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要有更系统、全面和客观的评估
【财新网】（专栏作家 俞建拖）日前，罗斯高教授关于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现状的演讲，成为微信传播热点。这倒不令人意外，贫困、农村、儿童，总是我们社会最深的关切；而中国经济走到今天，面临艰巨转型挑战，陷阱这样的字眼总能拨动我们焦虑的神经。
罗斯高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学者，研究中国发展问题数十年，从乡镇企业到经济增长、再收入分配和减贫，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深刻洞见。包括最近这次演讲，对于政府和社会深刻认识贫困农村儿童教育和早期发展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但是，从学术和政策研究的角度，这篇文章（以下简称“罗文”）在方法、事实以及政策结论上，都有颇多值得商榷之处，容易产生政策上的误导。笔者所在机构长期早在2006年开始就在贫困农村开展社会试验，先后涵盖校园供餐、学前教育、孕期营养补充、0-3岁养育、中等职业教育等广泛领域，试点范围覆盖10余个省份，因此拟结合我们的工作，就文章涉及的一些问题做进一步的讨论。
一、中国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吗？
罗文从中等收入陷阱切入，但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缺乏坚实基础的理论假说，中国也不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教育重要性无须建立在这样一个缺乏依据的假说上。承蒙罗斯高教授之邀，2010年笔者曾赴斯坦福大学参加一场中等收入陷阱的研讨。研讨结束后判断这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可是七八年过去，国内还有如此多的研究和政策资源聚集在这个问题上，真是令人遗憾。
中等收入陷阱在理论上是缺乏基础的。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两个阶段是最容易进入陷阱状态。一是低水平陷阱，因为发展水平太低，有限的增长成果很快被人口生存所需消耗掉了，形不成必要的人力和物质资本的累积；二是不怎么被讨论的高水平陷阱，这些国家已处于技术开发的前沿状态，往前探索成本越来越高，后面又有新兴国家的追兵，加上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导致发展水平处于一种“稳态”。但是处于中间阶段的经济体，从经济逻辑本身来说，既不缺人力和物质资本积累，又有发达国家的技术可以引进模仿，没有理由在这个阶段突然失速。所以，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教授所指出的，中等收入陷阱是个伪命题。
对哪些国家属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在文献中其实也无定论。中等收入这个“筐”也总是在变，有时是绝对标准，有时是相对标准。但是，世界上的确有一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水平长期在中间阶段徘徊，主要是东南亚和拉美国家，怎么看这个现象？如果仔细审视这些国家的经济史，得出的结论比仅包括几个经济变量的计量模型要靠谱得多。
那些无法从中等收入阶段“毕业”的国家，共性的原因大约有几个：一是政治和社会不稳定，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并与政治、社会结构形成恶性循环，导致资本和企业家的流出；二是国家宏观管理失败，不审慎地举债，不负责任地福利许诺，货币崩溃和高通货膨胀，导致国家财富不定期地被重新“归零”，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三是产业结构单一，在资源型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经济体量小，对外部产业竞争和经济危机的冲击缺乏抵抗力，很容易成为被殃及的“池鱼”。
对比这三条，中国的政治和社会比较稳定、宏观管理总体稳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巨大经济体量，无须将时间精力放在防范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上。中国经济有自身的脆弱性和不足，在社会发展方面也是，但那时另一层面的事。
但是，我们确实要担心20年后进入高收入阶段后的两个问题，一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二是创新和技术进步。这两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在进入高收入阶段后会更快进入停滞阶段。而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有取决于能否公平地解决人的发展问题，公平地投资于人。在这点上，我和罗斯高教授的观点是高度一致的，只是我认为不需要把一致性建立在伪问题上。
二、怎么看中国的人力资本现状和变化？
教育和健康是人发展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维度，其意义绝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上。但是，即便从经济增长角度看，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其作用是基础性的。指出这一点，不仅因为事实上如此，而且也有助于说服各国的政策决策者。经济增长至上的理念在全球盛行太久，导致了许多国家公共政策上的偏废，中国自身也有深刻教训。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曾经在教育、健康等社会发展领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就。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在物质条件非常薄弱的条件下，在教育方面，通过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普及基础教育，实现国民教育水平的较快提升；在健康领域，建立了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通过群众性的卫生运动很早就基本消灭和控制了血吸虫病、痢疾、疟疾、肺结核，发展赤脚医生和中草药，以较低的成本为农民提供了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被世界卫生组织奉为典范。除此之外，通过解放妇女和提升女性的社会地位，也有效地助力整体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提升。
