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力（resilience）是指农户和农村社区应对各类外界压力和变化的能力，如气候变化、市场波动、自然灾害等。为了将这略显高冷的术语与社区的实践工作相联系，我们将最大化使用案例访谈的形式，挖掘图片和视频的辅助效果，配合国际上对恢复力培育的研究成果，帮助中国的发展机构们理解恢复力在社区工作中能够发挥的效用。
“NGO的项目是如何体现resilience的？大家都是怎么理解resilience等相关概念的？如何在气候变化工作中运用resilience？”SRI近期访谈了几位比较了解resilience的NGO和专家，跟他们聊了聊气候变化与resilience的那些事儿。在接下来的几期恢复力栏目中，我们将把这些访谈记录一一向大家分享。
采访者：社会资源研究所，以下简称SRI
被采访者：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创始人张颖溢
时间：2016年1月
SRI：您是如何理解resilience的？
张颖溢：过去我们做保护项目经常用的概念是可持续性sustainability，设定的长远目标通常是要促进某个地区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sustainable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并关注项目成效的可持续性等。从字面上看sustainability强调的是目标和效果的长期性、可维持性、可支撑性，可如何实现呢？我觉得这个词本身并没有给出任何具体且可行的途径和方法来，但resilience却不同。
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系统都是一个复杂的、能在一定条件下自我维持和修复的系统，都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resilience只是这些系统在外界各种压力和风险下的弹性或自我恢复力，如果我们没有考虑这些系统的resilience，反而不断在破坏这些系统的resilience，那么这些系统就可能在某一刻发生崩溃。所以我个人认为，与Sustainability相比，resilience的概念往前更进了一步，指出了我们若要推动某个自然或社会系统的可持续性，该往哪个方向使劲。
Resilience确切的说，是指系统本身抗风险和抗打击的能力。换句话说，任何系统都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内外环境下，需要面对各种人为和自然的压力，不过系统自身有一定的弹性去缓冲这些压力以维持自身的相对稳定。如果我们不了解或忽视这些系统自身的弹性，甚至反而采取破坏其恢复力的保护行动，那么系统就会变得更加脆弱，很可能在一次未曾预料的压力——如一次极端气候事件或某种外来物种的入侵下，垮塌和崩溃，而我们可能还茫然不知为何保护行动的结果会适得其反。因此，我觉得resilience是人类认知自然和社会的一个进步。
SRI：结合你们的实际工作，您对resilience还有哪些看法呢？
张颖溢：首先，自然生态系统和我们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系统其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割裂孤立地去看任何一个系统。这是我们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自工业革命开始，最近一百多年来，全球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人口暴涨、空气和水源污染、过度利用导致的自然资源枯竭、物种濒危……。这些也催生了环境保护意识的启蒙和全球的环境保护运动。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投入到环境保护工作中，各国也通过立法、成立管理机构、建立各种保护地、推动绿色经济来应对这些环境危机，诸如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等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人类社会系统是建立在自然生态系统之上的，因为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所需的各种食品、药品、工业原料，帮我们生成土壤、净化空气、提供清洁的水源等，还是人类精神生活的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反过来，经过数百万年的自然演化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已成为地球生物圈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类的足迹踏遍了地球的每个角落，人类自身的发展对地球及其环境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人类社会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已经紧密联系在一起，无法分割，我们在从事自然和环境保护时，若只考虑自然而忽略了人类的现实需求，或只考虑人类而忽略地球上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的需要，那结果都将是一样的，也就是人类最终都无法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另外，对于任何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若人们只追求系统某一产出的最大化，而忽视其它组成部分，那就极可能损害到系统本身的resilience，使得系统的脆弱性增加，更难抵抗外来风险。比如，我们将一片天然林改造成农田，并为追求短期内农作物产量的最大化，而不顾土壤及周边森林和水体的健康，过度施用农药和化肥并过度抽取地下水来灌溉，那就极可能破坏土壤微生物群落及生态过程，污染水体、土壤甚至周边环境，使得农田生态系统过度依赖人工施肥、传粉、除虫和灌溉，人力投入和成本高启，并在遭遇极端降雨或干旱时，这片农田不仅可能颗粒无收，还可能完全被摧毁，并在数年内都难以恢复。所以目标越单一，系统的resilience也会越低，系统越容易崩溃。
