人言可畏。对于更高素质的孩子，也可以延续中国儒家的思想，进行更高阶的要求：慎独、通情达理。然而，对待成人的教育，又该怎样入手呢？
6、中国公益现状的层层剖析
最外层表像：行业感受——无法融入主流社会的公益人、公益圈，抱团取暖的“小圈子”；
次外层表像：行业现状——被苦逼型公益占据的公益行业，被忽视的创新型、先知型公益；
外层问题：经济结构固化——暴力经济占绝对优势地位，良心经济（社会经济）被忽略的经济结构；
中层问题：社会系统BUG——阶层交流信道缺失造成的机会不平等；
中层问题：社会系统BUG——个体保障不到位，最小经济细胞与社会运转体系不匹配的社会结构；
内层问题：监督体系失灵——法律、宗教、舆论人类社会三种基本规则都尚待完善；
内层问题：社会智力原始阶段——社会成员（包括管理者）普遍缺少与时代相匹配的社会科学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甚至低于千年前水平，生理学、个体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政治经济学不能联动贯穿，更不能与现实结合。
这七个层次，勾画出了一个百废待兴的中国公益现状。而我们这代人，有义务和责任改变这一切，给子孙留下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体系。
第二节、中国公益内因反思
中国的问题，寻根问底后都会扔给体制，而体制管理者则会解释说，造成体制问题的根源是文化。
体制既是经济的产物、也是文化的产物。
而今天，随着开放红利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新的能量流转模型主要受限在文化背景。
抛开法律、信仰、舆论这三道绳索缺失造成的“利益共同体共识、担当者共识”难以达成，以及“社会成员缺乏起码的社会科学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导致的“社会需求共识”难以达成，这两个困境。
我们再深究一下深层次的判断误区，可以看到有三个系统性误区，是阻碍我国公益事业发展的思维误区——也是破局的关键之处。
1、透明人假设与监督体系的不健全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中，充满了广为传颂的伟人与圣人，而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论是不是完人，都是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透明人”。
这是中国文化几千年来的一个文化误区：任何领导者或者被授信者，必须是透明的、没有不同见解的、个体兽性完全服从于群体兽性、个体决策完全基于社会公认的评价标准的“职业圣徒”。
而这一点，在商业领域就会宽容得多，除了合伙人层面会对道德与价值观层面有一定要求外，其他任何参与者都只需要遵守这一部分规则，而不必成为透明人。
这个误区导致了两个问题：
1、对透明人的要求，显然是过高的，导致很多岗位缺乏有能力的人担任，或者被一些适应了这种要求的“混子”鱼目混珠；
2、基于透明人的假设，对很多岗位失去了应有的监督机制，从而将权力送给了“职业圣人”。
当然，另一种反向的极端也是不可取的，完全放弃自律，交给规则与监督体系，也必然会养出“讼棍”、“骗子”来。
如果哪一天，我国国民可以一分为二的看待每一个人，可信之人也要设防备机制，不可信之人也能委以重任；社会楷模也有丑陋一面，犯罪分子也有可取之处。我国的泛民族意识集团，才算是从“领袖盲从阶段”，进化到了“个体独立思考”阶段。
改变：自律与监督体系并重，法律、信仰、舆论共同作用。
2、计划经济VS市场经济的经济理论误区
第二个误区则出在经济理论上，我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将经济调控模式分为“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聚焦在达成社会需求共识的层面，而对于难以达成社会需求共识的领域则视而不见。
同时，暴力经济与商业经济，都是着眼于回报体系的鼓励模式，而未来的经济模式，回报或许并不重要。物质需求与社会认可，都是始于生存，止于生存的回报模式。
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个性化需求的抬头，社会需求共识甚至也会成为历史名词，需求甚至不需要达成共识。这时，小区化、个性化的需求，甚至可能与社会正义、普世价值发生冲突，这时如何控制资源的流入与流出，避免浪费与剧烈冲突，将成为新的主流社会需求。
而我国目前的主流社会需求，刚刚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与物质的匮乏”，逐渐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愉悦需求与精神文化消费品的匮乏”转移。
完全依赖市场化的精神消费品，一定会采用“迎合”而非“引导”的方式，会放大消费者的贪嗔痴慢疑，让消费者爽，从而获取他的钱财。
在这个阶段，完全依靠基因集团与神经集团决策的民族，是无法走的更远的。
改变：在思考问题时，可以将一些经济领域诸如教育、医疗、养老、小区等，试着交给良心经济，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
3、舆论监督需要客观公正的误区
这个误区，事实上与第一个误区并无二致，只是将“透明人”的身份赋予了媒体人，希望媒体人与领导、领袖一样，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然而，这里面有一个小小的不同。
西方的新闻学教材里，要求的是“客观、事实”，而不是“客观、公正”。因为西方的媒体理论认为：
谁也无法做到没有立场，只能报导中用客观、事实的叙事方式；当媒体足够多，站在不同立场进行报导时，读者就有可能更接近真相。
