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蒋亦凡1
去年9月的一个下午，我坐在北京有机农夫市集位于三元桥凤凰商街的社区中心里，和市集的召集人常天乐、IFOAM的PGS项目协调人科妮莉亚·克赫纳（Cornelia Kirchner）一起，准备着一个关于PGS的工作坊。与此同时，正有一场农夫市集在门外的凤凰商街热热闹闹地举行。这个社区中心名叫“集室”，分内外两间，外间是由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团队运营的菜店，销售市集农友和北京以外同样可追溯、可信赖的生产者的农产品；里间是团队的办公室兼仓库、餐厅和交流空间。我们就在里面这间忙活。这时，由集室代销的几千斤“良心梨”从河北沧州运到了，需要堆到里间。不一会儿，进来一群人，收拾东西的收拾东西，挪家具的挪家具。穿梭往来的男男女女，有市集工作者、也有农友、志愿者，还有消费者，大家干活不分彼此、热火朝天。人影晃动间，几百箱梨就在屋里拔地而起，码得整整齐齐。适逢这时屋里的背景音乐是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Beat It》，让眼前的这一幕仿佛一场热力四射的现代舞，这首老歌也在这样的团结、开放、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具有了别样的感染力。
这个场景就像是参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多方关系的一个缩影。用常天乐的话说，市集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供参与其中的各方发挥。而这种开放平台的身份，也决定了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追求更好的“自我修养”——PGS的过程中，有自己清晰的发展轨迹和明确的目标。
市集创办于2010年，最初只是一个迷你的文艺范儿农夫市集，五年后的今天，它已经是国内CSA运动的一个标杆案例。目前它以每月8～10场的频率在北京市区的多个合作场地开集，服务着来自北京城市周边的四十多个中小规模生态农场、十来家小型手工作坊，还有数以万计的消费者，年直接销售额达到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元（人民币），间接销售额更高于此。生产者们普遍因为加入市集而拓宽了销路，获得了与其产品良好的生态、健康品质相称的优价回报，实现了更好的经营状况。可以说，它成功地在大型食品分销体系林立的北京建立起了一个另类市场，面向中小规模生态农业和传统食物文化，以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直接交流与互动为信任基础。
PGS脱胎于有机农业运动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旨在建立的“PGS”，是英文“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的首字母缩写，“参与式保障体系”是对它的直译。这是一种在世界有机农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针对有机小农的产品质量保障体系，是对主流体系的补充，或毋宁为纠正。
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世界各地拥有政府认可的第三方有机认证体系陆续建立，有效地辅助了一个有机农产品市场的诞生。但是，这些认证的对象，主要是针对产业化、出口型的有机产业的。姑且不论这种产业模式是否符合“有机农业”关于低成本、资源循环利用、生物多样性、社区经济的理念，光是它高昂的认证费用、复杂的手续首先就排斥了小规模生产者。而一些小规模生产者更怀疑，这种靠一个检验员一年来看一两回的监督到底能起到多大的监督效果。既然不被主流认证体系接纳，各地的有机小农就另辟蹊径，纷纷搞出自己的“另类认证模式”。起初他们并没有共同的名字，工作手法也不尽相同，但是殊途同归，都是通过以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主体，同时包括消费者等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广泛参与，以及公开透明的信息披露来实现对农场生产过程的监督，并向这套工作机制的传播效应所能达到的本地市场传递对产品质量的信任。2004年，这些另类认证团体在巴西的托雷斯开了个会，肯定这套模式对全世界有机小农的发展的意义，总结出它的一些关键特征，并赋予了它们一个共同的名称“参与式保障体系”。会后，会议的主办方之一IFOAM建立了专门的机构，把在全世界推广PGS作为它的一项长期工作。根据该联盟的统计：2015年，世界上共有133个PGS在43个国家运作，另有102个正在47个国家得到开发。全世界有五万三千多生产者参加了PGS，其中有两万四千多得到了认证。
