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公益脱胎于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两种文化的互动。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等多数的公募基金会都是这一文化互动的典型代表。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NGO大量进入中国，将西方国家-社会范式下的社会实践模式带到中国，同时也在中国原有的国家主义和民间主义的互嵌式模式中加入了具有竞争式政治特点的“公民社会”的意识形态观念。过去二十年中国市场经济的巨大发展的同时，市场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其去政治化的特点迅速占据了中国社会的思想市场。国家主义、民间主义、市场主义和西方公民主义这四个方面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中国公益思想的发展。随着中国公益实践的不断推进和研究的不断深化，中国公益的思想也正在走向成熟。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中国公益的事业得力于徐永光先生、何道峰先生、王振耀先生等一批公益先驱者的巨大推动，中国公益思想的发展也得益于他们的思考。同时，中国的公益思想的发展也得益于康晓光教授、王名教授、杨团研究员、朱健刚教授、邓国胜教授、金锦萍教授、贾西津教授、李小云教授等诸多学者的推动。在这个背景下基于个人经验、学科背景、自身关切的学理不同等方面的原因，中国公益界的理论思想开始出现各种主张的分野，而且相关主张也呈现“主义化”的趋势。这些“主义化”的现象可以归纳为三个主义：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
公益原教旨主义追求公益本质的纯粹性，在他们看来，公益的本质就是利他性，追求公共利益。公益原教旨者主义相对比较极端，对国家和资本保持高度警惕性。康晓光教授是公益原教旨主义代表人物。康晓光教授对于中西方的公益本质有着深刻的分析。他认为西方与中国的公益文化存在着本质差异。西方的公益文化来自于个人主义。从个人主义的角度来看，公益的过程体现了公平交易，在此基础之上西方的开明个人主义产生了利他性。对于中国的公益文化，康晓光教授从儒家的思想切入，认为中国的传统公益文化将会成为主流的公益文化。他指出中国的传统公益文化主张仁爱，以自己为中心，不断地去向外扩展个体的仁爱行为。关于权力、资本进入公益，康晓光教授持非常警惕的态度。他认为无论是权力，还是资本都在试图将公益变为他们的“殖民地”。康晓光教授多年来对国家与公益组织的关系进行了精辟的研究。他提出了分类控制的概念来解释国家与公益组织的关系，国家会基于公益组织对政权的挑战性强弱，对不同类型的公益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策略。
近日，康晓光在一篇书评中强调了资本是“控制公益”或“剥夺公益自主性”的一个危险力量。显然，他特别重视公益的自主性，要立足于人性善的一面，靠扬善赢得生存与发展的权利，也通过扬善来为社会做出贡献。对于公益与国家、资本的关系方面，诸多学者都呈现出共同的倾向，公益应该与国家、资本保持一定的距离。比如，朱健刚教授认为慈善不应被资本逻辑左右。他认为如果以效率、成本、财富为标准的资本价值观在公益领域起到支配性的影响，将会使得平等、爱、参与、团结等公益价值观被逐渐边缘化甚至消失。他特别指出这种苗头已经出现，值得整个社会警觉。李小云教授提出的公益的捐赠问题实际上也有公益原教旨主义的倾向。
公益市场主义是在中国的公益实践中呈现出来的，在强调公益原本的基础之上，更多地感受到中国公益本身的问题。特别是在面对市场化巨大发展的条件下，大量的资本进入公益，对传统公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式造成了根本性冲击，对公益内部的变革产生迫切感，期望公益能够引领社会经济发展。徐永光先生是公益市场主义的代表人物。他敏锐地感觉到了市场化过程中资本受到道德挤压而呈现出回归公益的趋势以及市场创新对于公益的冲击。徐永光先生最近几年的公益观点，颇具有革命的意味。比如他提出的，危若垒卵的慈善体制将终结于互联网；公益要去行政化、去道德化，不可去市场化；淘汰掉1/3公益组织，这个行业才有希望；做公益的，99%是‘私’字当头；公益创新不求规模化，就是花拳绣腿；中国的公益不应该是简单的搬运工；光给钱的慈善是非常“要命的”。在徐永光先生看来，中国公益存在着两大根深蒂固的问题：公益行政化、公益道德化。国家权力长期侵入本该社会主导的公益领域，是公益行政化的具体表现。公益道德化一方面造成公益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绑架了公益组织创新探索的可能性和公益从业者应有的社会保障。