同样，在自然保育中，如果我们的目标设定在只保护某一濒危物种上，所做的全部工作也都只为它的生存和繁衍，而不考虑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性、忽视其他物种的生存——只种植该物种爱吃的食源树种，减少其天敌或其他任何不利于其生存和繁衍的因素。这种做法貌似在保护这个物种，短期内也可能会使该物种的种群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但这很可能会改变生态系统中动植物的构成和生态过程，从而损害生态系统自身抵抗各种风险的能力（resilience）。在遭遇气候变化或一个与其并不直接相关的自然扰动时，系统中某一个脆弱环节的失守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最终使该物种遭受灭顶之灾，保护工作的成效也可能毁于一旦。
SRI：您是如何理解气候变化和resilience之间关系的？
张颖溢：其实自然因子本身的扰动是一直存在的，气候的变化有一定的规律性，如昼夜轮回四季更迭，也有其不确定性，如雪灾、风灾、旱灾等。自然、人工和半人工生态系统本身对这些变化是有一定的应对能力和抗风险能力的，如植物会为了应对干旱而改变开花结果的时间而动物会改变其食性或活动节律。反过来，各种生态系统本身也在影响着局部地区的气候。因此，气候与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互为因果的。
为什么今天的人们尤其关注气候变化？因为，如今气候的变化常常超出了我们的常识和预期，出现了难以预测和应对的一系列极端气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这是环境破坏（温室气体的过量排放）的结果，同时也在引发新一轮更严重的环境问题。以农业生产为例，由于这种半人工生态系统的resilience较低，产量依赖良好的气候条件，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通常有很大的影响。过去农民可以依照熟悉的节气变化从事农耕生产，但现在频繁出现的极端气候超出了农民的预期，他们的准备就显得严重不足，农业生产风险变高，更容易遭受经济损失。
SRI：你们在项目设计中有考虑气候变化因素吗？
张颖溢：我们在项目设计阶段都考虑了气候变化有可能带来的风险。拿我们开展的东黑冠长臂猿保护工作为例，这种长臂猿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历史上由于人类的干扰，这个物种的栖息地遭受过严重的破坏，影响了所在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健康，因此其resilience变低了。与此同时，外部风险却在不断增加。比如，2009年下半年起滇、黔、贵三省，持续三季的严重干旱，不仅造成农作物大面积绝收，几十万人饮水困难，还导致该长臂猿保护区内的植物物候发生很大变化。监测发现当年出生的长臂猿幼崽也最终死亡，我们猜测这可能是极端干旱导致的物候变化和食物不足造成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和保护区一起开展长臂猿栖息地内食源物种和关键物种的物候监测，以便能及时采取应对措施，并在周边社区与村民一起讨论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减少气候变化可能会造成的人类对长臂猿栖息地的干扰。因为如果人类社会遭受严重经济损失，可能会反过来导致他们对自然资源的需求增加，从而增加对长臂猿及其栖息地的人为干扰。
我们参与《广西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和行动计划》中气候变化部分的研究时发现，广西气候变化的一个表现是极端气候更为频繁，比如短时间内出现的强降雨引发的山洪暴发、河水泛滥、农田被淹，而在其他时间段内则可能出现极度干旱。
实际上，过去老百姓对气候变化是有一定预判和应对的，比如不在洪泛区内修建房屋，在河流两旁种植比较耐淹的作物。但现在气候变得难以预测，我们与村民一起讨论分析的结果是，大家最后发现应对气候变化只有一种措施，就是生计多样化，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到同一个篮子里”。
SRI：这对你们的工作有哪些影响？
张颖溢：对于我们的自然保育工作来讲，我们也得采取多种方式，尽可能的去恢复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提升整个生态系统的resilience。只有健康的、完整性很高的、复杂的生态系统才能有更高的resilience。
