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上去是筹款，
其实是支持每一个在美留学生去改变世界。
（一）
2017年8月1日，美国波士顿，东部时间的清晨，一个叫做邓飞基金会（Deng Fei Foundation, Inc.）的非营利机构，在法律上正式成立了。
2011年初，中国贵州，我目睹乡村儿童因为回家路途遥远，不得不在校园里忍饥挨饿。因为不忍，我们发起了“免费午餐”行动，动员民众捐款，支持学校开餐，为乡村孩子提供一份午餐，至今有超过1000万名中国人捐款近3亿元。
后来，我们以免费午餐为始，发起了暖流计划、大病医保、儿童防侵、会飞的盒子、拾穗行动等7个儿童公益项目，服务4000多个学校约100多万名孩子，构建一个乡村儿童联合公益集群。
而我也幸运得到来自各界的很多褒奖。2013年，中国CCTV年度慈善人物，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袖，连续两次被汪洋副总理颁奖，成为社会扶贫代表。
我们一直在中国贫困地区努力工作，直到我读到了一篇文章《谁能拯救亚的斯十万流浪儿童？》。一个叫刘选国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官员在埃塞俄比亚首都目睹了数以万计孩子因为饥饿瘦骨嶙峋，辍学和流落街头乞讨，他发出呼喊，让我动容。
我们决定分出一支力量去帮助非洲的孩子。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国获利颇多，中国政府做了很多帮助非洲的工作，民间社会也应该行动起来，为人类福祉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一群在非洲支教的中国留学生，帮助免费午餐进入肯尼亚，让马萨雷贫民窟6所学校1400名非洲孩子获得免费午餐。此外，我们合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借助国际红会网络连接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三个国家，筹备更大规模推动免费午餐。
为了保障稳定执行，我们成立肯尼亚基金会，作为非洲执行大本营。
2011年10月以来，中国政府每年投入160—200亿元改善儿童营养，但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孩子需要免费午餐，一些民众对我们去非洲表示迷惑不解，所以我们更倾向找企业或组织筹集定向捐款，国内民众捐款继续留在国内。
一个叫明珠救援的组织承诺捐出100万人民币。
要服务更多非洲国家饥饿孩子，我们就必须要筹集更多资金。
问题是：我们到哪里去找钱？
2012年以来，一些中国留学生邀请我去波士顿分享我们的公益经验。他们合作哈佛大学获得合法性，然后多方化缘筹集资金做了一个哈佛SEED种子班——在中国和北美公开招募有梦想、有活力、正在参与公益的年轻人，集中到哈佛大学，接受公益行动的专业技能、工具和战术，回到中国更有效解决社会问题。
舟车劳顿、耗时至少7天，没有一分钱讲课费，但我选择了六年坚持。我从这群留学生身上看到了爱、坚韧和赤诚之心，如同当年那个被刺痛而跳起来的自己。我也认同他们试图通过公益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国家。后来，被激活被赋能的学员们陆续成为中国各省公益界的精英，成为公益界一股清流。
每年8月，除了辅导种子们，我还自己找活干，努力提高每一次来美的产出。所以，我们在哈佛大学和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去分享公益，很辛苦，却得到了很多新的力量。
我是一只喜欢积攒的金牛。幼小时，我就舍不得丢弃每一件我的玩具或其他物品——它们被我装在一个倒垃圾的竹撮箕里，藏在床下，被母亲发现，令她震惊。
听众一年比一年要多。
每次分享后，我总是会收集愿意进一步交流的伙伴，积少成多，慢慢积攒了两百多人，存在一个微信群里，我取了一个群名，叫“波士顿智库”。
我看见，除了发展经济，留学生们还可以利用美国先进的工具、技能等更有效解决我们的社会问题。譬如如何就地取材做新的建筑，如何通过生态循环的方式取得干净水等。
另一方面，留学生们也有参与社会建设的需求。我也注意到了他们的苦闷——在国外，山好水好空气好，但同时也好无聊，但如何参与建设，他们没有渠道，也不知道如何做。
（二）
7月30日，北京。
一个叫胡益华的律师，愿意和我去美国。