PGS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社会运动特征。它是有机小农在被商业化的有机农业部门边缘化的局面下，争取社会承认和市场机会的努力，是在原本强调农业的社区属性的有机农业变得不得不通过外部机构的认证来获得市场承认的局面下，重新强调社区自身建立规则和秩序、实现信任的一种探索。
这一运动的思想来自有机农业运动本身。法国的“自然与进步”（Nature & Progress）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机农业团体之一，它可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PGS践行者。1964年，一群法国农民、农学家、医生、消费者出于对绿色革命带来的化学农业的不满而成立了这个有机农业团体，并在1972年开始使用参与式手法来对会员进行有机生产的合规评估。相比而言，欧洲共同体的有机农业标准要等到1991年才诞生，欧洲的第三方认证体系的出现则还要等四年。但是，当这套官方认证体系诞生之后，却喧宾夺主，将获得第三方认证作为获得有机资质的先决条件，以不够“保密”和“独立”为由，将“自然与进步”所采用的参与式方法排除在外，这意味着用参与式方法认证的产品不能称“有机”。但是，“自然与进步”并没有放弃自己那套历史悠久的方法，活跃的地方团体继续用之运作直至今日。因为这套方法的好处是，官方认可与否并不那么重要，关键是赢得本地市场消费者的心。
市集遇见PGS：似曾相识，又相见恨晚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同事们对建设市集自己的PGS的想法酝酿已久。2011年10月，常天乐在第三届全国CSA大会上听到IFOAM中国代表周泽江老师介绍PGS，才知道原来市集所使用的一些工作方法在国际上已有先例，而且这种新工具还有很多当时市集并没有意识到的重要价值。在2013年3月市集的一场全体大会（参加者为全体农商户和工作人员）的文件中就已经写道：“市集必须建立PGS，这是市集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市集同事晓云生说：“如果农夫市集没有PGS，这种形式就没法走得更远。因为只有在具备了这种系统、规范的制度之后，市集所倡导的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沟通、协作，以及多方参与的农场拜访来实现质量保障的思想才更有说服力，也使它在与其他的市场模式（包括那些假借CSA之名行纯粹逐利之实的李鬼模式）竞争公众认可的角逐中拥有更大的优势。”
但不仅是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需要PGS。经常去各地参会、考察的常天乐早已经看到：尽管具体情况充满差异，但各地的农夫市集和其他类型的CSA平台其实都有对PGS的需求。而CSA运动是一个整体，如果这场运动拥有了PGS工具，就会极大地促进公众对CSA运动的认可和参与。2014年，市集向全球绿色环境基金（Global Greengrants Fund，GGF）申请了一笔小额资助，编译一些国际上PGS的资料。后来，市集受邀申请德国NGO亚洲之家基金会的“中欧NGO交流项目”，于是常天乐决定把IFOAM作为人员交流伙伴，再深入研究一下PGS。并且趁科妮莉亚9月在中国交换工作时，北京有机农夫市集邀请国内多地的CSA同仁一起在北京讨论大家对PGS的需求是什么，各地建立自己的PGS，甚或要建立全国性的PGS网络，究竟该怎么做。我作为CSA运动的参与者和观察者，被常天乐邀请入伙，一起筹备工作坊。
就像任何一个CSA项目一样，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天生就具备了一个PGS的雏形。公开透明、鼓励参与，是市集多年来保障产品质量、赢得消费者信任的基本手段。早些年，他们常常在市集上在微博上询问有没有粉丝可以开车带他们一起去考察某个农场。但这不仅是为了解决交通工具，也是为了拉到“人证”。这时市集还没有任何规范化的农场监督制度，寻找人证的方式，总是不问来路，充分开放。
