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无偿献血的应急手段，互助献血已经在中国存在了近20年。它帮助无数患者解决了用血难题，同时也成了非法血液买卖滋生的温床。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计划，2018年3月31日，也就是昨天，便是全国全面取消互助献血的时间。而从2018年4月1日、即今天起，除个别边远地区外，我国几乎所有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将全部来自于公众自愿自发的无偿献血。
而在这背后，需要每个人拿出自己作为陌生人的善意，同时，也希望这份善意不被辜负。
血荒，血慌
张爱兰最近一次收到丈夫周勇的病危通知书，是2018年2月5日。周勇患有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这是一种会导致造血功能严重衰竭的血液病。
血小板的数量决定着周勇的安危，血小板数值一低，凝血功能将受到影响，他会开始出现各种出血症状，吐血、便血、尿血。这是很多不同类型血液病患者都会面对的危机，《内科学》第八版的一组数据显示：有62.24%的急性白血病患者最终死于因血小板减少而造成的出血，其中，87%为颅内出血。而防止出血的方法只有一个——输注血小板。
这些输入患者体内的血小板也来自于捐献。在我国，根据血液采集方式的不同，献血可分为献全血与献成分血，前者就是我们常见的采集全部血液，而后者则是借助分离仪器，单独采集某一种血液成分，单采血小板便是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捐献。
通常，一个正常人的血小板数值应该在100-300单位，而周勇的血小板数值则经常在个位徘徊，这种时候，他每天至少要输一个血小板，以防止颅内出血的状况发生。但不幸的是，颅内出血还是来了。张爱兰握着周勇的脑CT报告，全身不停地抖，又一张病危通知书被放在了眼前，尽管从前签过好几次，但这一次，张爱兰感觉自己已经没了签字的力气。
令张爱兰没有料到的是，同丈夫的颅内出血一同出现的，除了病危通知书，还有北京市卫计委和北京市红十字会出台的京卫医【2018】27号文件。文件中规定，从2018年2月10日开始，北京市将全面取消互助献血。
此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十五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的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
一直以来，在临床的实践中，互助献血一直是无偿献血的一种应急手段，特别是对于像周勇这种急需用血的血液病患者，在血库存血量有限的状况下，这种方式早已成了轻车熟路。只要他的相关指标低至输血标准，就可以在所在医院开具《家庭互助献血申请单》，填好单子、去医院输血科登记盖章后，张爱兰便可以联系亲友去北京市血液中心献单采血小板。拿到献血证之后的两到三天，血液中心会向医院发配相应血量供周勇使用。
“27号文件”的出台将意味着，从2018年2月10日开始，北京各大医院临床所需的所有血液只能依赖无偿献血。
对于为什么要选择2月10日作为全面取消无偿献血的日期，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新闻发言人给出的解释是，在春节放假前一周，离京回家过年的人数会大幅增加，除急诊外，医院手术量和相应的用血量都会下降。
只是，这种考量在现实中忽略了一点——2017年，北京骨髓移植的手术量占全国接近一半，这座城市聚集着全国数量最多的血液病患者。此外，作为无偿献血主力军的外来务工人员和大学生，已经休假返回家乡。曾有数据显示，北京市80%以上的无偿献血量来自于他们。
血荒出现了。作为血液病患者最不可或缺的成分血，血小板严重短缺成了这场血荒中最大的问题。
血小板是血液中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各种侵害骨髓而形成造血功能低下的疾病，都会影响血小板的质和量。当血小板数降低时，很容易发生出血不止的现象。
由于公众认知程度和捐献方式的差异，无偿献血中，选择单采血小板的人数本就有限，再加上血小板的保存期限最长只有五天，无法大量囤积，因此，血小板不足一直是一种常态。互助献血是血液病人获取血小板最重要的方式之一，叫停互助献血，这个群体面临的将是巨大的用血缺口。焦虑的情绪在北京各大三甲医院的血液病人家属群中蔓延，“找血本来不该是病人的义务啊。但是这一次，找都没处去找了。”