在这两大问题的缠绕下，当前中国公益创新性不足、市场化程度低下。徐永光先生开出大力发展公益市场化的“药方”，从而最终实现公益的社会化。公益市场化的提法得到了包括何道峰、涂猛、刘文奎等公益实务界领袖的赞同。社会企业和影响力投资是徐永光先生最为看重的公益市场化的“两大抓手”。他认为，社会企业，中国可以大搞；影响力投资，中国需要大发展。徐永光先生认为社会企业不是公益组织，但与公益组织一样，把解决社会问题作为自己的使命，但不以追求利润为目标；社会企业弥补了某些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社会企业在整合政府、市场和社会资源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故能在坚持使命导向的同时保持财务的可持续发展，从而解决政府、企业、公益组织三个部门失灵的问题。同时，徐永光先生主张社会企业可以分配利润，从而可以解决社会企业做不大的问题。徐永光先生认为影响力投资就是义利并举、公益与商业相融合的投资。但是由于制度的限制，影响力投资在中国的发展举步维艰。
公益改良主义一方面赞成公益原教旨主义的基本观点，坚持公益的原本价值，同时也强调公益存在着异化的风险，从而无法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公益改良主义认为要形成自利和利他相平衡，自立和互助相结合的现代公益社会，当下的公益必须要改革。李小云教授是公益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李小云教授提出公益改良主义的思想，与他的发展研究的学科背景有着深刻的关联，并且自身与政府、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从而站在融合性政治的角度，批判对抗性政治。李小云教授的公益改良主义思想强调了要在公益文化、公益与国家市场关系、防范公益组织异化等方面加以变革。在公益文化方面，李小云教授认为当前的中国公益文化是中产阶级的公益文化，并没有形成能穿透不同阶层的公益文化。他认为植根于本土的朴素公益才能更好地唤起草根群体的公益觉悟，构建中国广泛的公益力量。李小云教授对于公益与国家、市场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公益是具有自主性的，不能成为国家主义的组成部分，也不能成为民粹主义的工具，更不能成为发展主义的奴隶。从这点来看，公益改良主义与公益原教旨主义保持了一致性。公益改良主义认为公益的独特性不在于与国家、市场对抗，而在于有机地平衡国家和市场在民生和民主建设上的负能量。
关于公益与政府的关系，李小云教授认为方案公益可以实现公益与政府的凝合。公益组织通过方案型公益，用公益资源引领政府资源，从而与政府协力解决社会问题。关于公益与市场的关系，李小云教授看到了企业向左给公益带来的巨大挑战：公益很可能会被一个在社会伦理约束下尝试出的商业的社会行为所迷惑、所俘虏、所消灭，但是社会需要一个元公益伦理驱动的公益。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公益改良主义认同公益市场主义对于公益的市场化的改造，学习市场的手段，但不能破坏掉公益的元伦理价值。金锦萍教授在这一点上观点非常明确，公益和市场都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以市场方式解决的不能以公益的概念来替代，两条路径的法律与政策是不同的。公益组织的异化也是公益改良主义极为关注的问题。如果中国公益缺乏严肃的自我约束机制，可能会导致社会公益被国家力量和市场力量利用的可能。公益组织和公益人不应自我神圣化，需要做到自知、自觉和自律。
公益原教旨主义、公益市场主义、公益改良主义等其他的意识形态思潮正在影响着中国公益的当下和未来的走向。我们无法判定哪种主义未来会成为影响中国公益的主导思想。中国的公益必然会在与政府、市场互动过程中，不断型塑着自身的价值与功能。我们期待经过这样多元的公益思想争锋，能够促进公益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期盼着中国公益社会早日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