一个“共同的”市集的来路
市集对消费者参与的这种开放态度，其实是市集本身组织形式的开放性的体现。市集的前身是2010年几个在京的外国艺术家和学生举办的农夫市集，当时在美国农业与贸易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Agriculture and Trade Policy，IATP）担任项目官员的常天乐作为志愿者协助组织和宣传，她的一大贡献是把微博宣传做得有声有色，让市集充分面向中国消费者，赢得了大量顾客。后来几个外国创始人陆续退出，离开中国，常天乐这个帮忙的成了负责的。好在有很多中国志愿者加入，帮常天乐一起张罗，逐步形成了一个稳定的四人小团队。又干了一阵，常天乐深感市集正是自己之前在研究所工作时所追求的“替代性食物体系”的绝佳模式，于是干脆辞掉了研究所的工作，全职组织市集。说是全职，却不拿工资，其他几位同事也是一样，都纯粹因为“好这口”，认同市集的理念、人际关系和工作氛围。这样，市集就成了一个由一群全职志愿者支撑的公益项目，团队成员义务劳动，也来去自由，团队氛围平等而友善，决策靠大家讨论。同事们曾经提出：为了宣传市集，要把常天乐作为一个符合主流价值观的形象，作为市集的灵魂人物推出。她是美国“海归”、曾供职于大报、大公司和国际研究机构，英语和普通话一样流利，而且出口成章，形象也富有亲和力。但她始终拒绝被“推出”，坚持应该突出的是市集这个平台本身。而她至今都管自己叫市集的“召集人”——她负责把大家招呼到一起，但拿主意要靠大家商量，不由她说了算，但如果项目出了问题，她也负责“着急”。2012年夏天，市集开始有一些收入，终于可以给团队支付微薄且平均的薪水。次年12月集室开张，又增加了一个团队，目前全职工作人员数量达到11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曾是市集上的消费者。而在这个团队“管理”下的市集，则不属于任何一个个人或机构，毋宁说，它是这个流动的志愿者群体以及他们所服务的农友和消费者群体的“共同的”市集，市集的不少事务会拿出来与农友们协商，一些活跃的消费者也会被邀请其中。
据常天乐估计，全北京有近一万个家庭的农产品购自市集或由于市集而直接向农户购买，有一千人差不多每周都来赶集，与她脸熟的消费者有小一百人，负责更多一线事务的同事们会认识更多，而其中又有几十人是非常投入的消费者，他们有的把CSA、有机农业的原则甚至方法吃得很透，常常能在市集举行的交流活动中替市集组织团队宣讲理念、解答问题，甚至回应挑战。有的成为市集的志愿者，从看摊、搬运，到编辑微博、微信，到提供专业咨询；有一些则举家默默成了农场的忠实志愿者，还有一些则成为参加农场拜访的积极分子。
这并非率性而为。一方面，这是因为市集发展之初曾有很多个人和机构为它的成长出过力，所以至今团队仍然把它看成一个属于大家的市集，团队是在替公众/社群托管它。这种认识也反映在市集的财务安排上——团队的薪水十分微薄（起初3000元/月，后来一度稳定在4000元/月，目前开始以多劳多得为原则实现差异化），省出资金用于办公经费、拜访农友、举办交流活动等事业发展。
另一方面，这也与常天乐对消费合作社的热衷有关。常天乐在美国工作时，曾经考察过美国的一批消费合作社，为那种一群人联合起来解决自己的需求的力量所感染。被IATP派回中国后，她在2010年5月策划举办过一次“消费者合作国际交流会”，可能是国内迄今举办过的唯一的关于消费合作社的国际会议。在那次会议上，IATP邀请了美国、德国、台湾等地合作社的负责人和会员，分享他们的经验，而来自国内CSA社群的代表则探讨如何把这些经验与自己的工作相结合。这些消费合作社的共同点，是一群理念接近的消费者集中资金，有时还有自己的劳动，来建立大家共同拥有的消费品供应平台，这样既能获得理想的产品，又能将原本会被商场、超市等大型销售渠道赚去的利润留在自己和生产者的手中。一些合作社为了获得安全绿色的农产品，就与农户相约：农户进行生态生产，合作社则付以优价。这些合作社内部都有民主决策机制，会员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合作社的主人。常天乐想：市集是否也能效仿消费合作社，为农户、消费者和市集的工作团队共同拥有，由大家一起管理？正是这种想法赋予了市集多方参与的开放性。
2012年初，市集团队尝试将这种思考付诸实施。为此他们召开了全体大会，宣布将组建由生产者、消费者和外部专家共同组成的市集管委会。工作随后由一个多方组成的筹委会推进，但可惜后来因为消费者和外部专家难以动员，这项动议未能实现。几个月后，当市集面临法律注册，常天乐再次把合作社模式拿出来探讨。她的想法是利用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股东上限50人的规定，召集囊括以上多方的49人（为了决策效率而选择单数）作为股东注册公司，并制订合作社章程，使之事实上是一个体现各方会员利益的合作社。但这个想法由于操作层面过于复杂，没能得到团队同事的支持，也只能作罢。
