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推动全球艾滋病反歧视倡导工作，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将2014年3月1日定为首个世界“艾滋病零歧视日”。截至2016年9月，我国现存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累计死亡20.1万例，而更令他们煎熬的，不是病痛的折磨，而是歧视和冷漠。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感染了艾滋病毒，我服用抗艾滋病抗病毒药物已有整整22年”。作为艾滋病人群中的老年群体之一，56岁的孟林(化名)是中国存活最久的艾滋病人。
而这么多年的染病经历让孟林想不通的是，有那么多的疾病，感冒、高血压、糖尿病，很多疾病的致死率远远高于艾滋病，然而，没有哪一种能像艾滋病这般背负着道德枷锁。
现状：没有家，老了比年轻时更怕孤独
孟林现在的家中，有两只泰迪狗，一只灰色，一只黄色。也仅有这两只宠物，能够长久地陪伴他的老年生活，因为艾滋病。
逐渐步入老年的孟林，比任何时候更想找一个伴!
在没有酒吧、没有手机、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从认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混进“圈子”，到发现感染艾滋病，时间并不长，那时，孟林刚满20岁。
刚开始，孟林只觉得自己不正常，对于女孩从来不感兴趣，但从来不敢承认，怕被发现、被瞧不起。直到在同性恋聚集的澡堂子，一个叫做小宋(代名)的人出现，“进入”他的身体，他才认识到，心里喜欢的是跟自己一样的男人，也由此变成“圈子”里的人。
1988年，艾滋病的“炸弹”被扔进了男同圈：北京的一名男同感染了艾滋病毒。用孟林的话说：当时的圈子很小，每个人都在试图通过排除法来证明自己和他毫无关系，但串来串去，才发现彼此间转着圈或多或少都有关联。恐慌、绝望、无助情绪四处蔓延，除了听天由命，别无选择。
“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艾滋病，但自从1988年报告国内首例男同艾滋病时，就怀疑自己病了。”
孟林说，直到1995年中旬，开始出现腹泻、发烧、皮疹，淋巴长大，记忆力减退，严重时甚至连路也走不了。1996年春节，HIV阳性的确诊报告，证实了他的猜测，也宣告了20余年带着艾滋病符号的生存。
为了保护家人，20岁的孟林选择离开家，从此再也没有了家。“开始时，一个人在外面飘荡，住澡堂、逛夜店、有男同带着就跟回家，觉得一切已经无所谓了。”
可是如今，懊悔、自责和羞耻感无时无刻不伴随着56岁的孟林，也会不断告诉自己，还是要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根据原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发布的《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评估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1年1~9月，50岁及以上年龄组报告数增加明显，其中50~64岁年龄组人群报告数占总报告数的构成比在11年间增加7.5倍。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老年男性艾滋病感染者已达到1.3万例，是2010年同期的3.6倍，且呈逐年增多的趋势。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老年艾滋病人群增多，原因之一可能已患艾滋病人群的老龄化，抗病毒药物治疗延长艾滋病人寿命，那些存活到老年的艾滋病人，则面临更严重的心理问题。
这的确是孟林们的心头痛。孟林说，一旦稍微停下药或出现耐药，重感冒、皮疹、腹泻等最初的状态就全部会回来。除了吃的药，有时需要抹药，后背自己根本够不着，必须求助别人，这时才深切感受到身边没有陪伴的孤独和无助。“虽然一直苦苦寻找可以相伴终身的伴侣，但大多数艾滋病患者情感都在空中飘着，似乎注定了大多数人要孤老终身。”
睁眼艾滋病，闭眼艾滋病，生活圈里似乎仅剩了艾滋病，常伴身侧的，只有两只宠物狗。
健康时报记者 牛宏超/摄
解决性压抑，让老年艾滋病感染风险倍增
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9月，我国报告现存活的艾滋病毒感染者和病人65.4万例。而2016年1~9月新报告经性传播的感染者比例达到94.2%，性传播成为最主要的传播途径。
“为了打发独身一人的寂寥，夜晚，有时留恋于各种交友群，有时在舞厅不断变幻的灯光和音乐中，疯狂的摇摆，那个时候，才可以真正忘却一切烦恼。”很长一段时间里，情感只能靠一夜情来宣泄。虽然过后也一样空虚，但短暂的疯狂至少可以给自己一个缓释。
孟林说，活着不光是为了吃药，还有精神层面的抚慰，中老年以后获得这些感觉更强烈。无论年轻人还是老人，都有情感、心理的需求，当身边得不到的时候，就可能从别的途径去获得。
而有着如孟林这般需求的老年并非少数。美国著名性医学著作《金赛性学报告》，肯定了老年人也具备性需求和性能力。绝大部分老年人的性生活可以持续到70岁。而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性科学研究会对6200名老年男性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即使在86~90岁的年龄组中，对性有兴趣的仍然超过一半。