血液科的医生们也不好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暂停了需要大量使用血小板的移植手术，而血液科大夫赵云所在的另一所三甲医院则迎来了“史上春节最多病人”。移植仓里的9位病人，其中一位是不做移植便会随时面临复发的19岁女孩，但当时，医院已经无法得到足够多的血小板，赵云不得已对女孩家属说了最坏的可能。
2月9日，北京市所有三甲医院可以办理互助献血登记的最后一天。一大早，红十字血液中心二楼的血小板采集处门口，病人家属早已在大风中排起了长队，为了争夺一天仅有的300个互助献血名额，队伍中还有孕妇的身影。
同一天，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在向北京市卫计委提交的《无偿献血请愿书》中写道，“每天中心血站公共库仅能提供0-2个单采血小板，而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病房每日平均需要25-30个单采血小板，中间存在巨大的缺口。”
该院血液科主任王静波在朋友圈写道，“看到一个个病人家属在走廊里蹲在地上哭，我心如刀绞，眼睛在流泪，心里在流血。”那两天，他们打遍了全国各地的移植电话，想把病人疏散到血液供应充足的城市，但收效甚微，她为此难以成眠，一闭上眼，眼前就有一袋血小板在晃。
王静波的朋友圈截图 图/来源于网络
互助献血与血贩子
其实，包括王静波在内的很多医生都清楚，取消互助献血是迟早的事，只是没想到一切来得这么突然。
1998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正式实施，根据法律规定，我国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禁止血液买卖，与此同时，互助献血作为一种补充方式也具备了合法的身份。
但在此后的近11年间，互助献血并没有被启用，直至2010年前后。那段期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增长了近两万个，增长速度远高于无偿献血的采血量。2009年，个别城市开始出现血荒，一年后，形势更加恶化，长春、青岛、太原、南京、成都、昆明、南宁等多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血库告急，有的城市库存不足三天，昆明则有八成以上的手术因为缺血被迫推迟。于是，包括北京在内的多个城市开始先后实施互助献血。
对于互助献血的实施，世界卫生组织（WHO）有多项限制条件，并对一个国家的互助献血率有明确的警示——当互助献血占无偿献血比例大于5%时，就存在血液非法买卖的风险。
现实中的状况正是如此。“就算是亲戚朋友排着抽一遍，也不够啊。”当来自亲友们的互助献血无法满足周勇的需求时，张爱兰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去找血贩子，过去两年，她一共从血贩子手里买过60多个血小板。
在我国主要城市三甲医院的血液科病房中，都有血贩子长期盘踞，他们有彼此泾渭分明的地盘划分，明目张胆地和病人家属讨价还价，没有医生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但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当病人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的确能解决问题。”如果有医生干涉他们的业务，有时还会收到威胁信息，甚至个别缺乏医德的医生，还会和血贩子暗地勾结，索取利益。
血贩子们越来越猖獗，不少城市的互助献血率也一路攀升。广西南宁互助献血的比例曾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2014年时，甚至高达50%，列全国省会城市之首。
随之到来的是血液安全的问题。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曾对2009年到2012年的互助献血人群进行统计，统计结果令人震惊——由血贩子操控的互助献血人群的HIV感染率比同期无偿献血人群高一倍。而在南宁，2015年全年淘汰的达不到献血标准的人中，互助献血占81.54%。2016年，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仍接近50%。
“互助献血对无偿献血来说是饮鸩止渴。”北京医院输血科主任、北京市输血质量控制和改进中心主任宫济武曾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说道，“互助献血虽然表面上解决了血液紧张的问题，但是对于推进无偿献血事业来说是一剂毒药。”
2015年，国家卫计委下发文要求各地加强互助献血管理，原则上仅在稀有血型和急救用血等情形下启动互助献血，不断降低互助献血率。近两三年，取消互助献血则已成为大势所趋。