且行且思，朝着PGS前进
尽管事后分析，由于消费者的数量庞大和川流不息，以上两套涉及明确的代表权和所有权的方案其实都不适合市集这种模式，但这种把市集作为一个“公共物品”的思想，被团队继承了下来，影响了团队的思维方式。而当PGS这一工具浮现之后，常天乐感到：这是另一种可以使生产者和消费者参与市集管理的机制，通过PGS，他们可以在产品质量保障、知识营造和文化建设中发挥作用。
市集最早的PGS制度建设尝试，可能是那次对生产标准的修订升级。2011年秋天，市集打算把原先简单的生产底线要求“认同有机理念，耕种过程不使用农药和化肥，养殖密度合理，散养为主，不喂含抗生素和激素的饲料”制定为更细化、更专业的生产标准。本着PGS“利益相关方共同制定游戏规则”的原则，市集团队先邀请农户们分头撰写不同生产门类的标准。一些农户很积极，不久便拿出了草稿，然后是向农友征求意见。虽然意见很多，但好歹汇总成为了一个初稿。然后，所有农户被拉到一个农场，关起门来逐条审议初稿。结果，每一条都有相左的意见，水平高的人希望把标准定高些，水平低的人希望定低些，这让审议过程成为一场令大家筋疲力尽的“车轮大战”。最终结果，是保留了原先那条一句话原则。
如今回忆当时的情形，并展望未来的PGS，常天乐有点怀疑制定细化生产标准的意义。国外的PGS所采用的生产标准，通常是根据一些主流有机生产标准修改，使之更符合小农实际。常天乐认为：具体到罗列哪些投入品可用，哪些又不可用，就会造成没写进去的东西被滥用。据她观察，市集上最容易出状况的农场是那些并没有鲜明的生态理念，更多是带着生产“健康食品”的想法而做的农场。由于缺少对农场的生态设计，这些农场较多依赖外购投入品，这就是问题的来源。因为，即便不论外购投入品是否符合有机农业本土资源循环利用的原则，光是它们的成分就非常不透明，常带有不合格成分。所谓“商品有机肥”往往并不符合有机标准，就是一个例子。
在常天乐看来，有机生产标准仍然是一个工业化思路的产物。好的有机实践，是遵循一系列符合有机农业价值观的原则。PGS除了组织利益相关方协商制定这些原则，还可以为生产者建立经常性的交流和学习机制，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些原则。她的同事晓云生认为，生产标准可以是PGS知识库中的内容，供生产者学习、参考，但不应该是追求的目标。PGS该做的是帮助农户逐步实现真正的有机农业生产。
市集的另一项努力，是在2014年春天设置了专门的岗位来推进“准PGS”的工作。负责的同事塔拉学艺术出身，但一反人们对文艺青年的刻板印象，她勤奋、认真、不怕吃苦，兢兢业业推进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前后花了半年的时间，设计了一套农场信息登记表，并苦口婆心、穷追不舍地促成市集上三十余户农户逐一填写完毕，并在随后的农场考察中核对。这份表格囊括了农场概况、生产部署和生产方式的方方面面。这样，全体农户的生产细节第一次完整地有了书面呈现。很多农户从中第一次看到自己农场的全方位信息被形诸文字，记录在册。这其实正是PGS模式所要求的每一个成员农场需要提交的“管理档案”，有了这份档案，未来无论是对农场开展监督还是提供支持，都有了参照点。
农夫市集还希望这套信息能有另一个用处——作为定价的重要参考。市集从不干涉农户定价，但是农户们的生产水平有高低，农场的自然资源条件也有好有坏，而消费者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不可能对不同农户的农产品的价值（兼有食用价值和环境价值）进行哪怕是准确的横向比较。这使得市集过去的产品定价存在一定程度上的扭曲，卖出更好价钱的，未必是生产水平更高的农户，而可能是更擅长营销，或产品看上去更喜人的农户。而随着市集于10月初在全部农友的摊位前公示源自这套农场信息登记表的农场信息，新的价格秩序将会逐渐形成。当消费者可以借此更好地分辨农场高下的时候，农户们将会更有动力，也更有明确的方向，去追求更好的生产实践。这是信息对称的好处。
