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凉意
罗振宇在“慈善+”2017跨界公益论坛上进行了演讲，开场一句“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激起不少反弹。
上一篇《为什么说罗振宇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只是听起来很带感？》里面，我分析了罗振宇“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演讲的前两个部分，讲了这句话被如何误读，所谓商业和公益合流还多么遥远，也延伸谈了分工的专家化和社会参与之间的矛盾以及出路。
下篇，我会继续把没讲完的话讲完。
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 图片来源网络
一种“无脑”的状态
其实不妨反过来问，罗振宇会不会敢说“商业是最大的医学”、“商业是最大的学术”？他估计不敢，那是因为医学界和学术界自己有强大的知识和信仰体系支撑。哪怕是一个刚入行的医生，也不会只把自己的工作只看作生意。无论医疗政策怎么改变，无论资本如何入侵，医生自始至终被全社会接纳为悬壶济世、治病救人的角色。
当然，近年来这个情况也不断恶化，医患矛盾日益凸显。患者和家属对医院和医生越来越不信任，是因为他们相信，商业逻辑已经取代了救治逻辑，想象医疗部门唯利是图、草菅人命。
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已经被金融逻辑占据的领域，才会被社会认为是商道为王。如果医疗体系这样，人们就会觉得“商业是最大的医学”很有见地；而如果公益领域这样，人们就会相信“商业是最大的公益”。换个说法，这叫穷的只剩下钱了。
所以说到底，公益界和其他所有的行业领域一样，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问，医生们有《希波克拉底誓言》，公益有什么？如果公益没有自己的信仰，那么必然就是其他的信仰和思维取而代之，公益会进入一种人云亦云的状态。就像一个有四肢有躯体但是没有大脑的人，永远等待指令或等待别的大脑加载。这就是小标题中“无脑”的意思。如果有人因为这个词觉得被冒犯了，我在此道歉。“无脑”只是想形象地表达这种缺失。
《希波克拉底誓言》是医学界的行业道德倡仪书，是从医人员入学第一课要学的重要内容
如果中国公益没有办法说清楚自己的价值框架，并且让社会接受这个框架，那么中国公益只会继续这种“无脑”的状态。那“核心价值观”从哪里来？马上要开始各种各样的宣传攻势吗？是罗振宇说的“投放认知”吗？
是也不是。
说不是，是因为至少它不是一个从零开始或重新建构的单向的过程。人类社会数千年历史，怎么可能现在才有公益？退一万步讲，如果公益脱胎于慈善，回应现代社会的剧变和各种“现代性”的困境，那么少说也有一百年啊。既然中国有改革开放现代化的三十年，那么至少中国公益也有这样的三十年。常识告诉我们，看不到历史，往往不是因为没有历史，而是因为历史被遗忘了。
中国公益核心价值观的再生成，需要重新连接过去的历史和看到当下正在生成的历史现场。
这句话很重要但也很浓缩，所以我慢慢展开讲。
重新连接“参与式发展”的历史
连接过去的历史，说的是中国公益主流需要更多地重新看见过去的一些脉络。
比如“发展学”和“发展工作”的脉络，是一段很少在中国被提及但重要的过去。我说的不是“经济发展”的那个“发展”，而是关于援助、NGO工作、社区发展的另一套历史，一套与“经济发展”并存但一直被遮蔽的历史。
90年代的公益，协作者这个概念是不稀罕的，因为大量国际机构进入中国开展发展工作、尤其是农村发展工作的时候，他们带着上世纪中叶国际发展工业的失败经验而来，他们认识到无论有多好的理念、技术和知识，都无法通过复制这些理念知识的方式来达到当地的发展。如果无法激起社区和社群自身的动力、愿景和行动自信，便无从走向扎实的发展。
“自主”是一个备受重视的品质。作为一个清晰自己是“第三方”角色的发展工作者来说，参与式的理念和方法是一个“先进选择”、而运用参与式理念和方法促进社区自己探索解决方案的角色“协作者”，则是一个重要的理清“谁是发展主体”的选择。
上面引用的这段，出自陈志君还未发表文章《协作者：在时代的下一个节点等你》。我想这样大家能清楚看到，所谓连接历史是什么意思。
罗振宇演讲中后面讲“阶层固化”的时，他举了《白人的负担》和德国穷人社区的例子，其实就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国际援助工作中各种失败后，积累的经验和反思。这种赋权和带动社区自主发展而非粗暴携带资源介入的角度，也已经为很多国内一线社会服务工作者所吸收。这些经验和积累，最后收束到“参与式发展”的方向上，成为专业公益应该具备的基本“常识”。
