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数十年，中国在消除贫困、抗击疾病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离不开中国公益事业与许多国际机构的合作。2015年11月12日，在比尔·盖茨等中美慈善家的支持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作为中国首家国际公益学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成立。2017年9月1日，在国际公益学院成立即将两周年之际，恰逢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成立十周年，国际公益学院院长、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讲述了他与盖茨基金会的渊源。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最开始是一个怎样的契机接触到盖茨基金会的？
王振耀院长：其实非常有意思，我是通过两件事和盖茨基金会以及盖茨先生进行了接触。第一件事就是汶川地震，大家可能不理解汶川地震怎么和这件事联系在一起呢？其实汶川地震后，盖茨基金会，包括很多发达国家的基金会在抗灾救援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救援结束之后，为了表达中国政府的谢意，我们召开了一个中华慈善大会，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也参加了这个大会。因为中央对这个大会非常重视，我们就想找一些已经在中国注册，并且获得良好评价的外国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就是这样的基金会。当时我们联合组建了一个大会组委会，包括民政部和中国的几个5A级基金会，以及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李嘉诚基金会等国内外慈善机构。这其中，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的伙伴们与我们展开了深入愉快的合作，共同推动了中华慈善大会的举行。大会上胡锦涛主席代表中国政府感谢了包括盖茨基金会在内的全世界的慈善家。这是我们双方的第一次深入合作，彼此都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第二件事是2010年盖茨先生来华访问，提出想见见中国慈善研究方面的专家，盖茨基金会就推荐了我和南都基金会的徐永光先生。于是在盖茨基金会的办公室，我们和盖茨先生聊了一个多小时。盖茨先生给我们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他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他的眼光也是非常独到的。他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做慈善不同于做企业，在企业可以用效益衡量一切，而做慈善事业，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平衡，要有使命感，效益不是唯一的衡量指标。他还提到，中国慈善事业发展要有一些独特的视角，他认为，虽然当时舆论普遍觉得中国的慈善环境不好，但只要能够顺利捐赠，顺利注册基金会，就可以推行慈善事业。全世界包括美国的慈善政策也有许多方面需要调整，因此我们对于中国的慈善事业应该充满信心。通过这两件事，我们与盖茨基金会以及盖茨先生本人互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为后来的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主持人：您对盖茨基金会的核心价值观“所有生命价值平等”有怎样的理解呢？
王振耀院长：我的理解太深刻了，你们可能都知道深圳国际公益学院，其实是比尔·盖茨先生和另外四个慈善家共同发起的，我来担任院长。他们不仅强调所有生命价值平等，而且非常谦卑。盖茨先生跟我说，王先生，我愿意和中国慈善家做更平等、更深入的交流。有一件事我特别感动，今年，报读国际公益学院GPL课程的同学到了西雅图，去了盖茨先生的办公室，盖茨先生很亲切地与大家照相，照完相之后，盖茨先生并没有发表长篇的指导讲话，而是在简单几句话之后请各位同学自由提问，这是大家始料未及的。活动最后，国际公益学院的同学把每个人的照片汇集成一个图片送给盖茨先生，盖茨先生非常激动地说要签字，这也是出乎我们的意料。这次与盖茨先生的接触让大家非常感动，中国有名的慈善家，也是我们GPL的学员董方军先生现场表态，要像盖茨先生那样把财富捐赠出来。盖茨先生非常激动地拥抱了董方军先生，这让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很感动。我们另一位学员表示，要为中国的高考状元启动一个项目，全方位资助这些学习能力强的同学，提升他们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这无疑也是受到了盖茨先生的启发。