2017年9月6日，广西南宁公布了一起非法组织买卖血液犯罪团伙案的侦破过程。该团伙非法买卖血液逾80万毫升，涉案金额达200余万元。最终，8名犯罪分子分别被判处一年五个月至一年六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一天后，南宁对外宣布，全面停止互助献血。上海、天津、武汉等地先后取消了互助献血。
据卫计委公布的相关数据，经过各地共同努力，全国互助献血率已经逐年降低，2016年降至3.2%，2017年进一步降至2.2%。但在这组数据的背后，北京则成了反例，由于血液病患者数量太多，北京的互助献血比例不但没有降低，反而在年年提高，2017年，这一数字是21%。
北京市血液中心所在的马甸桥附近的公交站牌早已全部沦陷。站牌的背面，“互助献血”、“友谊献血”、和更加直白的“有偿献血”都被打成粗壮的黑体字，配上电话印在新贴上不久的白纸上。但真正有过互助经验的病人家属，根本用不着去公交站牌后面寻找联系方式。
马路边可见的“有偿互助献血“广告 图/来源于网络
血贩子们活跃在各种血液病患者群众中，每一个新客户都由老病号介绍而来，他们熟练地询问对方的病情、所在医院和主治大夫的姓名，再去联系愿意有偿献血的“血人”。
周勇所在的医院，血贩子们有自己专属的地盘，走廊边上，或者输血科门外的拐角。拉人询问的时候，也非常直接，“全血还是血小板，什么型？”最嚣张的时候，血贩子会直接把“血人”按照血型排成四队，再把患者家属拉到队伍前面。“你是A？那你上这队来！”
为了消灭这一状况，北京市停止互助献血也被提上了日程。2017年11月底，北京市卫计委曾组织多家医院召开了一次会议，并在会上宣布，北京要在2018年3月31日之前叫停互助献血，这也是国家卫计委设定的时间节点——除极个别边远地区以外，全国要在2018年3月底之前全面取消互助献血。
阵痛期
在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向北京市卫计委提交的那份《无偿献血请愿书》上，除了对巨大用血缺口的阐述，还有该院108名医生和护士的签名与手印，他们请求“医护人员积极互助献血为我院患者使用”，以及，“在我院建立采血小板的采血点”。
由于单采血小板需要从献血者体内抽取血浆，分离出血小板后再将其他成分回输，因此，对献血人和献血地点的设备要求极高，全北京只有马甸桥红十字血液中心、通州、密云、延庆四个采集点，其他流动献血车只能献全血。
2月9日，王静波顶着大风把这份请愿书送到了北京市卫计委，在她看来，在这个取消互助献血的阵痛期中，这种院内互助的方式是为数不多的解决方案。
北京航天中心医院向北京市卫计委提交《无偿献血请愿书》 图/来源于网络
请愿获得允准后，北京航天中心医院血液科的医生和护士开始自发为患者献血。两天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也争取到了院内互助的机会。
这两家医院的病人家属迅速成立了400余人的献血互助群，但能够参与院内互助的名额有限，北大人民医院为每天20人，其中血液科名额18人，儿科2人。后来，因为很多人不符合献血条件，报名额度被放宽到40名。按照规定，这两家医院团体无偿献出的血小板，将由北京红十字血液中心返回本院使用。
但与互助献血不同，院内互助无法指定到个人，所谓“优先使用”只能建立在病情需要的基础上，简单地说，就是谁的数值更低、谁的病情更重，谁才可以优先使用到院内互助的血小板。因此，家属在报名参加院内互助时，并不能保证自己的捐献会使自己的亲人受益，但即便如此，报名仍几乎不需要号召，群里每天上午10点开始统计第二天的报名，急等着救命血的家属会在十几分钟内报满名额。
与此同时，北京从全国各地调剂血小板的新闻也不断传来。截至2月底，北京市卫计委从河北、山西、湖北、湖南等省向北京调剂了800余单位的单采血小板。山东等其他省份仍在陆续调入血小板和红细胞。
尽管状况有所缓解，但巨大的用血缺口依然存在。根据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3月10日提供的数据，春节后两周共发放血小板2914治疗单位，日均208治疗单位。而这些血小板，要供给全市176家医院使用。
3月13日下午，北大人民医院输血科窗口内，是四五条抢着把化验单伸进来的胳膊，还有十几个等在窗外的患者家属，而医院的用血规则依然是“拼血”——比拼谁的数值更低，病情更重。
“没人献血，我也没办法啊！”输血科的工作人员反复解释。数值在10以上的病人家属直接被劝了回去。等待的十几个人中，有5人需要B型血小板，而当天的门诊只有两个B型血小板。大家像是出牌一样报出自己的数值，“1，4，6，8，10……”一番比拼之后，数值为“6”、排名第三的家属脸上写满了失望。