《白人的负担-为什么西方的援助总是收效甚微》
所以，罗振宇讲“从财富流动到社会建构”一点没有错。“参与式发展”就是社会建构的另一种更操作层面的表述。我只是郁闷，明明不管是国际上还是国内本土的经验历史里，都已经一遍一遍积累过的事情，为什么一些人却当成理论创新去鼓掌？罗振宇是公益小学生，难道你们还在念公益学前班？
其实，公益界近年也已经有很多的动向，表达对重新连接这段断裂历史的渴望。比如SRI社会资源研究所的“西行取经”发展领域前辈访谈项目，就是意识到了断层和努力接续的尝试。
看到正在生成的历史现场
历史是过去的，也同样是当下的。我们每一年都会生成很多历史，公益界也不例外。比如99公益日的募捐总额每年都刷新历史，“一个鸡蛋的暴走”和“益动广东”也每年留下印记，还有市场化和规模化的种种案例和标志性事件，这些都将成为公益史的一部分。但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只看到这些，而选择性地看不见另外一些。
今年的爱佑公益慈善领袖大奖，颁给了做污染源监督的向春。污染源监督工作就是一个公益的历史现场。定有更多公益的历史现场，不仅仅是出现在仪式性的颁奖里，而是在生活里，在项目现场，甚至在项目以外，就在一个个行动者的经历和选择里。区别是他们有没有被看见，有没有被连结。
两江环保中心 向春
图片来源益美传媒
所以重拾“参与式发展”也好，西行取经也好，不是某种历史原教旨主义，而是一些价值观念的倡导和重申。
定有无数中国的公益行动者，已经超越了《白人的负担》里面的援助模式，定有无数的公益项目和公益设计，考虑过中国的社区扶贫不能复刻罗振宇所说的德国贫民窟。至少在我接触过的社工和公益人里，赋权、主体性、自组织、授人以渔，这些就是针对物质扶贫流弊的工作手法，一直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剩下的，就是公益行业主流和更大的社会主流能不能接受这样的每天发生的事实进入历史。
与其投放认知，不如投放体验
罗振宇说，慈善公益事业会不会从以道德为基础，到以分工为基础。慈善事业会不会在商业和公益的那个清晰的分界点上发生模糊，从分流到合流。我们做慈善公益事业的方式，从推动财富的流动到推动社会的构建，哪个更重要？这是他对未来的猜想。
我有另一种猜想。
如果罗振宇曾经体验过公益。不是那些捐钱的体验，也不是那些户外暴走筹款的体验；而是在一个监测排污的志愿者团队里面做领队的体验，在一个社区里主持业主大会决定小区停车位的体验，在一个教育剧场里当演教员的体验，在一个家长小组里面尝试让大家相信不打小孩也有出路的体验……
如果罗振宇们有过这些体验，进入过这些公益的现场，是不是对公益的现在和未来，能有不一样的想象。对穷人和富人，对阶层固化，对社区发展，对社群，对社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目前整个中国的中产和主流人群都还没有这些体验。过去十年的志愿者浪潮是推动这种体验实现的开始。只是完成度大概不足1%。
正是对真正公益现场参与和体验的严重缺失，让罗振宇和目前超级焦虑的中产们对社会参与和公益行动一无所知。如果罗振宇这次只是敷衍还好，问题是他有备而来。这样一个已经摸到了中产认知天花板的人，尚且在仔细思考后，仍然无法跳出商业的思维理解公益，那社会大众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未来十年，让更多地罗振宇们，社会精英们走进公益的现场，不仅仅是捐个钱，不仅仅是徒个步，不仅仅是献个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意识到自身关注和经历的局限性，是打开未来想象的重要钥匙。就像《楚门的世界》里头那样，如果没有碰到楚门世界的边界，楚门就不明白自己的世界里少了什么。
电影《楚门的世界》剧照
过去几年，我经历过很多次，带领大学生到乡村义教。在她们接触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之前，他们会问很多让我苦笑的问题，他们讨论政治和社会的方式，跟很多微信口水文章还有大众论坛差不多。改变发生在他们在乡村呆了一个月以及持续做公益半年以后。他们完全明白了之前自己的楚门世界里缺少了什么。这种东西目前所有的新媒体里都没有，他们的日常生活里没有，成长经历里没有，“罗辑思维”里更加没有。
所以我是说认真的。邀请罗振宇先生或更多的大佬来体验这些公益行动的现场。
罗振宇先生，你愿意踏出这一步吗？
罗振宇说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其实只是在强调“公益专业化”。但专业化的分工真的适合公益吗？点击《为什么说罗振宇的“商业是最大的公益”只是听起来很带感？》，看个明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