所谓的“所有生命价值平等”，不仅仅是挂在嘴上的，而是通过盖茨先生的一言一行，以及盖茨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体现出来。在这些工作人员中，我接触最多的就是北京代表处副主任耿明女士，他们筹备的各项慈善活动，无不体现出他们的“谦卑”、“平等”意识。这种精神不仅感动了中国的慈善界，也感动了我们的政府。盖茨先生与中国历届领导人都有良好的沟通交流，谦逊地在中国各地传播公益理念。从2008年到现在差不多有十年了，我觉得盖茨基金会在引领着人类的文明，以一种非常谦卑、奉献的心态面对全世界各种各样的问题，给世界慈善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主持人：您觉得在中国做慈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王振耀院长：其实最大的挑战是项目的设计。你们可能都知道，我曾在民政部工作几十年，担任10年的正司长，7年的副司长，解决各种灾民、城乡低保、五保、孤儿，老年等问题，应该说我尽力推进了穷人的保障事业，但我觉得仅仅有低保是不够的，中国的慈善应该向现代慈善迈进。首先，在贫困救助方面需要和政府做好配合。我希望慈善界能在政府不方便解决的问题上做出探索。去年《慈善法》已经开始全面实施了，但在实际对接方面却有困难。我们很多慈善家专注于做项目，解决个体贫困，这当然是很好的，但我认为应该多关注中国现代慈善的发展方向。比如说疾病问题，救助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针对这些疾病进行疫苗的研究和开发，这些不光由政府层面来做，民间慈善界也可以以更加灵活的手段来进行传播和推动。其次我觉得慈善家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研究，比如在环境保护问题上，国外的慈善家都用自己的钱做各种类似于清洁能源的实验，这些方面我们中国慈善界的投入就略显不足了。另外，我觉得慈善界的支撑系统也比较薄弱，各种平台、项目以及协会的发展水平，甚至员工的福利待遇都远远比不上美国等慈善事业发达的国家。因此我觉得中国的慈善事业需要向现代体系迈进，《慈善法》的推行就是很有意义的一步，我们还可以多借鉴其他发达国家慈善基金会的经验，让中国的慈善项目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应。
主持人：下一步和盖茨基金会有一些具体的计划来推动中国的慈善事业项目吗？
王振耀院长：现在一个很好的框架就是国际公益学院。我们会有很多具体的项目，包括我们的全球善财领袖项目（GPL），能不能推动他们与全球范围的慈善家更好地合作，能不能做好比尔·盖茨的学生，就是我的学院的必修课。作为比尔·盖茨的学生，一定要有使命感，勇于奉献，当然也要有智慧。我们的学员众多，需要盖茨基金会的倡导和引领，我们会在多个领域搭建各种的平台，让大家更好地来学习、分享。我在这里其实特别感谢盖茨基金会，感谢比尔·盖茨先生和梅琳达·盖茨女士，他们确实是通过与国际公益学院的合作项目，对中国的慈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主持人：您觉得如何从政府角度推动慈善事业的发展？
王振耀院长：我出生于1954年，属于50后。我们那一代人有种特殊的家国情怀，我们在投身改革开放事业后，希望国家能更快更健康地发展，所以我到民政部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实行农村选举，八亿农民在我们中央政策的指导下，最后实现了直选。接着我又投入到城乡低保、救灾救济项目中，又对孤儿、五保、老年、残疾人这样的群体做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我觉得，中国有13亿人，我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有机会担任这样的职位，投身这样的事业，就应该把一生都奉献出来。一直到2010年，我觉得民间需要我这样一个有经验的人，中国慈善事业需要我离开政府建立一个研究院来支撑慈善系统，所以我走了出来。当然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这项事业需要我和我的团队，我的慈善界伙伴共同完成。想要使中国的慈善事业发展得更快，就需要与世界对接，特别是与比尔·盖茨先生和盖茨基金会来进行合作，这样也能站在文明之巅。这个文明之巅就是我奉献之巅，我愿意为人类的进步奉献自己全部的力量，这是我的使命。
主持人：您觉得未来的慈善事业是什么样的？
王振耀院长：我认为未来善经济会全面发展，整个世界将会因为善经济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善文明的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以比尔·盖茨先生为代表的慈善家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目前，全球的人均GDP已达到一万美元，生产力大幅提升，在这个背景下，人们的善心需要被激发出来。我认为盖茨基金会，比尔·盖茨先生包括他们所建立的国际公益学院应该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