他是我多年的搭档。2011年，北京金龙温泉公寓一个饭局上，我提出要给乡村孩子做午餐，去解决他们饥饿问题，一桌的人感觉匪夷所思，说乡村孩子至少两亿人，一年吃饭需要两千亿元，我们一帮平民百姓怎么可能做得到？“吃着地沟油的人，操着中南海的心”，只有他的眼睛里有火光，他说“我参与”。
后来，我们在贵州找了一个小学，沉下去，做一个试点，做出一个模型。如同钻木取火，先获得火苗，然后再星火燎原。
我曾是一个调查记者，我需要敏锐而快速找到某个方向，采集、梳理和整合多方信息，形成逻辑自洽，捋出一条线，完成一篇攻防兼备的披露性调查，然后尽量宽广传播出去，影响尽量多读者。
而律师，本质上则是一个寻找漏洞和努力攻击的人，只有这样，他才能为雇主争夺量大利益。所以，他可以敲打我的任何纰漏，并擅长通过协议来确定多方的权责利，为我们的行动构建一个稳定安全的体系。
2013年，我们两人一起去念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增添了新的思维、视野和能力。多门学科知识在实践中混合、捶打和融合，帮助我们获得新的能量。
在学习期间，我们进一步优化公益组织治理架构——去中心、放弃金字塔、不信任不依赖强人，推崇组织和制度的价值；在量子时代里，重视、赋能和发展每一个人，倡导常人公益，人人公益；组织多中心、部门总监负责制，独立且协同，分立又制衡；谁贡献，谁有权，还权给参与者、实现公益自治。
依照章程，免费午餐基金秘书长最多只能任两届、任期四年。2017年5月，胡益华辞去秘书长一职，转战免费午餐非洲板块。
（三）
这个美国基金会取一个什么名字呢？
我们颇费踌躇。
在国内，公益界的伙伴总是警告自己做人做事都低调，或是因为做好事好事，不留名留姓的传统，也或者太高调可能意味政府没有做好，令政府不悦。
但我从传播界半路出家到公益界，菜鸟一只，也不懂这些禁忌。辛苦工作之余，一有时间就掏出手机发微博微信，和网友们打成一片，我们在做什么，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没想到的是，我们竟然创造了一个新的公益行动模型——全流程透明公开，人人都可以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参与进来，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啥都没有的可以来吆喝，我们七手八脚，热火朝天把一件又一件的事情给办了。
带着一帮年轻人志愿者，我们六年来跑得飞快，一路刀切瓜菜，但我很快也发现了做事可以高调，但做人一定要低调。木秀于林风必摧死你枪打出头鸟墙倒众人推沽名钓誉欺世盗名年轻人切忌急功近利，看看这一块块智慧结晶的古训民谚，我也心里发毛。
有人建议在国内做一个邓飞基金会，我想都不想，直接拒绝。
在美国，推崇每一个个体努力去奋斗，努力成为自己梦想的那个人，也正是这种产权清晰、激励明确推动了无数个体持续前行，造就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力的国家。想起令人尊敬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我们决定这个基金会就叫邓飞基金会。
两个人，四手空空去美国做基金会，看上去挺逗的，但我们可以无中生有，老办法，去告诉众人我们的计划，做一个新的众筹，找人找钱。
这一次，我没有首发微博，而是发了微信朋友圈，为啥呢？因为发朋友圈有一个好处——你做啥事，都会有人点赞，至少没有人公开斥责你，为啥呢？因为都是你亲友或熟人，他就算对你有意见有看法，也不会公开让你难堪。当然这也有坏处，坏处是我们有可能摊上了一个“同声筒效应”，一堆点赞过来，你有可能误解全世界数你最牛X你最帅，你明儿登基做皇帝都会被各界人民群众衷心拥戴，最典型且最悲惨的就是当年那个被京城各界强烈支持的袁世凯老师。所以我们的党报心里明镜似的，写文章提醒党员干部，慎重发朋友圈理性看待点赞，言下之意是你是领导，你的下属能不给你点赞吗？
所以，我们发朋友圈，要冷静评估它的支持含金量——看看有见识、有水平和有能力的人对你的支持程度大小，我们可以据此做出较精准判断，并得到一个基本盘。
一块石头丢进池塘后，开始有鱼跳起来了。
第一个找我的年轻人叫吴大力，他说念北师大珠海分校时几次听过我分享，并加了我的微信看了我几年。他刚从印第安纳大学礼来家族学院毕业，刚出校门就看到我们，他愿意参与。
一个叫王昊的前侨报记者，现在在地产行业的互联网公司做管理，有着北京人的热情活络，人脉广泛，可以帮我们找关系找人，落地生根。
