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社区领袖，终日生活在社区中的你会想到谁?社区书记、主任，小区业委会主任，老干部?其实远不止这些，比如说，还有广场舞大妈!
你没有看错，就是广场舞大妈。在杭州的社会创新联合机构创始人闫军楠看来，广场舞大妈就是不折不扣的社区领袖。
“我妈是河北老太太，来我这住。她跟着人家跳广场舞，在杭州生活半年了，也没嚷嚷着要回河北。” 闫军楠表示。
像广场舞大妈这样的社区自组织其实非常活跃，可以在社区发挥很多作用，但内部松散的机制使他们很难获得支持以进一步在社区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社区中有很多潜在的资源方，有心参与社区的发展，但苦于没有渠道。
由此，社区基金会这一汇聚各方资源、搭建平台、促进社区治理的机构便应运而生。
在北京市社团办主任温庆云看来，社区基金会作为社区社会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区自治、社区治理、社区建设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正是基于这一点，深圳出台了《深圳市社区基金会培育发展工作暂行办法》，将社区基金会的注册资金降到了100万元;而北京市也提出了争取到2020年社区基金会实现街道基本覆盖的目标。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在北京市福彩公益金的资助下，还开展了“社区基金会培育建设试点项目”。
社区基金会一般成立于社区、服务于社区，而其发起设立则往往源于社区的需求。
社区内不同群体的需求是无限的，政府的投入资源总是有限的。“因为政府你不管投入2000万、3000万、4000万，哪怕一个亿，你会发现永远都不够。社会组织总觉得钱少，老百姓也感觉不到这钱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闫军楠强调。
而社区中最活跃的自组织，在现实中是很难得到支持。“小的自组织，非常活跃，但它不能注册，它内部的机制以及松散的运行方式，政府说你这种不行，我们钱不能给到你。大的基金会说你这也不行，但她对社区的贡献是巨大的。” 闫军楠表示。
另一方面，社区中很多潜在的资源方，有心参与社区的发展，但苦于没有渠道。社区的资源远远没有被激活。
北京市安和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孔丽华以前就曾经碰到过这种情况，“安贞地区一家京客隆超市的负责人曾经就特别想捐钱给社区里的盲人合唱团，但是这笔资金怎么处理?直接给盲人合唱团还是直接给街道?这里面会存在问题。”合唱团不具备资质，街道的资金则有着自己的运行逻辑。
“每一个人，独立的个体也好，社区小的辖区单位也好，都想做点事。”闫军楠表示。
社区的资源与需求之间需要一个对接的平台，社区治理需要一个第三方的推动者，社区基金会由此而生。
目前北京已经发起设立了4家社区基金会。截至2016年1月底，深圳市则已经设立了26家社区基金会及社区冠名基金，原始注册资金及募集慈善资金共约6600万元。据估计，目前全国的社区基金会超过50家。
这些基金会的发起设立方各不相同，主要包括街道社区、社会组织、企业、居民等。
大部分社区基金会的发起方中都有街道、社区的存在，而不少社会组织则承担了发起设立的具体工作，企业则提供了相应的资金。
北京市第一家非公募的社区基金会思诚朝阳门社区基金会的发起方中就有朝阳门街道办事处，办事处为基金会提供了场地和政策支持。
另外三家提供400万注册资金的发起方则是中国国际民间组织合作促进会、深圳桃源居公益事业发展基金会、南京爱德基金会三家社会组织。
北京市齐化社区公益基金会则是直接由朝外街道办事处牵头组织辖区内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人士发起成立的，200万的注册资金主要来自辖区企业的捐赠。
闫军楠所在的社会创新联合机构则在杭州历下区、张家港市等地发起、管理了4家社区基金会，其发起资金来源主要为街道公益创投、社区基金等。
上海的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则是由陆家嘴街道发起，区域内热心企业、媒体和专业公益人士共同组建。
深圳市南山区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则比较特殊，是深圳第一个纯民间自发发起，居民众筹成立的社区基金会。
据基金会理事周为民介绍，最初的发起人有13个，13个人每人去找6个人，最终形成了89个共同发起人。大概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边募集了133万。其中两个企业出了60万， 360个居民最后出了73万。其中100万解决了基金会的注册资金问题。
虽然发起方中有街道、社区和企业，但作为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各方在对基金会的管理运作上基本达成了共识，即让基金会独立运作。