第二件事是加强了农场拜访的频率、规范性和严格程度。具体的变化包括：农场拜访的频率增加到每周一次；为了确保拜访小组的专业判断力，每次都有农友参加；为了让在现场的观察更细致、周到、有条理，专门设计了表格供拜访小组成员填写，并在事后提供总结反馈，开展讨论；为了让长期的疑点能够得到求证，对个别农场采取了突击检查的形式。严格的考察的确发现了问题，有三家农户因为严重违反规定而被清退。其中有的是拿非自己生产的产品来卖（声称是有有机肥供应关系的“合作基地”的），有的则是由于农场负责人不管技术，而实际负责技术的人使用了违禁投入品。这证明了：一个高度注重理念的群体内部，监督也是不可或缺的——哪怕“监督”这个词听上去没理念、伤感情。
但塔拉和同事们也被一些问题困扰：拜访小组的专业能力几乎全部来自市集上的农友，虽然农友们出于共通有无和维护自己所赖以发展的市集的声望的考虑，会负责地给出他们的专业判断，但积极参与的农友并不多（路途遥远和耗时是主要原因），而且往往不愿多次拜访同一家农场。农友的参与性始终不高，塔拉总要特意邀请，这成了一桩耗费精力的工作。而市集同事们的农业知识远不如农友们，只懂原理，不懂具体，对观察到的现象难下判断，发生分歧的时候难有结论。而消费者的专业性，往往更低于市集同事，有些不懂得看土壤质量，只觉得农场整齐干净就是好，非常主观。这让市集同事们意识到三件事：第一，无论是消费者还是市集同事，要想开展有质量的农场拜访，必须有相应的有机农业知识培训；第二，如果有一套制度能促进农户们参与对彼此农场的拜访，并在这个过程中有效地开展交流和学习，从而有助于大家农业水平的提高，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农艺进步和监管到位的良性循环。这两件事正是PGS可以做的：PGS不全是关于“认证”和“监督”，它还特别强调向生产者提供支持。“共同学习”正是一个PGS团体自我支持的机制。第三点与PGS并无必然联系，但也是PGS的一种工作技巧——需要分流那些仅仅带着游农家乐的心态加入农场考察团，没有把它作为一项工作来对待、也没有任何知识储备的消费者。他们想出的分流办法是：另设更具消遣娱乐性的、收费的农场游项目。
常天乐还有另一个观察：市集上不断出现一些对CSA有着很深的理解和认同的消费者，他们常常不满足于通过购买来支持，也愿意用志愿服务的形式提供支持，以此作为他们对一个公平、可持续的社会的追求。常天乐说：“有很多这种高素质的消费者曾经向市集团队抛出过橄榄枝，但是我们接不住。”如果有了PGS，就可以有专门的职能来汇聚这些资源，使之成为这个质量保障体系的劳力、智力和传播媒介。这样，PGS就成为一个社会资本的蓄水池。
不忘PGS的根基：在地主体性
正是由于以上这些背景，同时了解到国内其他一些CSA平台都有类似的需求和困惑，希望国内CSA运动能够拥有这种“制度基础设施”来追求更深层的发展，我们决定在2014年9月召开那个在文章开头提到的“PGS的本土化”工作坊。这也是为了对主流农业模式做出回应：通过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合作来创造一个有序的、属于生态小农的农产品市场。
此次工作坊邀请了全国十多家机构的工作人员，第一天先通过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PGS项目协调人科妮莉亚的介绍，以及我们所翻译的该联盟出版或推荐的PGS介绍性材料，来了解PGS的前世今生和来龙去脉。各地CSA社区的代表也介绍了他们和PGS相关的一些工作和困惑。第二天尝试通过PGS的手法考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相关的若干家农场，以对这种手法进行评估。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我们聚在顺义的一家农场讨论对PGS的需求、设想，以及各地在建设PGS的过程中需要面对的差异性。
在工作坊的讨论中，浮现出了几个关键的问题，加深了我们对PGS的理解，打开了对它的想象。
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刚好在京出差，前来旁听的社区伙伴邓文嫦老师坦诚地表达了她的一个担忧：从社区伙伴推广CSA的工作经验来看，不同社区的状况是非常不一样的，PGS同样是要在这十分不同的环境中建立一种信任与合作的体系，但目前对PGS感兴趣的人几乎都来自城市，那么生产者的主体性该如何体现，其积极性来自何处？她担心PGS会被片面地看作一种认证工具和市场开拓工具，考虑的仅仅是经济层面的问题，而忽略了更根本的东西。社区伙伴是中国大陆CSA运动理念的播种者之一，在它十多年来无论是与农村还是城市社群的合作中，都十分注重对社区的培力，激发出其内部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我在回应文嫦时说：PGS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发展工具。PGS所倡导的以平等磋商来制定游戏规则、以对小农的信任为工作的前提去加以引导和支持，以及共同的学习和知识的营造，都是社区培力的原则，而如果没有社区的成长，“参与式保障体系”的工作也就不可能顺利开展，因为根本不会出现有质量的“参与”，因而也无法说服它的“受众”（本地市场的消费者群体）。