肖潇是湖南妹子，念辽宁大学时听过我的分享，来美国念传播，正在波士顿电视台实习，她的男朋友研究生毕业，现在做项目管理，也可以来干活。除此，她还可以带一个电视台同事兼闺蜜来帮忙。
还有一个叫吕东鸣，现在波士顿念会计，未来将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任职。一次陪我坐火车去纽约途中，对公益兴趣陡增。为此，他还特意在杭州总部办公室实习一个月，现在逢人就夸我们创造力爆棚爆棚的。
吴大力、王昊、肖潇、吕东鸣、张正阳
（四）
抵达波士顿，也是美东时间7月30日。
人都到齐了，我们去了一个小餐厅。胡益华请大家吃饭，一边开会，我们搭建了一个简约组织——选吴大力为执行长，做一个执行委员会，下设合作与发展（负责筹钱）、受助人综合服务（负责花钱）、志愿者服务（负责找人）和支持（为前三者提供服务）等四个中心，实现中心总监负责制。
次日清晨，在哈佛广场，我竟然捡到了钱。打开，两张一元美金。
我们决定不交给当地警察叔叔，而是签上自己的名字，带回国内挂上墙——这可是上帝给我们的第一笔捐款。
31日下午，宾馆会议室里，我们开始通过网络递交基金会申报材料。美国非营利组织的注册由州进行管理，而免税资格则由联邦来审核。
法律注册实体中，并没有基金会的选项，我们选择了非营利公司（Nonprofit Corporation)，也叫非营利组织的形式来注册。
通过注册系统，我们了提交机构名字、组织目的、基本组织规则等信息，并支付了35美金的注册费用，此时已过办公时间。
第二天一早，我们收到一封邮件，被告知申请资料中有两处信息填错了，我们通过邮件里的链接进行修改，不需要再交钱。几分钟后，州政府网站上，我们查到了组织信息，算是通过了审核。在2017年8月1日美国东部时间的早上，一个叫做邓飞基金会（Deng Fei Foundation, Inc.）的非营利机构，在法律上正式成立了。有了这份文件，我们就可以向联邦申请税号，到银行开通公司账户，在社区以组织的名义开展活动。
现阶段，美国邓飞基金会的业务范围是：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儿童免于校园饥饿，改善儿童营养和健康状况；为儿童解决其他普遍性困境问题;支持年青人参与全球事务，并提供社会服务机会。
这只是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要申请在各州的募捐资格。美国募捐活动由州层面进行管理，确保透明公开，防止专业筹款人员领取过高的报酬。最关键的是，我们还要向美国联邦税务局申请免税资格，也就慈善组织常标注在显眼位置的501（c）3认定。漫长的免税资格审查，是要保证捐赠人的每一笔捐赠，都能去到机构许诺的地方，完成慈善使命。
美国是小政府，预算被严格控制，不吹牛逼不给自己包活揽活也不说自己是人民群众的父母。所以，美国更愿意鼓励公民做慈善组织，配置社会资源来解决社会问题，不担心失控。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做慈善如同做商业，通过公开制度接受市场检阅、监督。做得不好，捐款人就会自动跑掉，慈善组织自然就会衰败，被淘汰。
执行非洲项目的一个小伙伴恰好就是2017年度SEED的学员，也赶来汇合。年轻人们聚在一起，热烈讨论。
我上楼倒时差睡觉去了，事情开始交给有内驱力的年轻人。
这些年，我经历了权威，专家等阶段，我现在要做一名教练，在一边辅导年轻人讨论博弈打开心灵，自己达成共识，一起去创造。
（五）
注册容易，但要运营一个基金会是一个复杂系统。
租房子人工办公费都要钱，我们需要一笔启动资金，8月11日晚，我发了一条微信，问哪位亲友有美金，我们需要5000元美金在美国开锣。
次日清晨，打开微信，我们捡果子如下：
一个叫李剑锋的人愿意捐1万美金，杭州企业家。某晚，他买了好几箱水果送到了我们办公室，泡茶聊天，然后发朋友圈说挺感动的。
一个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字的胖哥，一次对我说你们做公益的挺不容易的，有啥事就找我反正我有的是钱，我估摸了他一下，浙江人，杭州企业家，当时也没有喝酒感冒啥的，靠谱的，于是我只要有啥困难就找他。上次他给让候鸟飞捐款20万元，大病医保要做五周年活动了，又找他，他捐出一枚玉。
高鹰，上海妈妈，我们拾穗行动的合伙人，还帮助我们找到很多妈妈来帮助下乡村没有爸爸或没有妈妈的孩子，她说要捐1000美金。
另一个志愿者高晓红也要捐1000美金，我们的铁杆伙伴，几年来参与了我们几乎所有的公益活动。
因为这个基金会的资金不会流向中国，我们也不愿在国内筹集太多的钱，有22000刀美金就够了。