而我国的媒体理论要求公正报导，本身就是一个误区。真理并不可知，人类谈何公正。而且，如果媒体能够客观公正的报导，那么结果只有一个，就是“全人类只需要一个媒体。”
很多读者或许不理解，为什么会把媒体放到这么高的位置，与透明人、三种经济相提并论。
这是因为，如果说前二者分别代表法律这种规则，媒体（自媒体、公知、意见领袖）则代表舆论。我国的法制体系也刚刚走过初期阶段，立法、执法上都还是婴儿期；这个阶段，在没有宗教的我国，舆论的导向，几乎可以说是意识集团形成的核心地带。
而公知，则代表着约定俗成的范围内的舆论监督标准，以及道德探索的前行。
改变：在法律与新闻操守的框架内，互相PK的舆论会让社会离真理更近；科学家以及专家学者的科普、公知两大义务必不可少。
第三节、中国公益发展的时代契机
中国公益发展到今天，固然有其文化方面的准备不足，但经济发展阶段对社会体系的影响，毫无疑问也是巨大的。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发生了一次转移，从“人民日益提高的物质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转为“人民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与落后的文化产业之间的矛盾”。
1、文化产业与传统文化复苏
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民智的提升，对我国公益发展最薄弱的底层基础——“民众缺乏起码的社会科学常识与自然科学常识”，有所改善。
而中国的文化产业发展，必须依靠传统文化复苏——无论是老瓶装新酒、还是新瓶装老酒，都是可行的手法。
2、社区自治与社会经济
暴力行为、商业行为因其高效、标准化的社会需求解决方案，而得到追捧。
然而，任何标准化的行为，都如同铅笔画在白纸上的一条线，肉眼看黑白分明，放到放大镜下，就会看到黑白交界处的混乱；放到显微镜下，边界处更是黑中又白、白中有黑。
以廉租房为例，铅笔画过的本意是覆盖全体符合条件的人口。然而仔细观察，黑中有白：廉租人群中也混有特权人群；白中有黑：很多符合标准的人群却因种种原因错过；边界处的黑白混杂灰色地带：等待者、排队者、边缘条件者、鱼目混珠者纷纷攘攘。
而任何提高精度的行为，都意味着边界成本的大幅增加，边际效益的指数级递减。我们不能一味将“某某公务员牺牲周末，走访XXXX，积劳成疾因公殉职”作为常态，更不能将无限制的增加政府行政经费作为解决方案。因此，新一届政府将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新的执政模式。
而这对于社会经济来说，是一个契机。社区切入模式，如金锦萍老师所说，是“从社区公益入手，逐渐实现社区治理与社区经济”。
3、企业社会责任觉醒与商业回归本质
在中国古代，认为“商人是解决问题的人”。自古边有着“商道即人道”的“商业习俗”。被尊为商人祖师爷的陶朱公范蠡，本身就出自政府体系内，因此，范蠡的商业行为虽然仅限于流通业，但他本人已经有着 “取有余以补不足”的社会资源调节情结。
在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后，大批商人在“质量低劣的铅笔”发现大量的空白，从而轻松发财。但随着今天，暴力组织、商业组织的逐渐发展，“铅笔”已经越来越细腻，商业机会的挖掘，已经从计划经济的空子，转移到社会需求的挖掘。
此时，商业终于开始回归本质，利润是市场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奖励——这一原始的朴素真理，重新被企业家们审视，并因此衍生出共享价值、社会企业、责任企业等各种新名词。
当然无论新瓶装旧酒（共享价值、社会企业），还是旧瓶装新酒（社会责任、儒商、佛商），对于社会公益而言，都是机遇。
4、《慈善法》的契机
社会主义国家中，有几点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
1、执政集团有更强的社会需求思辨能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自身有稳定的执政基础，并着眼于国家长期利益，从根本上规避了西方暴力组织的权力模型——“权力是公众对解决社会需求者的授权”。公众的认知能力与基因人自利性对选票的左右，从而为苦逼型、先知型两种公益制造了需求。
2、社会主义国家中，商业组织并不是完全的市场机制，而是有一定的国家统筹性。因此，社会主义的市场并不是完全的利润驱动，而是有一定的社会需求驱动。
综合以上两者，我们可以得知，社会主义公有制制度下，第一部门与第二部门，实际上履行了一定比例的第三部门义务。但同时，也压缩了第三部门的存在空间。
马克思说：公益与慈善，是资产阶级掩盖社会矛盾的工具。这句话在理论上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选票、利润驱动下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对某些社会需求的忽视。因此，民间组织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社会必不可少的第三次分配，是社会公正的润滑剂，是社会需求的补充。而对社会主义社会来说，是第一部门、第二部门的天然义务。
因此，长期以来，我国的公益事业由国家部门、国有企业承担，并在遇到重大突发需求时，通过国家动员进行全民行动。
但也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国家的第一部门、第二部门承担了过多的公益责任与义务，造成组织的负担过重，染上了小众性、低效性、模糊性等本该由第三部门承担的苦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