而这种去了解和理解PGS工作所在地社群的愿望，也体现在目前正在进行中的、主要由常天乐和我承担、由乐施会（OXFAM）2资助的“PGS的本土化”研究项目中。该项目计划调研全国六个城市区域，了解当地对PGS有需要的社群的个性和共性，以此为基础来提供一套可供大家利用的工具文本。
关于PGS的社会发展功能，还值得一提的是：在工作坊之后不久，我读到了IFOAM发布的报告《社会过程和参与式保障体系之互动的全球比较研究》（Global Comparative Study on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Processes and Participatory Guarantee Systems），正呼应了这个主题。它调查了全球八个成熟的PGS在做“认证”之外开展的社会发展活动，发现其中包括：分享农业技术和传统知识、保育传统种子、小规模互助金融、复兴集体劳动等活动。这些活动所能带来的社会发展，除了有助开拓农产品销路从而改善农民生计，还有助于加强社区纽带、节约成本、巩固粮食安全，以及优化自然资源管理，等等。可以期待，未来中国的地方性PGS团体也能追求各自多元化的社会发展目标——只要这些地方PGS团体能真正立足本土开展工作，或者说，是“建立了自己的主体性”。
第二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涉及如何想象PGS的“认证”功能对市场格局的影响。我在工作坊上发表了一个观点：CSA和PGS之间其实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CSA强调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紧密联系，而PGS的“认证”功能却并不追求这种关系，甚至让它变得不再那么必要。因为有了认证，消费者就可以看认证标签，而不再那么关心农场究竟是怎么回事。这肯定不是PGS的目的。如果“认证”的结果是产品因为获得了认证标签而“不胫而走”，去到没有社群纽带和团结关系的陌生人市场逐浪，那么这种PGS必将迷失自我。因为吸引大量陌生顾客的愿望，将使一个PGS失去建设和维护一个由多种利益相关方共同组成的社群的意识，转而更加注重广告、公关、品牌营造等塑造平台知名度和权威性的手段。
常天乐也看到这种危险，她反对把PGS称作“认证”，而宁可称它为“质量保障”工具。她反对贴上认证标签的产品进入陌生人市场。因为在她看来，PGS必须是加强CSA的社群团结关系的工具，而非削弱它。她认为，如果单从产品层面来看，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PGS首先必须是服务于保障市集自身产品的质量，其次这些产品可以凭借“北京有机农夫市集PGS”质量保障产品的名义，进入国内CSA运动的销售渠道，从而扩大销路，甚至包括远销北京以外的市场。但北京本地市场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本地市场是PGS所赖以运作的本地利益相关方社群的来源。同时她也希望看到：各地都能出现立足本土、独立、茁壮的PGS，而且它们能够建立跨地域的联合。这将是中国CSA运动新的春天。
在创办第六年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最成功的农夫市集即将再度启航。我们有理由对它的PGS航程抱有乐观的期待，因为它一直高举着PGS的核心原则——具有共同愿景的本地社群的多方参与。
1.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2011年开始组织农夫市集，并倡导CSA、可持续农业，同时也关注文化遗产保护议题。
2. 乐施会是一个国际扶贫发展机构，旨在推动民众力量，消除贫穷。
注:
文章来自社区伙伴出版的第八期《比邻泥土香》，全本杂志PDF下载地址请见：
http://www.pcd.org.hk/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Fragrant_Soil_8.pd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