国际发展学界有一个基本共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国此前30年的人力资本积累密切相关。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人力资本积累的作用得不到发挥。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搞对了企业和家庭的激励机制，人力资本的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教育和健康水平仍然保持了较快的进步，但中间也走了一段弯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教育医疗领域政府投入不足，“给政策不给钱”，导致医院和教育机构一度激励扭曲，费尽心思搞创收，出现了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加上事业单位改革不到位，一些问题至今仍十分突出。教育和医疗服务供给的公共性不足，家庭支出负担迅速攀升，在收入差距持续拉大的情况下，很快转化为公共服务的不平等，并与收入不平等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幸运的是，2003年之后，公共政策开始调整。在医疗领域，居民个人的医疗卫生支出占比从最高时的近60%回落到2016年的30%以下；在教育领域，2006年起也实施了免费义务教育政策，教育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到2013年超过4%，贫困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开始实施免费午餐政策。这些政策纠正了教育和卫生领域的一些偏差，带来了教育和健康结果上的积极改变。
与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在教育和健康水平上的表现总体上是突出的，许多指标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排名比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低7位。也就是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提升很大程度上是靠教育和健康拉上去的。1990年至2015年间，现今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排名前135名的国家中，中国的提高速度也是最快的，在135名后的国家中，只有像马里、尼泊尔、圣普、卢旺达等初始发展水平极低国家才有更高的增速。
就教育而言，在罗文所提的2010年，高中毛入学率为82.5%（当年比上年增加了3.3个百分点），当年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仅为26.5%。2016年高中入学率达到87.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2.7%（见下图）。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快速变化，用7年前的数据来引证当下的问题，应该说是十分有失偏颇的。到2016年，全国只有9个省区的高中入学率低于90%（其中的6个省区高中入学率也超过了85%）。这里的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也包括中等职业教育，后者的毕业生毕业后也可以考大学和大专。根据2010年的调查数据，“63%的农村孩子一天高中都没上过”，以此形容今天的农村教育，容易在政策上产生误导。
如果罗文所说正确，那么今天农村高中阶段教育首要是要解决“有无”问题。但是实际上今天更紧迫的问题：一是农村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的质量问题，背后不仅是投入不足，还要调整教育的城乡和区域布局，改革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二是如何为过去大量没有受过初中以上教育、已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提供技能升级和职业迁移辅助服务。当然，继续提高高中入学率仍然重要，没有上高中的12.5%适龄儿童，主要分布在西部贫困农村，但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是不同的。
高中阶段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以前阶段的教育。如果把教育看作生产过程，要改善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孩子的教育水平，一是增加对学校的投入，二是儿童本身需要有好的学习基础。正如国际上大量研究所证明的，也是罗文所正确强调的，要抓住学前（特别是0-3岁）的儿童发展早期阶段。
罗文对中国儿童早期发展状况的判断，其问题不在理论上，而在于事实的把握上。在文末，提到“超过30%的中国未来的劳动力可能会有永久性的认知能力缺陷”，这是研究方法的不当运用和夸大的事实论断。要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作一些补充解释。
脑神经科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0-3岁阶段大脑发育完成80%-90%（罗文取了其中上限值）。在这一阶段，如果有积极的情感、认知、运动的刺激，会促进儿童脑神经元突触的连接，反之大脑一些功能区域的神经元连接无法建立而未能充分发展，存在“用进废退”现象，这种影响具有长期性甚至永久性。中国有“三岁看老”一说，与国际上出生之后1000天的黄金窗口期有点不谋而合。但是，国际上对于这种永久性缺陷的范围大小尚无确切定论，并且普遍认为3-6岁甚至学龄之后的干预对恢复和激活大脑的特定功能区块是有作用的。
有多重原因要求我们十分审慎地使用“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这样的词：
从科学上看，“永久性”和“长期性”的边界还不能非常有效确认。我们要尽可能减少长期性和永久性缺陷的风险，但又要避免在非临床状态下对个人作这样的判断。
从专业表达上说，“认知能力迟缓”和“认知能力缺陷”有性质上的差别，而且业内也不赞同将“认知能力迟缓”“低智商测验分数”和人实际的“智力”等同起来。社会一般公众可能不太注意这些表达的区别，但知悉内情的学者不应混淆和误导，在大众传播中尤其要注意这一点。
从操作上看，考虑到社科的田野调查是在非临床环境下进行，我们必须对测量手段和测量过程可能存在的不足有警惕和自觉。
从研究伦理上，因为没有严格临床诊断和科学结论下的测评结果，给4亿人打上“永久性认知能力缺陷”的标签，由此带来社会歧视和排斥，对这一群体都是很不公的。此外，凭借有限和局部地区的样本，将问题推而广之到几亿人之广，在学术上也是有失严谨。