“在内部治理上，要走多元化的道路，理事会和监事会以驻区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自治组织、居民代表为主，体现多元化、代表性、先进性。”温庆云表示。
“基金会内部的管理权限和街道如何进行权利分割，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焦兴旭表示。
“刚刚成立的时候，并没有实际把这块去明确，这是一个相互磨合，或者相互博弈的过程。包括比较核心的人事和财务等具体的权限，这个磨合了非常久。我们大概到今年5月份的时候，才把相关的这些东西定下来，逐步争取到现在自己独立的一个空间。” 焦兴旭强调。
这一点也得到了周为民的认同，“如果社区基金会变成街道的一个部门，实际上它来履行街道党委的一些基本意图，没有意义。”
而安和社区公益基金会在成立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独立性这一点。基金会的注册资金是由20家出资单位捐赠的。两百万的资金，为什么选了20家企业来出资?要知道这样在注册验资时是非常麻烦的。
“不是说一家企业出不起，我们动员的第一家单位，一个民营医院就说这两百万资金可以一家出，我们说不行，我们是希望每一家最多10万、20万，不要太多，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参与度。这个参与度，包括资金量的控制是保证话语权的一个平均，不是一家独大，不是一家企业说了算。”孔丽华表示。
对于街道办事处，“我们觉得街道作为一方的主政单位，它是要参与的。我们把它作为监事成员之一，社区的书记是我们的监事长。”孔丽华表示。
民间发起的蛇口社区公益基金会则通过选举产生了理事会。当时有11个候选人，采用黄豆投票法，选出了7个理事，1个监事。“我们街道派了一个很优秀的街道办主任参选，结果落选了。”周为民表示。
理事会实行轮值主席制，由轮值主席来组织理事会会议，采用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决策。“我们理事会开的很多，我们一年当中已经开了12次了。”周为民强调。
社区基金会成立以后，具体做什么成为必须得到解决的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另一面就是社区基金会如何不断获得捐赠以生存发展下去。
北京市齐化社区公益基金会秘书长黄悌认为，社区基金会的主要作用应该是资助公益项目，发展社区教育，培育社区组织，优化社区服务，倡导社区成员参与社会治理。
“在发展定位上，要走资助型和实务型相结合的路子，一边可以筹资，一边可以来务实的操作。我觉得这可能更接近于实际。”温庆云表示。
陆家嘴社区公益基金会在最初的阶段便从具体的项目入手，来建立基金会的品牌形象。包括捐头发的“青丝行动”，给基金捐款就可以免费吃到美食的美食节活动，还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去设计自己的logo。
“你怎么样能够尽快地让别人有效识别出来，才能和各种机构竞争，所以我们一开始对品牌传播这块下的功夫会比较大。”焦兴旭强调。
与此同时，基金会还加入到了上海的城市设计联盟，参与了城市街道规划工作。
“我们特别希望社会组织能够走出原来既有的民生服务领域，而能够更多的把一些社会议题纳入视野，更多的参与到实际的有效治理中。” 焦兴旭表示。
北京市思诚朝阳门社区基金会则启动了思诚行动，实施个十百千计划。联系10个社会组织、10个合作企业、10个合作基金会;和100个社区建立长期的联系;动员发展1000个志愿者长期参与活动。
“我们成立基金会的目的是干什么的?就是想让社区更和谐，打破我们形式上的防盗网。”基金会秘书长王衍臻强调。
在资金积累方面，社会创新联合机构则把目光投向了多方合作。
“我们的社区基金会会成为一个多功能的插头，妇联的钱你可以拿进来，科协的钱你可以拿进来，居民的钱可以拿进来，很多的钱都可以拿进来。”闫军楠表示。
而具体抓手则是采用基金会配比的方式引入各方资金。“我们希望将来在社区里边不是少数人说了算，它应该是一个最优化的组合，多方可以并行，在共同的话语体系里边讨论社区的问题。” 闫军楠表示强调。
而周为民则认为，社区基金会需要积累的不仅是资金，更是社会资本。
他认为社会资本主要有五个最重要的内容：
第一是社区里边的领袖人物;
第二是社区内的各种组织;
第三个是社区外协作的公益组织;
第四就是社区内的捐款资源;
另外就是当地政府、企业和居民对基金会的认可。
通过这些努力，社区基金会将得到长远的发展。“社区基金会强不强不在于它有多少人、有多少的资金，而在于它自己的目标，所谓的使命的达成。”闫军楠表示。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在不远的将来，相信社区基金会一定会开满田野。
野花一片，自由生长。
注明：本文由公益时报（微信ID：gongyishibao）授权转发 ,如需转载请与公益时报联系获取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