但往往，性需求伴随着孤独同在。北京爱传递老人关爱中心负责人徐坤表示，缺乏关爱和陪伴，更加深了老人的孤独感。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以自己能力范围内的方式，去寻找安慰和存在感。然而，老年人受传统文化影响，羞于谈性，但是老年人也是人，是人就会有需求，许多老年人因为性压抑，便通过各种交友群来发泄。
根据中国艾滋病流行病检测网汇总的统计数据，尽管老年经性传播感染的比例不超过5%，但人们的寿命不断延长，性功能衰退延迟，老年不婚同居现象有上升的趋势，而出于对性生活的渴望，有些人像年轻人一样加入到商业性行为行列，使得该人群中性病传播大。
被艾滋病困住的22年，让孟林更知道如何在“交往”中保护自己和他人：告知病情、戴好安全套。但还有很多老年人，并没有如此谨慎意识。在老年群体中，并非所有人都会主动的告知身体状况，甚至有些老年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有意无意之中传播了更多的老年人。
浙江省疾控中心就曾证实，一名91岁的老太太被确诊为艾滋病毒感染者，而其感染的原因，老太太将其归咎为近年曾与三名60岁的同伴发生过性关系。
北京爱心传递老人关爱中心也曾接到过类似的咨询：一名52岁的老年人，以广场交际舞的方式结交性伴侣，先后与50多名女性发生过性关系，在身体不适，查出艾滋病之后，才得知，其中已有10余人查出艾滋病。因为觉得已经失去使女性受孕的能力，所以没有佩戴避孕套。他不敢告诉家人，更是不敢去医院治疗。
歧视，是中老年艾滋病传播另一条途径
56岁的孟林已经懂得如何与体内的艾滋病毒和平相处，当谈及如何过好老年生活时，他却显得格外激动：艾滋病本身早已成为一种普通的慢性疾病，不再令人那么恐慌，但是，它带给人、特别是老年人的羞耻感，却依然存在。外界的歧视与自身的羞耻，让如孟林般的艾滋老人的生活与治疗举步维艰。
除了不停地找伴侣，也在不断的搬家。“一年内搬了两次家了，如果算上之前，连自己也不清楚搬过多少次”，孟林深感，隔了一层歧视与羞辱感，割裂了太多的东西。
在一次拍摄艾滋病日常活动的公益活动中，本是想让外界正视艾滋病人，却意外将孟林自己的身份暴露了。“那天手机不断收到短信和电话，问我是不是真的是艾滋病，”就这样，孟林被划入了“坏人”堆里。
以前的朋友自此再也没有联系，而孟林也从原先单位离职。这段经历让他更加害怕曝光。春节，在别人看来是团聚的节日，可孟林却只能选择去外地。“聚会无非就是老婆孩子，跟我没关系，知道的人不问我，不知道的问我也不说，很尴尬”。
曾经，他一度用匿名看医生，病案里没有留下任何与他生活有关的资料，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名，面临着高昂的医疗费用，更是无法享受医保。直到2011年，才开始改用真名看病。
众所周知，血液、性、母婴传播是艾滋病毒传播的三种方式，在北京红丝带之家副会长贺雄看来，艾滋病人得不到与其他病人平等的对待，而选择隐藏、逃避，来自社会各界的歧视可当做艾滋病传播的第四种途径。
“那些跟我一样，通过性感染了艾滋病的老年人，总是躲在阴暗的角落，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觉得自己得了见不得人的病，有些老年人即便是临死也要守住这个秘密”。
防艾，三十分钟就能做个快筛
来自社会的歧视，来自个人的自卑，来自老年群体的孤独与交友需求，方方面面的交织与平衡，让老年艾滋病的防控既需要社会的客观平等看待，又需要老人自身对此有科学认识。
孟林说，如他这样年轻时艾滋病毒携带者进入中老年，对艾滋病的传播和治疗还是轻车熟路，尚有一定的防传播的意识。但是还有很多人并不了解，许多老年人未意识到感染的风险。
“老年人不习惯使用安全套，拒绝求医”。上述业内人士表示，老年人受传统观念影响更深，觉得难以启齿，不愿去大医院，宁可拒绝治疗，艾滋病毒在更加隐匿的状态下持续下去，防不胜防。加上老年感染艾滋病的症状易与老年病症状混淆，老年群体中艾滋病毒很少被测试，发现时已错过最佳治疗时间。
事实上，2016年11月29日，推广使用艾滋病毒自检工具，就在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最新艾滋病防控指南中做出了建议。可以在私密和方便的环境中使用唾液或指血等进行检测，在短时间内获得检测结果。
“这种快速检测的准确率可达到92%以上”，北京爱传递老人关爱中心主任徐坤说，在国内大医院，也先后成立艾滋病检测站，在30分钟内就可以检测除自己是否感染艾滋病，帮助及时得到治疗。
此外，即便老年人感染了艾滋病，也并非意味着死神将近。2008年，美国就利用数学模型计算出，艾滋病人经过治疗后的平均寿命，仅比正常人少5~8年。2015年，《临床医学杂志》也发布研究称，对老年艾滋病患者采用抗病毒治疗，治疗效果显著，安全可靠。通过齐多夫定、拉米夫定、替诺福韦等9种抗病毒药物治疗方案，31例老年艾滋病患者在30个月内的艾滋病病毒抑制率为80%~90%。
世界卫生组织指出，抗病毒药物的发展使得艾滋病变成了一种可以管理的慢性疾病，这一点与高血压、糖尿病等其他终身慢性疾病相似，在机体免疫系统弱化之前开始治疗，可以防止病情恶化，同时使用安全套等恰当的保护措施，就能降低艾滋病毒传染几率。
徐坤建议，让老年人认识到艾滋病的危害，做好自身防护的同时，家人首先要拒绝歧视，引领老年人“走出来”，让他们感受到亲情的温暖、社会的关爱。
“艾滋病人不能永远在地下，总要出来见见阳光”，如今孟林唯一的事业是艾滋病公益，携带艾滋病毒存活21年的他，愿意站出来，告诉大家，艾滋病只是另一种慢性病。
他说：当人们能像看待感冒一样看待艾滋病的时候，我会说出自己的真实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