院内互助因为管理严格，能够杜绝血贩子参与其中，但家属们也在进行另一种形式的“互助”。巨额的治疗费，让不少家属在自家病人暂时安全、别人需要用血时可以帮忙“无偿”献血，血贩子卖800，他们卖600，“别找血贩子，我这里便宜些。”
血贩子也依然存在。“27号文件”颁布之后，病人家属一度集体抵制向血贩子买血。“颁布政策就是被这些人害的，不是走投无路，谁乐意高价买血?”张爱兰说。但仍有血贩子每天在群里打广告、添加家属的微信。
无法争取到院内互助的名额、或者所在的医院无法院内互助时，患者家属们仍然会找到血贩子——
“能弄到AB板吗？”
“只要提前一天订。就能弄到。”
“那能保证输给我的家人吗？”
“这个保证不了。但是你不买，那肯定没有。你买了，还有分到的可能。”
仍然有家属出钱给血贩子去买不知道会献给谁的血小板，因为，在他们看来，这好歹增加了献血量，而总量的增加，也会使他们得到血的几率更大一些。
陌生人的善意
血荒期间，有多位医生先后在微博上呼吁公众去无偿献血，尤其是单采血小板。发声的同时，医生们也率先挽起袖子做了示范。
让移植仓内的病人做好最坏打算的赵云献了一个O型血小板。微博红人、北京积水潭医院烧伤科医生阿宝也在春节期间捐献了血小板，同一天，他还遇到了来自宣武医院的同行。春节过后，前往北京市血液中心无偿献血的人数也有明显增多。
只是，一时的热情解决不了血液科病人长久的用血需求。
“27号文件”在颁布时，也提出了一些长久的解决方案，比如将临床用血医疗机构的自体输血率提高到30％，这是一种在手术前存储患者自己的血液，需要时再回输给患者的方法，在澳大利亚和美国，临床用血自体输血的比例已经占到80%-90%。
此外，人工造血的技术也被看做是在未来消灭血荒的重要手段。但无论是自体输血、还是人工造血，从意识普及到技术完善仍需假以时日。因此，目前，想要彻底消灭血荒，唯一的办法只有提高公民的献血意识，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相信并愿意无偿献血。
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显示，2011年时，中国无偿献血人数仅占总人口的0.9%，远远低于同期美国日本及欧美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美国同期的无偿献血率是6%、日本是7%。世界卫生组织认为，当这个数值达到1%～3%才能满足该国基本的供血需求。
由于人口基数过大，以及“互助献血”的存在，我国的无偿献血率一直提升得很缓慢。从2011年到2014年，三年增幅只有0.05%，2017年，这一数值首次突破1%，达到1.05%，终于及格。
早在2011年全国大面积出现血荒时，搜狐网就做过“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献血”的调查，排名前几位的原因中有常识的问题，例如献血是否会影响健康，是否安全；也有对用血制度的不解，“为什么是无偿献血、有偿使用？”对于这一点，来自官方的回答是，公民在临床用血时缴纳的费用，并不是血液的费用，而是用于血液采集、储存、分离、检验等环节的成本费用。
所有原因中，最难以解决的是信任，有相当一部分参与调查者表示，用血信息不公开、献血利益得不到保障等原因，会导致他们不愿意无偿献血。
近几年，无偿献血的普及一直在这种信任的博弈中艰难推进。其中，武汉和深圳的经验或许值得很多城市学习。
尽管取消了互助献血，但武汉的全血和成分血供应仍十分充足。“单采血小板本市用不完，还可以送到上海去用，武汉自己也是医疗重镇，病人也很多，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血液问题独立观察员杜向军在接受“丁香医生”采访时如此总结武汉的成功经验，“一方面是宣传教育、培养志愿者团队，还有就是考虑到与全血捐献相比，血小板捐献在时间和路程上的成本较高，给予适当的物质补偿。”
深圳作为全国极少的几个从未推行过互助献血的城市，60%的血液、100%的血小板都来自定期捐献者，而做到这一点依靠的则是不断完善制度保障献血者的利益。
按照国家卫计委的计划，2018年3月31日，也就是昨天，便是互助献血全面停止的时间，而从2018年4月1日、即今天起，除个别边远地区外，我国几乎所有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血将全部来自于公众自愿自发的无偿献血。
对于无偿献血，信任危机仍然普遍存在，而现实的危机则更加严峻，在烧伤科医生阿宝看来，最根本的解决方法仍是来自陌生人的善意，“我们不能等世界完美了再去善良，我们应该用自己的善良去让这个世界完美。”
尽管这种想法透露着一种“不合时宜”的天真，但如果想让血荒不再出现，这似乎又是我们每个人唯一能做到的事——一边拿出信任、交付自己的善意，一边期待它不会被辜负。
（文中周勇、张爱兰、周云均为化名
除特别标注外，文中配图均来源于视觉中国）