同时，我们还要关注人和社区，促进社区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基于我们对多样化和resilience的理解。我们在帮助农户选择可持续替代生计的时候，也不是让他们只选择一种，而是鼓励他们做多种选择，这样还可以规避同样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市场风险。我们也让社区居民认识到完整和健康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而不只是关注到某几种濒危保护物种，要让村民知道整个生态系统的保护和濒危物种的保护同等重要。
恢复自然生态系统，提高其resilience对人类还有多方面的好处，比如农作物的传粉、虫害的控制、抵制外来入侵物种等一系列的好处。
SRI：为了恢复社区的resilience，你们具体开展了哪些工作呢？
张颖溢：美境自然现在开展的自然保育工作，主要针对的是广西的喀斯特生态系统和北部湾的滨海湿地生态系统。我们一方面开展基础性的研究，以了解生态系统本身的现状、面临的干扰和变化，以了解其威胁及其根源，另一方面则开展保护行动以提高当地人的保护意识和保护能力。
例如，在喀斯特生态系统保护中，我们支持社区的护林员开展黑叶猴（一种喀斯特特有的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的巡护和监测，监测黑叶猴的种群数量和变化、活动范围、栖息地内的人为干扰情况，进行定期的巡护以制止盗猎、减少盗伐等人为干扰。黑叶猴都生活在社区的集体林中，这些行动都能帮助社区更好地管理自然生态系统，提高其resilience,从而让社区有可能从自然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中持久受益。
此外，我们还帮助社区通过维持和提高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提高社区的自治、自我发展能力和resilience。在我们的一个项目点——渠楠屯，屯里的集体林是全球极度濒危物种白头叶猴的家园。在项目的推动下，渠楠屯建立了由村民自己管理的白头叶猴保护小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屯里与美境自然和保护区共建了一个“白头叶猴自然教育基地”。该基地在节假日接待城市的亲子家庭到基地来体验自然、了解喀斯特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与人类社会的依存关系。这些活动的开展不仅让社区通过接待获得了更多经济收入，还提高了社区的自我管理能力，并让村民们认识到自然保育的重要性，更积极的参与到白头叶猴和喀斯特森林生态系统的保育中去。其结果是人类社会和自然生态系统的resilience都能得到提高。
渠楠其实也面临着气候变化的影响，由于喀斯特地貌很难储存地表水，降水通常都会直接流入地下河，因此极容易受到干旱的影响。长期大面积的甘蔗种植已使得农田的土壤肥力下降容易板结，西瓜等的种植也受到水资源的极大限制。如果不注意节水和农业的可持续性，不仅农业发展受限，地下水也容易受到污染。因此，我们也在推动屯里开展生态农业的实践。去年我们带领农户去其他村寨参观学习生态农业，如稻田养鸭。生态农业并非完全不用化肥农药，而是要在农业生产中，考虑整个系统的resilience和可持续性，基于生态和经济学原理，让其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的效益。
SRI：这些工作给社区带来了哪些变化？
张颖溢：村民看到了自然保育给他们在文化、生态、经济方面带来的各种好处，他们自发组成了巡护队去巡山、阻止外面的人到保护区里面干扰白头叶猴及其生态系统。去年他们就制止了至少5起非法行为，有偷树的、有拉网捕鸟的、有设铁夹的……遇到这些破坏行为，他们都会去及时制止并通报保护区和森林公安。
同时，村里也开始意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外来人来到村里也想了解他们的传统文化，他们就主动开始恢复自己的传统文化及习俗，比如去学唱壮族的传统民歌调子、学舞蹈，也对自己的龙山龙树等自然保护传统文化更为自豪。孩子们还成立了青草社，过去村里有很多垃圾，孩子们现在开始劝说大人和老人不要乱扔垃圾、定期清理垃圾，村里现在变得更加整洁、干净。之后，孩子们又发现村民随意丢弃在田间地头的农药瓶和包装袋是一个需要注意的环境问题，于是他们跟大人提出要对农药、化肥进行更好地管理，不要污染环境。从这些变化中可以看到，村民现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在社会、文化、经济当中的密切联系，了解了只有把自然生态系统保护好了，社区才能更好地抵抗各种人为和自然风险。
SRI：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挑战呢？
张颖溢：如今的社会大环境很容易让大家都一味地追求经济收入和发展指标。过去，渠楠的一些村民就觉得钱挣得越多越好，可挣来的许多钱也拿去赌博了，他们没有意识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真实价值。我们一开始跟村民沟通时，村民虽然认为猴子应该被保护，但觉得那更多是政府的事，跟自己好像没有太大关系。现在村民的内部凝聚力越来越强，生活更为丰富多彩，对未来也充满希望，回头看过去，才认识到自然保护其实是自己的事情，家园更美了，自己的生活才能更好。说到这儿，其实提高社区自我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意识改变了还是要付诸于行动，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许多新的和历史的矛盾和问题。无论是意识和行动上的改变，都不是件容易的事，都需要我们长时间的陪伴，共同面对可能的困难。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社会资源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