以上的讨论，并非否定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儿童早期发展重视不足的现实，但我们现在还是“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儿童早期发展的重要性，在国际上也是20世纪90年代脑神经科学和心理学发展之后才形成一致的共识。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中，少数国家（如巴西）出台了全国性的早期发展政策，其他国家包括中国、牙买加等都是在局部进行试点。在过去十来年里，除了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团队，罗斯高教授的团队，还有中国疾控中心、联合国儿基会、大城市的医院以及其他机构都在开展相关的试验研究。我们起步不算晚，应该属于先行探索之列。
但是中国有如此庞大的人口，如果政策迟滞越久，耽误的儿童越多，每年涉及上千万的儿童，没有理由不加快政策进度。在中国城市，年轻的家长们迅速接受了早教。但在农村，早期教育和科学养育存在巨大的空白。直到今天，我们在贫困农村作政策干预的试验，仍然需要花很多精力区说服地方政府和家长。我们正在为认识的不足付出巨大成本，这个成本不是反映在今天政府和家庭的账本上，但在未来账本上一定是赤字。我们确实需要一场轰轰烈烈的儿童早期发展的观念普及运动。而且我们和罗斯高教授团队、国内其他团队的工作都表明，我们是有可能通过创新干预手段，实现较低成本的儿童早期发展干预的。
儿童早期发展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养育是其中重要一环但非全部，这里对中国儿童发展政策和成效还是要有一个客观评价。通过计划免疫接种、孕期补充叶酸、出生缺陷筛查等手段，中国显著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出生缺陷率和低体重率，这些工作仍然为儿童早期发展和进一步改善提供了基础。
总之，儿童早期发展问题十分重要，迫切需要引起正视和付诸行动。但是在研究中，不仅要有良好的目标和愿景，也要避免对证据事实做夸大甚至误导性的判断。学者研究的时候会关注单一因素，这是必要的。但一旦考虑政策，需要充分认识儿童早期发展是及其复杂的过程，避免简化的论断。如果因为证据事实上的瑕疵，反而导致对良好目的的质疑，失去对采取补救政策的信心和决心，那就得不偿失了。
中国地区之间发展水平和条件如此多样，审慎的政策试验和持续的观察，不断地改进干预的手段和方法，是必要的。罗斯高教授所率团队的很多试验，对于丰富未来的政策手段，都是非常有益和启发性的，譬如针对贫血的营养素片，针对寄生虫的驱虫药，针对近视的发镜片等，都是根据贫困地区开展的低成本干预措施等。但是我们在实践中也认识到，正是因为儿童发展是多因素长期复杂影响的结果，不能独立地看待和夸大单一干预措施的作用，而且不能仅就儿童发展来看儿童发展。
以针对贫血的小药片为例。小药片可以针对性地解决贫血问题，但仅有小药片不够，而且小药片要发挥作用有赖于其他投入，如儿童在校和在家的膳食。营养素片（以及营养包）不能替代正常的膳食，过高的估计和强调药的作用，会导致公共部门、学校以及家庭忽视合理膳食的重要性，从而产生“替代效应”(我们在调查农村儿童营养包的使用过程中，确实发现替代效应的存在)。贫困地区儿童上课无法集中注意力，不仅有贫血因素，更有饥饿因素。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从2006年开始做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营养供餐试验的原因，在建议被国家采纳形成政策后，基金会又持续筹措经费对学校用餐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测和评估。中国俗话说，药补不如食补，在营养上也是如此。通过优化儿童膳食结构，可以大幅度降低贫血，也可以消除儿童日间的饥饿以及由此导致困乏、注意力不集中问题。
儿童早期发展的干预需要公共部门、社区和家庭共同发力，每一项干预不仅考虑家庭内部服务传递，也要考虑所依托的环境和变化趋势。在罗文中，提到“妈妈回家”以提升养育效果。他非常正确地指出了孩子和父母在一起的重要性以及隔代抚养的严重后果，但恐怕开错了药方。暂且按下这一建议背后的性别视角不谈，我们到底应该让“妈妈回村”，还是让“孩子进城”？一个有经济自主能力、有社会地位的妈妈，和一个在家承担照料老人和农活的妈妈，哪个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一个在城里能接触更多信息和新观念的妈妈，和一个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薄弱的农村传统乡村的妈妈，哪个更有可能给孩子新的养育？爸爸进城，妈妈回乡，我们不是顺着城市化的方向，而且造成了更多的留守妇女以及功能失调的家庭，哪个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我想这些问题的答案几乎不言自明。
导致贫困农村高中入学率低的因素有很多，除了前期准备不足意外，儿童本人和家庭缺乏意愿也是重要因素。现在中等职业教育几乎是免学费的，为什么大家不愿意去上？因为教育回报率低。教育回报率的高低又和学校放在哪儿有关系，国内多个研究团队测算过（如李实、李春玲、杜两省等），城市回报率要高于农村，城市中直辖市的教育回报率最高，省会城市次之，再是地级以下城市；对东中西部农民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测算表明（邢春冰课题组研究），东部和大城市的回报率要高于中西部。学校应该放哪儿，儿童应该在哪儿受教育，不是一目了然吗？
所以，在提政策建议时，需要有宏观趋势上的把握，要加快推进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要呼吁在户籍以及福利制度更大更快的改革，推动农民工及其家庭举家进城，而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产生更多的问题。
作为发展研究的同行，我个人非常尊重罗斯高教授及其团队长期以来在推动农村发展和减贫上的工作，赞赏多样化和创新的方法。我想我们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发展的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高度一致，但是我们需要对现状有更系统、全面和客观的评估。学者作为专业人士，享有一定的公共话语权，权力意味着责任，因此也必须审慎利用，特别是当政策建言可能影响到成千上万人真实生活的时候。
写这篇文章，一来是一些重大的问题有澄清的必要，正确地识别问题才能有效解决问题；二来是儿童发展如此重要，希望借此机会能有更多同行参与讨论辩论，推动公共政策的改善。■
作者为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助理、研究一部主任，北京博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本文观点仅代表个人，不代表所在单位和儿童发展项目的课题团队，文责自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