2011年开始做免费午餐，在深圳，一个叫王树春的网友捐出第一笔钱，两万元，这是我对他提出的数字，他有些疑惑，还问我到底够不够。
两万元，除了锅碗瓢盆，也只能给一个学校的孩子吃一个月午餐。但我相信社会看见孩子们捧着饭碗的笑脸，更多捐款就标出来，事实也是如此。
于是，我们宣布停止向国内筹款。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断掉自己的后路，转而专注在美国本地筹集资金。
没有一个企业家朋友，也不认识美国人民，我们怎么找他们要钱呢？
一、立足波士顿，做一个工作大本营。
二、在美国各州大学建立公益小组，多中心，分权，复制。
三、招募中国留学生志愿参与，去非洲服务儿童，在美国做传播、做活动来做众筹捐款，我们明确禁止找父母要钱捐款。如果每年众筹1000美金，该伙伴将变成我们的公益合伙人，并获得更多权益，参与基金会组织治理。
四、从留学生到华人，继续扩大到美国社区，影响美国本土民众捐款，参与公益。
我发出新的一条微信，“大家有娃在美国，把娃捐出来，交给我们就好了”。
在美国，年轻人远赴非洲做公益，是一件很时尚很酷的事情，更是一个提升心智和能力的方式。激活菩提心，锻造行动力，建立全球视野。三者加起来，它们就是非职权领导力。
接下来，我们开始“收娃”。
免费午餐的老朋友们开始捐娃。引导我们去非洲的刘选国捐出女儿，刘超逸，在洛杉矶一个慈善组织做财务管理。前《九江晨报》总编辑捐出她的女儿，方祎宁，八月去辛辛那提读建筑硕士。《都市快报》副总编辑捐出他的女儿，马上要到美西。
我的老领导，《凤凰周刊》副总编辑捐出了儿子乐乐，还有他的女朋友。广州注意力数字传媒总裁的女儿，马知遥，在波士顿念高中。铁杆捐款人伶子姐的侄女，陆裘宇鸿，念波士顿大学，可以帮助我们画画。
一名中欧校友的女儿，王羽佳，波士顿念高中，做了一个北美留学微信公众号，还给免费午餐捐出该公众号的打赏金17600元。另一个校友的女儿徐安笛，在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
还有一些同学把自己捐出来的。
在长沙听过分享的邓雨轩，在纽约大学。
杨团老师的学生杨梓灵，在哥伦比亚大学。
在美国听过我分享的孟琦，现在已经毕业上班，她问我们佛罗里达是不是需要一个点？最惊喜的是，今年18岁的高中生张睿琪，初中时就捐出压岁钱支持午餐，两年前去新泽西州念高中，和母亲一起帮助我们官网做翻译工作，一次获准在学校讲述故事，发起募捐，却因资金较难打回中国而不得不放弃。这样的年轻人就是我们在美国一个个动力澎湃的发动机。
我们做了数个微信群来装人，组织留学生伙伴集中培训、安排任务，设计方案和执行任务。
现阶段，我们集中服务非洲孩子的免费午餐，有一个抓手训练行动。未来，每一个伙伴可以自己发现其他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如获通过，他们的项目作为邓飞基金会的一个分支，他们可以组建自己团队，募集资金，去推动社会问题的解决。
（六）
8月，明晃晃的太阳打在河边的剑桥小镇，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连接的庞大校园里，到处都是带着孩子参观的中国人，开销不菲，但父母们很乐意为自己的孩子打开眼界，并建立某种人生梦想。
王石曾在哈佛学习和划艇。一次，我们听他沉静用英语讲述求学两年的辛苦，但他挺过去了，还写下一篇日本明治维新变革成功的论文。
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英语学习之后，50多岁的潘石屹也来到了哈佛，持续着他的自我管理。
这些天，在波士顿，我们碰到的每一个年轻人，几乎都和我们有某种关联——听过我们分享，读过《柔软改变中国》，看过我们的微博。
我有些感慨，这些年，我们的行动，我们在大学里的分享，原来都是种子，它们抛出去后，生根发芽，现在正在长成果实。
看了一些地，邓飞基金会办公室最后选在波士顿城区的社会影响力制造所（Impact hub），它与剑桥创新中心（CIC）共享资源，我们可以去楼上的波士顿CIC借用会议室，也可以去麻省理工附近的CIC工作。我们租了一个工位，有伙伴来，可以去一个铺着木板有格调的咖啡馆。窗外不足百米就是斯隆商学院。去年，我读了麻省理工和清华大学合作的领导力班，给我们传授“U形理论”的彼得.圣吉和奥托.莫夏正是学院教授。
马路对面，就是微软和谷歌的办公室。街道上，有一个树木葱郁的微型公园，喷泉里有一颗金属地球，似乎在提醒每一个行色匆匆的精英们。这个地球上，我们都是人，彼此连接，相互影响，我们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